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插队是回到日本后的2000年春，我已62岁，住农村老家的姑母多次让我回“故里”，我才退职返回了故土。这是我插队日本后，又到生我的故乡的洋插队。不少华人从中国来日本留学、就职、创办公司，从留学、就职到“定住”，还有不少人“归化”，加入日本籍，人们说这是洋插队。
　　说起华插队，50岁以上的华人大都知晓，其中有亲身经历者也不在少数。“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可谓中国长达10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产物。一是众多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去，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二是住在城市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又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农村，通过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是被揪斗者，1968年被揪斗后又被下放到农村劳改，1969年又被集中到“五七”干校劳改，到1970年春节后，就全家被迫到农村插队。一直到1972年夏季落实干部政策，全家才返回城市，到原单位上班，这可谓我的华插队。
　　我的洋插队至今已6年多，并准备一插到底。回忆起时隔30馀年在华与在日的插队，感受大为不同。
　　自愿与被迫。30多年前在华是由于日本人出身。收听莫斯科电台广播，被说成是偷听敌台，又因文革中的两派斗争，被揪斗后被迫插队。而6年前回到日本农村的洋插队完全是自愿。
　　自由与不自由。在华插队时没有一点自由，每天只有“三敬三祝”，学习最高指示，每天下田出苦力，上山砍柴，下河修堤。如今自由可多起来了，如信仰自由，“神样”可信也可不信，没人强迫。信仰哪个宗教更是自由。支持自民党，还是公明党或者是在野党更是自由。今春结识了同町的一日本共产党员，他劝我加入日本共产党，我说中国共产党我加入过，可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有很大不同，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就谢辞了。
　　二如言论自由。我与姑母常说“神样”什么也不能干，天旱时不能让老天爷下雨，梅雨季节不能使天空晴朗。还说天皇与皇后一年多次赴海外旅游，光知道玩。我还通过中、日文媒体发表《谁剥夺我生的权利？》等等。这些不触犯日本法律吧？在中国有谁敢说、敢写呢？
　　三如行动自由。洋插队到山村6年多，每天我都可以种田，可以打工，可以到处讲中文，从町、市公民馆，到教太极拳的练武馆，讲给大人，教给孩子。作为平民百姓，还可参加市的国际交流活动。近3年还参加了状告日本政府的原告团，到法庭诉讼政府二战后把孤儿长期遗弃在中国，并呼吁保障我们的晚年生活。这一点在中国时谁敢呢？每一年得闲时还可开车游山玩水，泡温泉。去年8月，还陪中国亲家到朋友建在海边山上的别墅玩了两天，这些是我在华插队时不敢想像的。
　　回到自由世界之一、资本主义的日本，好像自由、自愿的事多起来。当然这个自由是相对的，是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随之也感受到日本各种法律太多了，几百个不止吧？社会主义的中国近年随著改革开放步子的加快，自由和各种法律也多起来，这可能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吧？
　　很想听听在日洋插队华人的感受，愿交流。 熊本 庄山?h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