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哥

从《中日新闻》（日本的一家报纸）里看到一家鞋店助销的广告，正好闲著没事，就带著孩子们去随便看看，顺便去旁边的中餐馆吃饭。到了鞋店，6岁的大儿子对鞋子毫无兴趣，2岁的女儿却在镶有Kitti画像的小袋子前玩耍，只有4岁的二儿子，眼睛直盯著一双黑色的跑鞋发愣。我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太对自己口味的鞋子，便吆喝大家集合。老大老小立刻响应，只有老二却仍执著地指著那双鞋。孩子们他妈只好上前去拉老二，边拉边说：“不需要不需要，你哥哥的旧鞋子还有两双等著你啦。”二儿子当然不干，使出全世界儿童共同的拿手好戏□□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一看，是老九显示“男子汉大父亲”的机会来了，便跟著上去问是怎么回事。在看过那鞋的标价后立刻大声说道：“喜欢就买嘛。”说著递给了老二2000日元。老二高兴得从地上弹起来，一袖子就把脸上的眼泪鼻涕变成了开心的笑颜。在餐馆吃过晚饭后，二儿子乘大家还没起身自己换上了新鞋，做出了个与他年龄极不相称但很典型日本式的动作。他笔挺地站在我的面前，深深鞠了个90度的躬，然后加上一句：“Papa，阿哩噶哆。”（爸爸，谢谢）之后听孩子他妈美慧子说才知道，这是我家老二出生以来的第一双新鞋子。

听了这话，作为成家二崽的我不由一震，便想起下面这一段往事来。

那是在1961年，地球还处在温暖化之前。记得那正是过年的前夕，冰天雪地，室内都在零度以下，室外的气温就不敢去记忆。尽管如此，哥哥仍每天带著我走半个多小时的路去上学。

走路倒不怕，遭罪的是那双从哥哥那里继承来的黑色的旧套鞋。因为没有鞋垫，母亲就在鞋里铺了些稻草。因为没有袜子，父亲就找来两块破布把我的脚包起来塞进鞋里。又因为那套鞋本来就很旧，加上还太小，一塞就破了。父亲无赖，那天只好借了公家的脚踏车，皱著眉头把我送到了学校（当然只是那一天，以后，就都是自己的脚拖著那双鞋去上学的）”

要过年了，我的大脚趾从鞋里钻出来向妈妈鞠了一躬。妈妈看都没好好看，就：“知道了，等年三十再说。”

年三十终于等到了。清早，妈妈拿了双红色的套鞋给我。我惊喜地扑了过去，接过来一看，不像新鞋。再仔细一看，原来就是我那双从哥哥那里继承来的破鞋，只是用自行车的旧内胎包了一层，给黑色的鞋子披了件红外衣。

我仍兴致冲冲地立即穿在脚上，迫不及待地往外跑。外面的路上都结了冰。找到一片薄冰的地方，我用脚跟砸开冰层，很勇敢地将右脚踩了下去，“水啊水，这回我可不怕你啦。”正得意，一如既往，水还是毫不客气地浸了进来。真它妈懊愤。

我瘸著一只脚往回跑。母亲看了，拎起我因还没解冻而不知道痛的耳朵：“今年还只帮你补了双鞋，就是不爱惜，好东西你不在得（不配）穿，以后就打赤脚算了。”说完她叫我把鞋脱掉，掏出里面的稻草，烘在煤火炉不远不近的地方。

我除了用左脚打摆摆（用一只脚跳著行动）以外，就只能坐在被子里，看著家里其他的人过年。

吃过年夜饭，父亲接到省委某领导的电话，叫他去湘江宾馆。湘江宾馆有9层楼，是解放后长沙第一座有电梯的大楼。父亲带著哥哥立刻出了门。而我，眼巴巴看著我煤炉前的那双套鞋，心想：“有什么了不起，等我长大了，就住到一个有电梯的大楼里去，天天坐电梯，都不让你们来看我。”

等他们回来，已经很晚了，我虽一直等著，但此刻却突然装睡。其用意是“我才不在乎坐电梯”。大家当然知道我是在装睡。父亲打开一包什么东西，说：“是首长给的。”

母亲的声音颇激动：“灯芯糕，好久没有吃了。”

于是，父母加哥哥津津有味地吃起灯芯糕来。我听到母亲几次轻轻提到“死猛子”（我的绰号），可父亲故意大声说：“他睡了，别吵醒他。他要是想吃，自己会爬起来的。”我心里只想吃，但就是拉不下面子，一直忍受著口水的考验。等大家都睡觉了，哥哥才拿出他藏起来的几根灯芯糕塞进我的被子。

第二天，我趁家人都外出拜年，叫了个小朋友，把父亲上了锁的小皮箱锹开，两个人几口就把剩馀的灯芯糕都消灭了。

想完这段往事，我从餐桌前站起来，拉著二儿子的手说：“老二，跟爸爸买鞋去。”

“不是刚买过的吗？哎呀，不会是就老年健忘了吧……”孩子他妈美慧子一副担心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