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京会

今年12月，瑞典诺贝尔奖领奖台上将站著一位亚洲人领奖者——文学奖将授予土耳其的奥罕帕慕克，一位年轻又富魅力的作家。亚洲人不是第一次领这个奖，但得奖人数不能与欧美同日而语。这个奖肯定的是个人的贡献，但无疑得奖者的国家也因此受到世人瞩目。除了文学不能完全脱离地区特色以外，其它的科学并无任何地区性。但一个科研教育称不上先进的国家，是难出现拿诺贝尔奖的人的，某种意义上的“水涨船高”。

土耳其介于欧洲与亚洲之间，但从社会文明的角度看，它同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历史文明灿烂于现代文明。

中国人还没有登上过这个最高领奖台。李政道也好杨振宁也好，都是美籍华人，也就是说是划在美国河里的船，尽管有中国血统中国情结，但不代表中国。有古老文明并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何时有代表登上这个奖台？不晓得。

不晓得，并不意味著我对此没兴趣或对此没信心。照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看，那还能远吗？担心的正是这一点，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止，国家计划经济下的纯科研到现在的经济效益第一已过了将近30年。国不富民不强，科研自然不会发展，但不能否认不少梦想在全社会的“向钱看”的生活文化中流失掉了。

1979年恢复高考的第三年，我在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中学几百名毕业生中选出的21人的理科高考班（因文革后遗症喜爱文科却选理科）。从进小学就一直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挖防空洞贴大字报，没好好上过课。进高中后从正负数分式开始学，时间要多紧有多紧。班主任李婉芳（其姐姐是北京人艺著名演员，丈夫是中科院天文所所长），一位严谨的数学教师，破例在紧张的数学课上为我们朗读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21人中除了我这样考进三流工科学校的两三人以外，有考入南开数学系、考入北京医学院的，有上海交大、北京工学院、南京工学院等等，无一人落榜。

20多年过去了，天南海北很难聚到一起，但会听到这样那样的消息：每人都不落时代地努力著，有学者、有医生、有企业家——千万亿万的大富翁，但没有人得“诺贝尔奖”。当然没有，一个小小的新街口中学（普通中学，但离北京八中很近）怎么可能出来“诺贝尔奖”？但当年我们中真有一两位自信满满有志有才华的。

我相信得奖者都是具有天才又做了不同常人的持久忘我专注的努力，有时甚至专注到日常生活与常人有所不同。1994年的诺贝尔数学奖授予了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那什教授。他从年轻时就认为自己有爱因斯坦似的才华，无视普通的课程，自学自读，独往独来。但由于他的过于自信竟得了假想症（精神分裂症的一种），但他在妻子的支持下，战胜了影响思维的假想症，重返大学讲坛并抱病坚持数学演算，终于得到突破性的成果。除了医生的明确无误的判断治疗外，深爱他的妻子和熟知他的同事对他的理解与忍耐不能不说是保护了这位数学才子。

大概谁都不否认，陈景润若不是从最富创造力的40多岁开始就一直不能摆脱怪病“帕金森”的折磨，说不定已成为中国第一位拿到诺贝尔奖的人。也许就是缺乏有效地控制住病魔的医疗，缺少好的人文条件，使我们过早失去了这位离诺贝尔奖台最近的人。

爱护天才的意识也应表现在孩子们的教育中，没有比承认他的才能更能鼓励天才的发展的。也许不知不觉中由于我们的疏忽大意自我为中心扼杀了我们身边可能出现的天才。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的中国比1979年的中国更接近了诺贝尔奖的奖台，毕竟“水涨”许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