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震云

我是个乡村孩子，从小在村子里长大，十六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作者。我小的时候，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小学教员。也许正是因为我不会说话，才向往说话的职业，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我十五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去当兵，碰到一个战友，是他告诉我，我一辈子不该干别的，应该写作。后来这个朋友，成了一个杀人犯。这个朋友叫冯修懿，比我大三岁，是我到目前为止见到的朋友中最聪明的人之一。去当兵要坐火车，一上火车，他就开始写诗，把我们这帮乡村孩子给吓坏了。我当兵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谋生，将来能娶上一个媳妇。但我这个战友，到部队仅仅半年，就不想当兵了。我问为什么，他给我提出一个问题：你觉得美国怎么样？当时的中国人都觉得，美国是个非常贫穷的国家，等著中国的军队去解放那里的人民。我把这话说了，冯修懿跟我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美国人比咱们生活得好。我脑子轰地一声炸了。过了几天，冯修懿就失踪了。因为我们当兵的地方离蒙古国特别近，当时中国和蒙古的关系也很紧张，部队就觉得我这个战友叛逃了。于是部队把一个团的兵力拉到边境，要抓这个叛逃分子。我们的团长是一个大胖子，他说，投降就让他投降，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一千多人，子弹都推了上膛。但最后也没抓著我那个战友，因为他没有叛逃，他一个人回了家乡。等我从部队回家乡探亲时，我去看望他。我问，你在家干吗呢？他说我要把这世界给搞懂。接著拉我去他的房间，他弄了一张特别大的床，铺板垫得很高，上面摆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康德、黑格尔等人的书。我问：你把这个世界搞懂了吗？他摇摇头：越搞越糊涂。这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也不要当兵了，你应该写作。我问：为什么呀？他说：正是因为对这个世界不懂，所以要写作。我说，你怎么不写呀？他叹了口气：我的心已经乱了，无法写了。我的朋友当时也就二十来岁，但他说出了两千多年前孔子的苦恼。正是因为对世界的不解，孔子才周游列国。正是因为对世界苦恼，孔子才说出了《论语》中的那些话。或者说，孔子和冯修懿关注的，都是对世界不理解的部分，而不是已经理解的部分。到了写作上，这就是一个伟大作家和普通作者的区别。但我的朋友有孔子的见识，却在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他正在和一个姑娘谈恋爱，这个姑娘看他整日疯疯癫癫，就跟另外一个人谈恋爱去了。我这个战友一锤子下去，就把另一个人给打死了。这是一个悲剧。但我记住了朋友的嘱托。我对这个世界，也像我的朋友一样，不解的地方多，解的地方少，当我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开始写作。这就是我写作的缘起。顺便说一句，为了纪念这位朋友，我还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新兵连》。

接著我想说一说我脑子里最近常转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三姥爷。我的三姥爷是我外祖父的弟弟。和我外祖父和外祖母一样，他和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三姥娘也给地主打长工。我三姥爷和三姥姥的关系不是太好。我三姥娘脾气很大，是个暴烈的女性。有一次家里丢了一条羊，两个人又产生了战争。过去争吵的时候，我三姥爷都忍了；这次争吵之后，我三姥爷突然发了狠，离开我三姥娘，选择了出走。他过去从来没走出过家乡方圆五十里，但这次就越过五十里到了县城；又越过县城，来到新乡。新乡是河南一座中等城市。三姥爷住在新乡一个车马店里，夜里特别得闷。半夜别人都在打呼噜，他却睡不著。他走出车马店，想找一个热闹的去处，用别人的热闹，来消解自己的烦恼。他一个人顺著大路往前走，终于找到一个热闹的地方，那就是火车站。我三姥爷走到天桥上，正好一列火车驶来。这是我三姥爷在世界上第一次见到火车。那时的火车还是蒸汽机。火车喷出的雾气、鸣笛的声音，让我三姥爷感到世界为之一变。火车停靠在站台上，从火车上下来成千上万的人，又从站台上上到火车上成千上万的人。这些成千上万的人，三姥爷一个也不认识。既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为了这些成千上万的陌生人，三姥爷流下了泪。三天之后，三姥爷回了家乡。回家之后，就到了中秋节。中秋节前他买了几块月饼。他有一个女儿，特别调皮，那时候没有芭比娃娃，也没有电子游戏，这个女孩特别爱玩牲口。牲口就是那些大骡子大马。在地主家喂牲口的老王，一转头就看见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在高头大马上骑著。这个孩子真是太疯了。但有一天她玩过了头。过去财主家喂牲口的草，在上槽之前，都要过一下水，把灰尘洗掉。这孩子除了玩牲口，还爱玩那口淘草缸。这天她顺著缸沿转著走圈，一不小心掉下去淹死了。当时家里孩子多，死了也就死了，三姥爷没当回事。但是半个月后，他突然从窗台上看到半块月饼。那半块月饼上，还留著他死去的女儿的牙印。三姥爷突然大放悲声，整整哭了三个时辰。哭后，他又决心出走。但他这次出走，和上次出走就不一样，这次他是要离开伤心之地。他带著一家老小，来到县城，还是伤心；来到新乡，他过去来过新乡，以为到了新乡就不伤心了，结果到了新乡还是伤心；他又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出河南省，来到陕西宝鸡，不那么伤心了，才在宝鸡落下脚。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说写作也和三姥爷出走一样，是为了离开不解和伤心之地。中国有出戏剧叫《白蛇传》，说的是一个书生和一个美女在谈恋爱，最后发现，这个美女却是一条毒蛇。最后的结局，当然是一个悲剧。但我认为，悲剧不在于一个人和蛇在谈恋爱，而在于这个作者，肯定对人和人的恋爱充满了不解和伤心，不然他不会去另找一条蛇。中国还有一个传说叫《孟姜女哭长城》，孟姜女的丈夫修长城累死了，孟姜女千里寻夫，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家知道，中国的长城是非常坚固的，孟姜女用自己的眼泪，把长城给哭倒了，她丈夫的尸体，便顺著滔滔泪水漂浮到她的面前。我这里说的是，重要的不是孟姜女伤心，同样也是作者对长城和世界的不解，不然泪水也不会化为滔滔江河。中国三国时曹操说过，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酒）；我想说的是，何以解忧，惟有写作。顺便说一句，我这位三姥爷，正出现在我正在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里。

最后我想说一说《温故一九四二》。《温故一九四二》和我另外一部小说《头人》，合成一部集子，今年四月份在日本出版了。感谢刘燕子女士、山田正行先生、竹内实前辈，还有中国书店的川端幸夫先生，他们让刘震云不解和伤心的另一部分中国人，来到了日本。《温故一九四二》是我一九九三年写的作品，迄今已经十三年了。这是一篇在中国引起争议的作品。读过这部作品的朋友，就会明白争议所在。其实这种争议，相对于这部作品，是一种误会。这篇作品写到了政治、战争、灾荒，一九四二年，正是中日战争的胶著状态，于是又涉及到人，有中国人，有日本人，有美国人，中国人中，又有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是一盆杂拌粥。这时在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不是因为灾荒，而是因为政治和战争，在政治和战争挤压出的真空地带，我的父老乡亲，在往陕西逃荒的路上，被饿死三百万人。大家争议的焦点，是作者的态度。其实我的态度，并不是许多人读出来的态度。虽然写的是政治、战争和灾荒，但我并没有从这些角度出发，或者说，我写的也不是政治、战争和灾荒，而是一种复杂的生活；或者说，我是从生活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和战争的角度，去打捞几十年前在逃荒路上饿死的那三百万乡亲。这里有一个大和小的概念。世界上有六十多亿人，两千多个民族，尽管人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积累不同，宗教和信仰等也不同，但对大和小的认识，大体是相同的，即认为社会比生活要大，政治和宗教又比社会大，控制著社会。这是人类到目前为止的认识和实践。但我恰恰认为，不仅仅是一九四二年，到目前为止，这是人类纠纷、暴力和战争的起源。我们看一看目前的中东地区、亚洲的局势，就会明白这一点。其实具体到每一个人，每天清早遇到的问题，和人类的结论恰恰相反，他遇到的生活比社会大，人比生活大；具体到一九四二年，一个灾民如何活下去，又比政治和战争要大。从短期看，政治和战争改变了历史；从长远看，却是灾民的一顿饭，改变了历史。在一九四二年，我的乡亲吃过日本军队的军粮，正是这一点，作品在中国发表的时候，有过大的争议；书在日本出版的时候，一些日本朋友也有别的看法。虽然国度不同，争议也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一种误会。大家都没有从生活和人的角度，而是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或者说，都不是从自己的角度，而是从别人的角度，与我发生了分歧，也有违我写这篇作品的初衷。但自我写作以来，还没有哪一部作品，在发表和出版的时候，是没有争议和误会的，我已经习惯了。也许，这也是我不解和伤心的另一处地方。也许，正是因为误会、不解和伤心，我才有了继续写作的动力。这也应了我刚才说过的一句话，何以解忧，惟有写作。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