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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苗:我的“藤野先生”
日期: 22年02月1期

作者的“藤野先生”——井出孙六与作者女儿幼时

刘心苗

1904年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或许是中国迄今最具盛名的日本教师。鲁迅先生时时记起他,是因为:“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流年似水,倏忽百载。千万留日学子来来去去,又有几人,心中不曾藏着一位敬之爱之的“藤野先生”呢?我心底,也有相同的惦记,思念着的,是我的“藤野先生”。

1998年,来日第三年,我读大二。日语统共学了两年,水平只够看不够用。幸好日语汉字多,尤其专业教科书。上课听不懂,选使用教科书又爱板书的教授,足以靠视觉补听力。新学期,我兴冲冲选了门《日本文化史》。因觉必定有趣,满心都是期待,就忽略了教科书。

等粉色樱花落尽,绿叶缀满枝桠,坐在春季的大学课堂,大教室里乌泱泱一片学生,才知是门大课。花甲年纪的老先生步入讲堂,落坐后直接开讲。没有教科书,不发讲义,也少板书。90分钟的课,老师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却苦了视觉系留学生的我。

春日阳光斜入窗内,伴着老师温和的声音,一室舒适暖意。我强打十二分精神,竖起双耳,紧盯讲台,却兀自在行云流水的年号、人名中云里雾里。一下课,毫不犹豫直奔老师,结结巴巴地滔滔不绝。老师听懂了我无教科书不可的理由,就写了几个书名。又说,如果图书馆没有,不用买,可去他的研究室借。这,就是我与我的“藤野先生”的初见。当然,老师尊名“井出孙六”,并非“藤野”。只是,这个名字于我的分量和意义,当时我尚一无所知。

多年后的同学会里,提起井出先生,素来稳重沉静的学姐仍难掩兴奋:“当年,在选课大纲看到老师大名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系里居然请到这么好的老师!” 大学时代以来,常获老师赠书。虽知老师的作家身份,但身世经历,却是数十年后,突闻老师离世噩耗,震惊之余辗转网络后才略有了解。



井出孙六先生出身长野名门,身为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橘仓酒造(酒庄)家末子,有一众杰出兄姐。长姐丸冈秀子是作家、评论家。长兄井出一太郎为政治家、前内阁官房长官。三兄井出武三郎也是评论家。四兄井出源四郎为医学家、前千叶大学校长。身为末子的井出先生亦足与兄姐比肩: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后,任中央公论社编辑后专职作家。1974年获第72届直木奖。1986年获第13届大佛次郎奖。报告文学、历史文学、随笔等多种著作等身。

井出先生与中国结缘,始于1965年共青团中央举办的“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先生冒着被日本政府认定为危险分子的风险,以媒体人身份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赴中。9月,在跟随代表团离开鞍山之夜,列车启动,一片“再见”的道别声中,忽然飘入一个日本女性的声音:“オゲンキデ‥‥‥サヨウナラ”(多保重‥‥‥再见),井出先生震惊之余,奋力将身探出车厢,搜寻声音来处,却因列车加速前行,不得确认。但从此,鞍山之夜的这个声音深深沉淀于井出先生心中。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井出先生以故乡信州“满蒙开拓团”为起点,着手中国残留孤儿的相关调查。先生在书中写道:(鞍山之夜)“那位女性的日语里满含的倾诉,以及话语背后隐藏着的,数千残留妇人、和成为残留孤儿的青年们怀抱望乡之情的无助,当时,我并不理解。但此事,至今仍不断唤起我的悔恨之情。” 

1985年,井出先生将每年前往中国残留孤儿访日调查会场的采访记录、和长年的调查研究结果集结成文,在杂志《世界》连载,1986年以《无尽的旅途――“中国残留孤儿”的历史和现在》为名出版,获日本报告文学重要奖项大佛次郎奖。书写之外,井出先生常年在日本各地奔波演讲,呼吁民众勿忘战争的历史教训。2002年,在日中国残留孤儿向日本国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井出先生鼎力支援奔走,并亲自作为证人出席了神户、长野、鹿儿岛审判。2004年,以“世界人民携手共求和平,于动荡不安的世界中让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大放异彩。”为宗旨的日本“九条会”(“和平宪法第九条之会”)成立,井出先生参加并于2005年担任了伞下的“媒体九条会”的召集人。此时,井出先生已七十四高龄,仍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笔耕不缀。维基百科上确认到的井出先生著作里,仅1985年至2015年的30年间,先生的著书就高达35册。


但遗憾的是,这些我均了解于网络,并非亲耳所闻。在与井出先生的二十数年的记忆里,先生于我,仅是可以去研究室谈天说地、谦和亲切的老师,可以轻松登门拜访的父辈。
大二第一堂课后先生给的书单,图书馆里没借全,便依言找去研究室。先生说office hour欢迎来玩儿。闲着无聊时,我真就串门子去了。

先生的研究室很大,正对一墙大窗,框出一幅蓝天绿树的美景。室中央设两张大桌,先生面窗而坐,访客背窗。明亮光线里的先生,一贯的温文可亲。先生总让我自己泡咖啡喝,速溶咖啡挤在满墙书橱一角。年少时喝不来黑咖啡,往往只舀一小勺加水作数。和先生的谈天,亦如手中咖啡清淡,淡得内容已模糊不清,但那些年代久远的office hour,仿若杯上漾起的咖啡香,回味绵长,难以忘怀。

年少天真的我,从未想过深究先生身份,也非精进学问的好学生。与先生自然而然的亲近,最初,或许只是异乡求学的孩子,对温暖和善的向往。或许也因幼时家住父母任职的大学宿舍,擦肩微笑招呼的邻居,无论院系老师或校领导,都只是亲切的邻家叔伯阿姨。井出先生的和蔼包容,与过去重叠,令我心向往之。所以即便毕业后,虽非文学青年,但每年的“井出沙龙”(毕业生文学爱好者沙龙),我都雀跃参加。坐在先生家客厅,听学长学姐和先生热火朝天的讨论,似懂非懂的时候居多,自然寡言。井出先生总会贴心地找出合适话题让我参与,其实于我,静享那热切美好的氛围,已是秘而不宣的至高享受。

研究生毕业前,先生得知我有意教职,特意致电中国友人,请前辈大学教师为我指点一二。再后来,幼女出生,忙于家务琐碎,有三、四年时间,仅余明信片联系。但每年年初,看到先生手书的短短数语,便即心安。

女儿4岁那年,听闻先生身体欠佳,匆匆带她前去探望。那个深秋的午后,先生和往常一样,一脸慈祥在门边迎我。先生的精神比预料的好,方觉安慰。初次登门的女儿毫不惧生,叽叽喳喳拉着先生问东问西。先生耐心逐个答疑,又指着院中柿子树上结的果实,示意女儿看。一老一少并立窗前,齐齐抬头,仰望一树橘黄的静谧温馨,至今仍存心底。 
2019年末,收到先生寄来的亲属丧中明信片。明信片上照例有亲笔手书,但不见先生一贯质朴有力的字体,代之的,是颤抖的书写笔迹:“什么时候见个面吧”。心中大恸,只想速速前去探望,可依日本习俗,丧中人家不可回复贺年卡,也不可拜年。于是联系了学姐,商量着新年过后前去拜访。未曾想,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阻断了一切。年末忽至,再次收到一张丧中明信片。这次,寄自井出夫人。无法置信的茫然错愕过后,才明白,从此与先生天人永隔。



万般悔恨,无可言喻,无从弥补,无计消除,唯有深夜时重温先生著作方能稍减。查阅了所有著作书目后,发现先生的著作多是我难以企及的高度。而先生以往所赠之书,应都是经过他细心挑选,适合于我的。更怨自己愚钝,未曾早些体会,也不曾多向先生请教。如今每每重读,总悔之不已。字里行间穿梭的历历过往,与先生的音容笑貌重叠,往往令我泪目不止。流泪,并非仅是感伤逝去,亦是感怀:年少懵懂时未曾领略的教诲,人至中年,竟又因为先生,得有机会再次学习体会。

井出先生曾说:“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写作人,(中略)我的工作是用铅笔将稿纸填满。稿纸的字格一格叫做“一丁”。写20个字的话,就填满了20丁的字格。有时我边写边想,(中略)如果某时某人,读了我写的“数丁”文字后,能有些东西留在他(她)心中,那该多好。这,其实也是我的心愿。如果我写的文字里,有一小部分,能在日本这个国家的文化里,留下一些如花瓣般存续下去的东西,那我将感激不尽。”

《藤野先生》里,鲁迅先生写道:“他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我不敢妄测,井出先生对于我的温厚关怀,是否是他对日中友好贡献心力的延长线。但他于我的教诲,如深夜掩卷回首窗外时的西斜明月,即便落下,翌日又将升起。有些生命,亦是如此。逝去,是对其存在认知的重启。曾经的一切,是永不凋零的花,绽放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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