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  东瀛岁月

作者：董红俊

转眼间黑娃从我身边消失40多年了，杳无音讯。偶尔回乡时我都会向村里人打听，有的人早已不记得他们父子了，反问我“黑娃是谁”。有的人说“他们早死在什么地方了吧”。可是我总不相信他们会死。 

我们村有三千来口人，分西街、北街、南街、南岭、北坡。黑娃家和我家住在南街。村里人大多数住砖瓦房，也有几十户人家住窑洞。黑娃家就住着两孔破旧的窑洞。窑洞的门是用树枝胡乱编的，窗户上连纸都没糊一张。 

黑娃家只有他和他爸两口人。他家是地主成分，土改时他那地主爷爷在村里的批斗大会上被人用石头砸死了，他奶奶当天晚上吊死在南岭的柿子树上。他家的十几亩地都分给了贫苦农民，老地主唯一的儿子也就是黑娃爸被赶出四合院，他就搬到远亲杨老奶奶窑洞里去住了。杨老奶奶膝下无儿无女，和黑娃爸相依为命。黑娃爸二十多岁的时候，有个从四川逃荒来的女人来到村里。她跟村人打听，看谁家能收留她，说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行。于是她就成了黑娃爸的媳妇。黑娃三岁那年，杨老奶奶生了个急病走了。第二年从四川来了一个男人，说是黑娃妈的老公，生拉硬扯地把黑娃妈带走了。就这样，窑洞里只剩下父子二人。 

我九岁那年秋天，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天，红旗、国庆来找我，说北坡山楂林的山楂都红了，咱们去摘山楂，自己做糖葫芦吃。他俩和我、黑娃同岁。酸甜的糖葫芦是我们村里娃的最爱，只有偶尔村里逢集的时候，才会有人扛在肩上叫卖。我问他们怎么做，红旗说咱们每人从家里偷一把白糖，你再从家里悄悄拿一口铝锅就行。我听了十分兴奋，就按照红旗的吩咐做了。他俩呢，白糖已经包在报纸里，装在裤兜里带上了，而且每人肩上挎着一个军用水壶。 

路过黑娃家门口的时候，我提议把黑娃叫上，因为他是公认的爬树高手，不论多高的树都能像一只猴子一样刺溜刺溜地爬上去，摘山楂需要他。他俩面露难色。红旗说：“我爸说黑娃家是地主，是阶级敌人，不让我跟他玩儿。”国庆说：“他们家是坏人，我妈也不让我理他。”红旗爸是我们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国庆爸是大队治保主任。我坚持说，正因为他们家成分不好，才应该让他们劳动改造，为我们贫下中农干好事儿。于是就把黑娃叫上了，没让他从家里拿白糖，估计他家也没那好东西。 

我们一路小跑着来到山楂林。黑娃攀到树上摘山楂时，我们几个找来几块石头堆成一个小炉子，又找来一些树枝和树叶当燃料。不一会儿，水烧开了，我们把白糖倒进去，熬了一会儿，就把山楂往里面放，兴奋地期待着糖葫芦的出锅。 

忽然起风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火已经烧到周围的杂草上，而且火势越来越猛。我们吓得顾不上收拾水壶和铝锅，撒丫子就跑，各自跑回自己家。过了约摸两个钟头，村里高音喇叭里传来国庆爸爸急促的声音：“北坡山楂树林着火了！请社员们听到广播后马上挑上水去灭火！” 

等社员们赶到的时候，山楂树几乎被烧光了。国庆爸看到自己家的水壶，回家后审问儿子。国庆知道闯祸了，就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他爸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们几个憨娃不懂事儿，黑娃是地主家娃，肯定故意搞破坏，明天早上我就去县上汇报，让公安局派人把他们父子抓起来。 

那天夜里，国庆从院墙翻进我家，溜到我房间窗外，向我通风报信。我俩立即翻墙出去，直奔黑娃家，告诉他明天公安局要来人抓他们。黑娃听后拍了拍我俩肩膀，啥话都没说就返回窑洞里了。 

第二天下午，一辆警车鸣着警笛开到村里，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黑娃和他爸再也没在村里出现过。 

上个月中旬的一天，我去东京日本云南联谊协会总部，见几位国内来的慈善企业家。一进会议室，一位身材高大，面庞黝黑的男人快步迎上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红俊，好久不见了！”我正发愣，他抽回双手，左手拿下口罩儿，右手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印着：黑娃山楂集团董事长…… 

（2023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