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石

　　原日本外务省主任分析官佐藤优于2002年5月因被指控“背任”等罪名被捕，检察方面指控他违反外务省相关规定，伪造说明书，挪用经费，邀请以色列的俄国问题专家来日讲学，并组织日本学者去以色列学习俄国问题，2005年2月一审判决被判有期徒刑2年半，缓刑4年。
　　佐藤优生于1960年，1985年毕业于同志社大学大学院神学研究科，后入外务省。1995年为止先后在驻英国日本大使馆、驻苏联日本大使馆工作。1991年8月苏联发生反戈尔巴乔夫的未遂政变，政变发生后，佐藤优利用他在苏联各派别里建立的广泛的人脉，很快弄清了政变真相。他从俄罗斯共产党第二书记伊里亚那里在第一时间里得到了戈尔巴乔夫仍然生存的消息，并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一消息传达到日本。在苏联解体后的大混乱时代，佐藤优利用自己纵横交错的人脉，给日本政府收集了大量的情报。
　　而他为什么会因为组织国际学术会议被捕?而且听说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拿到一分钱。2005年，佐藤优在保释后出版了一本名为《国家的陷阱——被称为外务省的拉斯普京的人》的书，他认为对他的逮捕是“国策搜查”。
　　他曾和负责调查他的案件的东京地方检察院检察官西村一起讨论过“国策搜查”的问题。西村告诉他，所谓“国策搜查”，就是划出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的分水岭，为了使一个新的时代实现历史性的转换，要制造出具有象徵性的事件，并将此断罪，被断罪的人只能自认“命不好”。虽然用来断罪的法律早就存在，但是衡量犯罪与否的准绳大大降低，也就是说，对以前可追究可不追究的事件进行严厉地追究，而断罪的标准是“一般国民所感觉到的正义”。
　　佐藤优在听了西村的话以后经过自己的分析认为：小泉政权建立以后，在内政上，从凯恩斯的公平型分配路线向哈耶克的倾斜型分配路线转换，强化竞争原理，而在外交上则从地政学上的国际协调主义转向排外的民族主义，强化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
　　追溯佐藤优的政治人脉，他属于当时控制外务省的桥本派大将铃木宗男议员系统，而桥本派在内政上代表凯恩斯的公平分配路线，在外交上代表地政学上的国际协调主义，后来铃木宗男也因“受贿”案被捕。
　　今年6月21日，因为佐藤案一直躲在海外不敢回国的佐藤优的上司、原外务省欧亚局局长东乡和彦终于回国出庭作证，他在法庭上说：佐藤优组织的学术活动，是经过当时任欧亚局局长的他和条约局长签字的组织行为，不是违法行为。
　　无独有偶，有许多人认为日本最近对活力门事件和村上基金的搜查也是“国策搜查”，证券买卖监督机构的沉默和检察机关的过早出动令人疑窦丛生，而这次搜查的原因恰恰和佐藤优的案件相反，2001年以后的5年间，倾斜性经济政策和分配政策造成了日本社会贫富差别、首都圈与地方差别的扩大，也造就了堀江贵文和村上世彰这样的一攫千金，一夜暴富的人物，但这不符合日本社会与经济的风土习惯。日本有一句成语叫“聪明的人贫穷(器用贫乏)”，日本人多数认为靠不断的辛苦流汗、长年奋斗得来财富才是正道，而把以聪明的点子和投机一夜暴富视为歪门邪道，而这次逮捕堀江贵文和村上世彰的背景，正是全社会正在谴责差别的扩大，用检察机关的话说，就是这种从事一攫千金的“虚业”的人们，引起了靠流汗生活和致富的人们的“广泛的愤慨”。有人认为，这不只是检察机关的认识，而是霞关整个官僚街的“总意”和共识。
　　如果真的有这种“国策搜查”，那么对于一个法制国家来说，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尽管这种“国策搜查”有时是以“一般国民所感觉到的正义”为基础，但它不外乎一种“多数的暴力”，因为它的前提是让个人做时代的牺牲品。
　　这种“国策搜查”时常让我想起中国的“从重从快”，尽管枪毙一个小偷赢得了“盼望社会治安好转”的民众的广泛喝彩，但是罚远远大于罪也是一种杀人罪，在真正的法制社会中，个人的尊严、人权及生命，高于主义、民意，更高于所谓的“时代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