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野拓政老师

中文导报   东瀛岁月

作者：陈庆妃

 

“作为登山队员，我是个失败者。”提起登山，千野老师一点也没觉得青春荣耀，而这是我从见到千野老师就多次提起的话题，第一次是去年8月初早大文学学术院师生在轻井泽举行合宿时。那时我正陷入对随后登富士山的期待当中，满心以为可以从千野老师那儿获得积极的回应，结果话题高高扬起，却轻轻飘散，散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于我没有准备好下一句该重启什么话题。

事实上，千野老师用了七年的时间，从1972年到1979年，才从早稻田第一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修科毕业，因为想去喜马拉雅登山。千野老师并不具备很好的登山条件，最初登山只是因为身体太弱，所以打算野蛮一下体魄。因为同伴的意外死亡，寻找朋友遗体未果，千野老师，千野老师决定将人生规划重心转向中国文学，将登山的热情倾注到研究中国文学，并为之维持了五十年，退休后重游中国是他此时的心愿。

2004年千野老师以教授身份重返早稻田，加入早稻田大学“山岳部”（山岳部是在校师生组织，由教授担任部长），2008年做了山岳部的部长，依旧执着这个附加的身份。千野老师是竹内好的弟子的弟子，但没有继续鲁迅研究，而是做了东亚青年亚文化研究。今年70岁的他，还在读动漫、科幻，热衷于谈次元，是个永远的青年。千野老师和上海的学术界有颇深的渊源，然而谈及最近上海重兴人文精神讨论的话题，他不抱乐观。在他看来，纯文学已经缺乏回应当下社会的能力了，不如关心青年，也许理解青年，才可以理解未来的世界。2016年，他在《花城》连载“东亚现代文化的转折与日本当代青年文化”——他们是哪里的年轻人、青年文化的来龙去脉、幸福国度的绝望青年、村上春树的孤独和救济、动员方式的变迁与文化转折，这些话题貌似偏离了文学，但离人文似乎更为切近。

最后一次单独和千野老师长谈是5月30号，这一天真是漫长的一天。早上微风，沿街沿巷的紫阳花不时打乱了行人的步履，下午是千野老师的最后一次课堂。年初获知我的归期后，千野老师指定今天由我来报告，分享研究心得。完全没有多加考虑，我就决定以《发现<荒岛><岚山>：致谢与辞行》为题，事后想想，这无意中也成为了自己在留日本一年的心情表达，纯粹的，此时此地的。然而，我对眼前这个无意中闯入的研究对象毫无把握，常常取舍不定，又被各种意外的获得推着往前走。当代日本留学生文学缺乏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似乎已是不言而喻，而发掘几种留学生杂志，其学术价值几何，其结果对改变既定印象与结论的可能性也不大。难不成，“寻找日华文学”只能成为个人在日期间的一种行为艺术，与此相关的许多故事，以及故事引发的故事，人与人的跨区域、跨国界的奇妙联动，仅此而已？千野老师以自己的1990年代经验以及对当代日本文学史脉络的理解，解答了我的疑惑。《荒岛》中出现的1980-1990年代的日本“新锐”作家，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日本当代文学的过渡性作者，如岛田雅彦，从严肃的文学过渡到大众文化，村上春树属于成功过渡的案例，如果要探寻中国当代留日学生的思想发展脉络，留学生刊物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文本。《荒岛》创办者强调中日文学的“同时代性”在千野老师这获得了昔日“在场者”的回响，我感觉踏实了不少。更令人意外的是，他竟然还收藏有新世纪以后中国留学生办的文学刊物《蓝BLUE》，研究室的书架上，赫赫然十几本的深蓝并置，可见千野老师对中国文学关怀的广泛而深切，与其学术路径——走出纯文学，走向青年文化研究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晚餐是和食，兜兜转转了早稻田附近的小巷子，在高田马场附近找到了一家和式餐厅，小而安静，生意似乎并不兴隆，然而有助我们的谈兴，不知不觉就聊到黑泽明。我说喜欢《影武者》，黑泽明以极豪华的战争场景、极戏剧化的故事，演绎一个极存在主义式的命题。“扮演”武田信玄是流浪汉与英雄的角色错置，是一场人生的意外，却是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谁的自我选择、重塑和成全。被剥夺了“戏服”的流浪汉是以“武田信玄”的身份去死的，他和武田家的旗帜一起倒下。没有人要他为武田家去死，甚至不许他以武田的身份去死，然而他竟然比任何一个武田家的后人更至于忠诚。黑泽明不是要重申沦为套路话语的武士忠诚，而是以日本战国故事讲述西方哲学的经典命题。千野老师说他喜欢黑泽明的《活着》，我没有看过《活着》，忍不住问，和余华的《活着》同名吗？千野老师说一模一样。返回住处后，我好奇，去检索，发现中文翻译为《生之欲》。千野老师照例是不会详加阐释的，私心以为“生之欲”更符合千野老师喜欢它的理由，说电影名是《活着》只是有利于我的接受，毕竟“活着”，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是无需解释就能获得理解和感知的。以词语的语法构成来看，“活着”一词语意的表现力重在“着”上，“着”是虚词、助词、是无自身意义的附着成分，是补充，是延绵，一种无力、无自主性的状态。而“生之欲”重在“欲”，是个体的苏醒，是从身体到自我意识的重新发现。

市政厅市民科科长渡边罹患癌症，不久于人世，这个保持三十年全勤的小公务员在最后的三个月中决心重活一次，在市政工作上积极作为，改善市民卫生条件，兴建公园，去恋爱，去过真正的生活。尽管官僚机构再次抢走了渡边死亡前三个月的意义表述权，但就渡边而言，“生之欲”仍然得以实现。《生之欲》是一部1952年发行的老电影，时隔七十年，在2022年英国版《生之欲》中重生，由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执笔改编。如果恶人因为“作恶”而临终需要忏悔，那么，当一个人的“模范”人生走到了死亡面前，却同样面临是否要重新活一遍的拷问，也许这才是“生之欲”不断面临当下性的问题所在。“模范人生”由谁定义，倾尽一生去执行后，有没有重新活一次的可能。“模范之恶”就是不知恶在何处。

我从“生之欲”中似乎获得了千野老师执念登山的理由。在中日两国的当代交往史中，卡瓦博格的山难事故不会被轻易忘却。1980年代末，基于科考的登山活动在云南迪庆当地引起巨大争议——由于卡瓦格博峰在习俗上和宗教上的神圣地位，居民激烈反对任何攀登行动。尽管如此，登山计划仍然继续执行。经过三年多的准备，1990年年末中日联合登山队开始登山行动，预期1月1日登顶。由于暴雪突袭，雪崩造成空前的山难，17名队员遇难（其中11名日本登山队员，主要成员来自京都大学山岳部成员毕业后组成的学士山岳会）。此后联合登山队仍然没有放弃攀登卡瓦博格峰，然而攻顶的计划最终还是功败垂成。山难是自然神力以惨烈的方式喝止，或是人类到了自我反思的时候了。登山受阻引发民间以及学术界新一轮讨论，2001年国际组织和云南地方政府达成共识，不再允许攀登卡瓦博格峰，因而时至今日，卡瓦博格所有重要的山峰都没有登顶记录。在一百多年的现代登山史上，卡瓦格博峰成了一座未登峰。

对于与山难有直接情感关联的人而言，“找到”他们的遗体遗物才能放下。小林尚礼曾是京都大学登山队队员，山难事故登山队员的队友。事故发生后二十多年里，他一次次来到云南迪庆，深入梅里雪山，寻找队友的踪迹，寻找答案：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那座山究竟是怎样的存在？“我被扎西搏命般说出来的话所击溃，不由地退缩了一下。对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了解得越多，对人与山之间的深刻联系感受得也就越多，我不断地思考我们一直在做的‘登山’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神山就像是亲人’，我第一次明白了这一点。”（《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这二十多年的经历是小林尚礼与亡友漫长的告别，也使梅里雪山融入了他的心灵，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他乡也成为了故乡。从登山转而“转山”，小林尚礼完成了一个登山队员的转身，成为“卡瓦格博”的信徒。梅里雪山位于横断山脉中段，有13座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主峰卡瓦格博峰海拔6740米。1991年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卡瓦格博峰过程中所达到的最高高度为海拔6470米，距顶峰垂直距离仅270米。作为一个昔日的登山者时，小林只关注白雪覆盖的峰顶，而现在，“我的眼中还有雪山脚下宽广土地上的种种事物”。

我不知道千野老师当年经历了什么，但我想他的内心深处应该与1980年代日本年轻人的情感结构相似。人生不能设定一个峰顶，峰值，但人的每一天都在去往登山的途中。这令我想起高行健的《灵山》。作者被误诊为肺癌，想要远离浮世人间、虚假的生活，于是开始独自漫游长江流域。他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偏远的民间社会，领略民俗风情、灵异传说。“我”看似在寻找灵山，实则在追寻一个人内心的平和与自由，现实中的灵山并不存在，所谓灵山只是“无知”村民用来以祈求子嗣的顽石。《灵山》是一部朝圣小说，重在现代人暂时强制自我“脱序”过程中的心灵体验与感悟。马来西亚旅台作家李永平的《大河尽头》也采用了类似的小说结构，南洋少年“永”重返祖先受难之地，溯流婆罗洲第一大河卡布雅斯河，在错综的重层殖民史发掘中，完成成长仪式。大河尽头并非神圣之所在，它是尽头，也是源头，得到或是失去，必须看个人的自我理解与领悟。登山或溯源，登顶或穷尽，都以不可能之必然，完成追寻者对于人类自身对有限性、残缺性的体认。

登山队员千野拓政，作为一个自我表述者，始终是缺席的。我竭力不谈学术，只谈登山，于若有若无的闲聊中获得一点点的个人“隐私”，借助类文本，试图想象、重建/虚构一个老师形象。在学术文本（论文）或现实文本（课堂接触），抑或作者正在进行的非虚构写作中，哪一种文本更能通往千野老师的真实世界，我不知道。但对一个登山者而言，登山，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登山，知道自己做不到什么。那次最后的长谈之后，我想送千野老师去地铁口，千野老师坚决阻止。目送千野老师与双肩包重合移动的背影，我依稀看到的还是一个业余登山队员的行走姿态，坚持而有度，自在且随性。祝登山队员千野拓政荣休快乐。（作者系中国华侨大学教授，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

作者陈庆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