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张石
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冬
记者:前些日子冬
冬柴:和2005年比,中国来日的旅游客增加了很多,在2005年,有339万日本去中国旅游,但是中国来日本游客只有65万人,如果再增加50万人,日本到2010年达到1千万中国游客访日的计划(Visit Japan)就有可能实现。中国有13亿人口,每年出国旅游的人数达3500万人,如果再有300万中国人来日本,日本的外国游客就达到了每年1千万人以上的目标。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只有希望更多的中国游客来日本旅行。而在去年的12月21日,韩国的第200万名游客来到了日本,韩国的人口也就是6000万吧,而台湾也来了100多万,因此比较而言,中国只来了65万的游客,显得太少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在日本方面,比如团体观光的组团人数如果达不到40人,日本方面就不发签证,而且能够发放旅游签证的日本在外公馆的数量也很少,比如说中国的东北地区,和日本的缘分很深,而东北地区却没有能够签发来日本旅游签证的在外公馆,因此我希望渖阳总领事馆也能够签发旅游签证,为此我正对各方面的相关部门做工作。再一个就是组团人数,我认为5个人组团就可以发签证,组团人数可定在5人-40人之间。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中国来日旅游的人数会爆发性地增加,我是这样考虑的。这是日本方面的问题。今年是日中国交正常化35周年,同时又是“日中文化体育交流年”,因此我对中国领导人说:希望利用今年这个好机会,增加双方来往人数。
记者:您和中国铁道部刘志军部长进行了会谈。有关日本新干线进入中国的问题,是否得到了什么希望?
冬柴:我们和中国铁道部的交流有很长的历史了,最近我们还接收了铁道部的2个秀才来日本研修信号和铁路,是从去年7月开始研修1年。铁路技术人员来日交流的人数在10年里已达到2000人,在技术领域我们已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交流。另外中国计划到2020年,完成12000公里的高速铁路,为此我们希望中国一定和我们共享日本新干线的技术,让日本参加中国高速铁路的建设。日本在这方面是强项。但是中国方面说:日本方面的价格是不是高了一点呀?我说:如果有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对的。日本从昭和39年(1964年)新干线开通以来42年一直是无事故的,没有1个人因为新干线事故死亡,运载了70亿人次的乘客。可能您也知道,从东京到大阪的新干线,每隔约5分钟就发一列,时间仅有3个小时,而且不会晚点或提前1分钟以上。“新干线”这个词虽然是日语,现在成了国际用语。日本能达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是付出很多表面上难以看见的努力,进行了许多技术开发的。可能从现在来看,日本新干线是贵了一点,究竟贵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还是便宜的。
记者:中国对于日本新干线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吗?
冬柴:是很积极呀。但是这不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国家的问题,但是日本是民间,我们作为国家,虽然能做出新干线的运输要求,但是我们也只是一个帮忙的角色。而有关价格高低的问题,要和日本的商社,或新干线技术的所有者东日本铁道株式会社进行技术上的共享与协商,而我们作为国家,是怀著骄傲的心情向中国推荐日本的新干线的。
记者:这次冬
冬柴:我们确实发出了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日的邀请,
记者:从1月9日起,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中国方面好像对此有点担心。
冬柴: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现在联合国加盟各国,如美国等防卫部门都是省部级,没有一个国家是用厅(agency)这个级别来称呼的,以前只有日本一个国家用厅。日本由于对战争的反省,因此将防卫部降格为厅,在防卫厅以前是警察预备队等,但是从各种意义上讲,只要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就有遭受侵略的可能。看见自己的国民受到蹂躏也只能袖手旁观是不行的,在这样的时刻就要反击,为了仅仅在这样的时刻做出反击,因为才叫“自卫队”。也就是只进行“正当防卫”,也就是对在紧迫情况上突然发生事态和侵略做最小限度的反抗和自卫,这是日本战后宪法9条所规定的日本的一贯方针,也就是放弃一切由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武力行使和介入国际纷争,这是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希望中国人民了解:日本完全没有再次发动战争的意志,同时也没有这个能力。
记者:在下一个阶段,安倍首相要修改宪法,中国所担心的可能是,日本在这方面逐步升级,比如说,先将防卫厅升省,然后自卫队变成军队,最后抛弃宪法9条,成为军事大国。公明党对改宪这个问题是怎样认识的呢?
冬柴:战后60年以来,日本一直没有进行宪法改正。而现在的各种问题和环境和6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出现了许多在60年前难以想像的问题,因此宪法也要把这些新事物写进去。但是现在的宪法9条是非常好的一条,没有改变的必要,这是我的想法,也是公明党一贯的立场。
记者:有关东京羽田机场到上海虹桥机场的包机的问题,目前是否有什么进展?
冬柴:正像您所知道的那样,10月8日安倍首相突然访问了中国,和温家宝首相会谈,在羽田机场和虹桥机场之间开设包机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这次我去中国,和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杨元元进行了会谈。我说:这是两国首相达成一致的问题,我们应该向著这个方向努力。在这点上,我
我在会见唐家璇国务委员时,也谈起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