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长声
　　中国人研究外国自古多“把酒问青天”式，本来问得好好的，“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几乎有苹果为什么落到地上的问题意识，但接著不是往深里挖掘，却转向“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望而却步，对外国终于不了然，反而自大起来，“何似在人间”。
　　常有人感叹中国研究日本，远不如日本研究中国，这大概是不错的，国人仍须努力。不过，别指望中国能够像日本那样研究得倾国倾城，因为历史不一样。我们万一读陈寿《三国志》，一般也不要读里面附骥似的“倭人传”，而日本人读历史，读著读著就读进中国历史里。日本的中学课本中必有中国古文，而中国课本恐怕再友好也难以选用日本古文。其实，关于日本，中国人也有很不错的研究，但大都是随感，观察的灵气是有的，惜乎没有浑然大成的论说，结果只能给本尼迪克特那样的文化人类学家拿过去垫脚。况且很多人读书也好取远来和尚会念经的态度，更不用说西方古典被译成当代中文，读来不至有啃读黄遵宪的难堪，虽然他距我们并不远，就是在常说的明治时代出使日本的。
　　搞研究不是坐禅，不必抱平常心。美国对日本的攻势真显出强大之际，本尼迪克特奉命研究日本是什么样的国民，心岂能平常。研究需要的是视点，不要仰视，要像美国人那样居高临下地俯视。经济落后，不等于文化落后，穷作家写百万富翁不也入木三分吗?日本对美国说NO，若也鹦鹉学舌，对日本说NO，完全把自己置于被占领国的地位，那就连阿Q都不如了。本尼迪克特使用的研究技术无非从日常细节的泥塘里摸出一条鱼来。至于这条鱼的好坏，见仁见智，好些日本大家如日本民俗学鼻祖柳田国男，从风土考察人的文化史家和?珥鹜式A主张文化上印度、中国、日本各自独立，无所谓一个东方文化的史学家津田左右吉，都不以为然。某君面色不大好，人说他像是有病，他越照镜子越觉得自己大病在身，真就卧床不起了——似乎好些日本人就这么读《菊与刀》，作为名著，把他们的思维塞进了一个模式里。对证一下现实，此书实在有不少出入，例如耻。
　　书中说:“对耻有深感的部族或国民都一样，所谓耻在日本人生活中占据最高位置，意味著每个人在意对本人行动的舆论。他甚至只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就行了，以别人的判断为基准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可是，只须看看当首相的小泉，彻里彻外日本人，哪里是这个样子呢？他祭拜靖国神社，中国反对，韩国反对，多数日本人反对，却一意孤行，何曾在乎舆论，何曾顾及别人的判断。
　　不过，作者又说:“真正的罪文化基于对内在之罪的自觉来行善，与之相对，真正的耻文化基于外部的强制力行善。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人在人前被嘲笑、被拒绝或者认定被嘲笑了而感到耻。无论哪个场合，耻都成为强有力的强制力。不过，要知耻，实际上需要有别人在场，或者起码认定有人在场。”原来如此，知耻需要有“外部的强制力”。全世界都在场，小泉也不肯认定自己被嘲笑，我行我素，还是去祭拜，看来我们只好把友好啦和谐啦统统抛到一边去，起劲儿地嘲笑他、拒绝他，迫使他知耻而行善，以成全日本耻文化。
　　不知耻与不知恩相关。关于恩，倘若从历史来看，日本民族向来受之泰然，问题是出在不感恩、不报恩，中国已经再三领教了，美国也开始领教，那就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