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石
中国著名作家刘震云所著、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监修、在日华人作家刘燕子翻译的纪实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日文版由中国书店出版后，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日本主流媒体《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以及地方媒体《北海道新闻》、《西日本新闻》等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温故一九四二》描写了1942-1944年之间，由于大旱灾、大蝗灾，河南省3000万民众饿死了1/10人口。1943年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通过宋庆龄向蒋介石报告了“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徵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另外还有300万人逃荒，卖儿卖女，狗吃人，人吃人。当时的蒋委员长不得不下达救灾命令，但是政府官员黑心黑肺，看著人民死亡，还在继续盘剥人民。所谓“救灾运动”，只是一场给洋人看的闹剧。
“后来事实证明，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了什么措施吗？不是。是蝗虫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1943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刘震云在谈到这本书的主题时说：人比生活大；具体到1942年，一个灾民如何活下去，又比政治和战争要大。从短期看，政治和战争改变了历史；从长远看，却是灾民的一顿饭，改变了历史。
本报记者在
记者：您的《温故一九四二》是纪实文学呢，还是小说？
刘：这部作品和小说不同，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因为中国报告文学的特点就是虚构的成份特别多，而《温故一九四二》是和虚构化的作品彻底区别开来的作品。小说的最大的特点是靠作者的想像力，包括它的人物、故事、情节、细节、结构等等，它是通过虚构达到真实的内心，而在写作《温故一九四二》时，我采取的是一种“调查体”，美国有这种方式。这种体裁的作品是通过外在事件的真实、人物的真实、细节的真实来达到内心的真实。其实对一个作者来讲，写这种作品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可以说这篇作品基本上没有虚构，基本上是真实的史料，不然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小说可以坐在屋子里想像，但是《温故一九四二》我花了3个月，一点一点进行采访。
记者：这么说您也查阅了许多史料？
刘：这里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对经历过当时情况的人进行调查，这些人的记忆也许是不真实的，但是他在说话这个时候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叙述的真实）；还有一种情况是到图书馆，查关1942年的报纸。这种报纸特别多，比如《中央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河南民国日报》，同时包括一些县的报纸，这也是一方面的材料。当然，几十年前的报纸所反映的东西也未必是真实，但是有一点是真实的，就是你看的这个报纸是真实的。同时还有一些其他人写关于1942年的书，像美国有2个人，一个是当时驻中国大使馆的谢伟思，还有《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他们的书中记叙了当时的生活状况。他们的书使我所看到了外国记者的记叙和中国报纸的最大区别。
中国报纸写的是事件，而外国记者写的是具体的人的情况，如在洛阳火车站，灾民穿的是什么衣服，戴的什么帽子，吃的什么东西，火车站的气味，他写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当然外国记者写的也可能是不真实的，但是这本书的存在是真实的。你调查的人所说的未必是真实，你看到的报纸也未必是真实的，你看到的外国人的书也未必是真实的，但是三者的比较就会得出你自己关于这件事的真实。也许会有人说：刘震云写出来的也未必是真实的，但作品所反映出的刘震云的目光是真实的，真实的历史永远是不存在的，只能说是相对的真实。
记者：我看过一些日本人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并不是站在歌颂日本军队的立场上，但是他们说日本军队在打仗以后尽量安民，您的作品似乎也体现了日本军队“安民”的一面。在您看来，日本军队的“安民”和“残暴”，哪一方的比重更大一些？
刘：可以说，他们也不是安民，进一步说是一种政治阴谋。首先，他们发给灾民粮食后让这些灾民抬担架，给他们支前，把他们当作一种工具来利用；第二，他们的粮食没有一粒是从本土带来的，那么这些粮食从哪里来的呢？还是从中国农民手里来的，所以农民是吃自己的粮食；第三，同一个人也可能残暴，也可能对你非常好。比如在河南，我们村子里也去过日本人，村里人最深的记忆是日本人给村里的人发糖，见著小孩就发水果糖，但是第二天他一上战场，端起枪就把中国人打死了。这是一个完整的人，在一种状态下，也就是他在村庄里的时候，是人和人在相处，他表现出了善良的一面，他可能非常喜欢小孩子，就像我们喜欢日本小孩子一样，但是上了战场，他的身份已经由个人化转变为政治化，接著又战争化了，他变成了一个士兵，而士兵最大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
记者：听说您发表了这篇小说以后，受到过一些打压与封杀，有没有这方面的事情？
刘：我已经习惯了，包括我以前写的小说，引起非议是正常的。比如说我写《新兵连》，当时非议就特别多。有人说：怎么能把部队生活写成这个样子呢？但是我写《新兵连》并不是从政治角度写的，所以这是他们的误会，误会了我创造的角度和本意。我的《官场》也引起许多非议，还要打官司。再比如《一地鸡毛》，引起的非议就更多了，有人说这是一个非常灰暗的小说。其实《一地鸡毛》在我看来是一个特别光明的小说，它是在说不同的人的生活乐趣是什么？比如说一个普通人要实现他的社会价值，他不可能去机场迎接外国总统，也不可能有哪个大楼开业了让他去剪彩。但是按照人类学的原理，一个人要是永远实现不了自己的价值就会自杀。但是为什么12亿多中国人每天上班下班，他们没有去自杀？因为他们有地方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比如在菜市场，他就把他自己的价值实现了。你是一个卖菜的，我问你“韭菜多少钱一斤？”，你说：“一毛五”，我肯定还价还到一毛三，两分钱的钢蹦，丢到地上没人捡，但他为什么要挣这两分钱呢？证明这两分钱超过了他自身的价值。人们买韭菜大多也就买一斤，包个饺子，但是为了这两分钱，有人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你说一毛五，他会说：唉！刚才那个人才一毛一，其实他所说的那个摊子是不存在的，而他却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品质，要争这两分钱。当他真的争下了这两分钱，拎著一毛三的韭菜向家里走的时候，他就和美国总统开八国首脑峰会拎回去一揽子计划的时候的心态是一样的。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就觉得天上飞下了一片特别灿烂的阳光，这就是《一地鸡毛》。但是《一地鸡毛》发出来之后，非议文章铺天盖地。认为写得特别灰暗，我觉得光明，别人觉灰暗，这样也就会产生一些非议。
记者：国内对日本旧军队的描写，基本上都描写残暴一面，对人性这一面基本上没有描写。这些作品和您的《温故一九四二》比，是不是有点不全面，不立体？
刘：我觉得首先是出发的角度不太一样。作为一个作家，你如果从社会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当然可以这样写，但是我写的并不是政治和战争，政治和战争只是我作品中出现的一个影子，或者说是一个因素，我所写的是灾民，是灾民的态度。这与国家、政治、亡国不亡国没有关系。比如咱们在一起，7天没吃饭，马上就要饿死了。日本送来一份麦当劳，你要吃呢？你就是亡国奴，不吃就饿死了，你吃不吃？如果吃了，从国家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算一个汉奸，因为你吃了日本人的东西。但我们不从国家的角度，不从中国的角度和日本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从生命的、生存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吃得特别的光明磊落。
这里涉及一个哪个是大的，哪个是小的问题。对于日本首相府的人来说，他可能觉得政治是大的，政府是大的，国家是大的。但对于快要饿死的人来说，那都是扯蛋的事，我们最大的问题是饿死与不饿死的问题。不论日本人还是美国人，给我们东西我们都要吃。我在美国也吃，在伊拉克也吃，在巴西也吃，在北朝鲜也吃，在韩国也吃。这些国家对我们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让我们吃饭。我觉得那些作家也可以那样写，但是那么写的话，他的态度起码不是一个作家的态度，而作家与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最大的区别，是那些人可以从共性来看这个世界，而作家是自己来看这个世界。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特别大的非议，到底从哪个角度出发接近真实？世界上有90%的人认为从共性出发更真实，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从个体出发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