■ 北京自由撰稿人 刘柠

据日媒体报道，1月23日，关于位于京都市的留学生宿舍“光华寮”归属权问题的诉讼，日最高法院向诉讼双方代理人分别送达了聆讯通知书，将于近日听取各方对于“到底谁是代表中国的政府”的意见陈述，使这件40年悬而未决的事件重新浮出水面。

光华寮位于京都市左京区，是一幢总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五层楼房，建于1931年。战时，京都大学从其所属的民间公司租赁，作为中国留学生寮（宿舍）。战后（1952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买断建筑产权，由赁屋而居的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直到现在，仍有数名华人留学生居住其间。中日复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在国际法上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该设施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的国有资产，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机构行使监管之责。

1967年，正值大陆文革如火如荼的时候，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作为原告，起诉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8名华人寮生，要求归还该设施。官司打到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与台断交。

1977年，京都地方法院一审以“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作为中国公有财产的该寮所有权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为由，判决台湾败诉，“国府”不服上诉；1982年，大阪高等法院取消一审判决，退回重审；1986年，京都地方法院重新审理后，居然改判台湾胜诉，引发了中方的强烈反弹。翌年，大阪高等法院驳回中国方面上诉，再次判归台湾当局，并命寮生们迁出；寮生不服，复上诉。

为此，中方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但日方却始终强调“三权分立”原则，以“行政不干预司法”为藉口，回避责任。光华寮问题甚至成了日中首脑会谈的议题，乃至邓公（小平）公开指责日本政府“制造一中一台”。至此，事件发展成外交问题。为避免招来中方更猛烈的批判声浪，日最高法院不惜把此案打上“封印”，长期搁置。

“光华寮事件”是发生在80年代中日关系“友好”蜜月期的仅有的几桩摩擦之一，其实质是“两个中国”，昭示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不可动摇的立场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日方在该问题上的暧昧性、权宜性，暗示了未来两国关系“晴间多云”的逆转。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是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基础之一，也是中方不容挑战的底线。但是，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特殊的政治风土及其投射在某些政治家身上首鼠两端的“两面性”，更由于美国所主导的“日美安保”从最初的牵制日本、防止其江湖“独走”的约束机制向所谓“全球同盟”的共同防卫体制的转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野心时有呈露，从“周边有事”，到“有事法制”，直到最近与美共同制定旨在“台海有事”的情况下军事介入的联合作战计划，不无升级的趋势。对此，美国虽难脱纵容、诱导之嫌疑，日本也不乏顺水推舟，甚至夹带私货的“自主性”。

不过，回到问题本身，就事论事地说，双方在80年代的交锋，其实也有误解误读和相互试探的成分——毕竟，蜜月，有时也意味著不了解：中方对日方指责，显然以自身的政治制度为基准，缺乏对对方社会的理解，至少没有“设身处地”。公平地看，“三权分立”并不完全是日本拿来说事的“藉口”，同时也是政治现实，与其战后“和平崛起”的事实并行不悖。可话说回来，此案判决一波三折，颠来覆去，终遭长期搁置的事实表明，尽管日方嘴上说“行政不干预司法”，但政治（包括台湾和挺台政治势力）因素的介入是明摆著的。但在最初的“友好”岁月，经济如日中天的日本“改造”中国，促其向国际社会回归，从而将其“统合”到以西方价值为主导的“后冷战”框架内的“统战野心”是如此强烈，乃至由不得司法系统单独“恶搞”，终被叫停的背后，政治之手若隐若现（同一时期，前首相中曾根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翌年断念之事也与中国有直接关联）。

无论如何，最高法院下达聆讯，表明既往台湾胜诉的二审判决将被再检讨。在今天中日关系回暖，中国“和平崛起”正变得高度现实的大背景下，难以想像，这种再检讨会偏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同时，无论司法的天平偏向哪一方，对日本来说，无疑都将再度激起外交上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