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文凯
　　我对“文革”基本没有发言权，因为在我出生之前，革命小将老三届已经冲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对我而言，“文革”属于个人记忆的史前史，那是一段混沌而模糊的时光，是有现实而没有记忆的岁月。1976年，“文革”进入十周年，走向强弩之末的命运，我也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开始了心智的启蒙。至今，我把1976年看得非常重要，不仅因为那是天翻地覆般的中国命运的转折年头，也是我个人成长的纪元之始。
　　1976年，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多事之秋。新年寒假过后，我升入春季班小学一年级，而在离开幼儿园之前，则刚刚经历了失去周总理的悲痛。幼儿园生活留给我的唯一记忆，就是演短剧、批水浒——经过老师挑选，我被分配到的光荣任务是扮演投降派宋江。
　　1975年9月，毛主席心血来潮，在全国掀起了“批水浒，反投降派”运动。最高指示迅速扩散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也渗透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幼儿园。园里的领导和老师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我们这群五、六岁的孩子排演批水浒短剧。能够出演者，当然是老师眼里的的好孩子，但好孩子不一定能演到好角色，比如我就沦为投降派宋江，而另一个小女生则扮演了坚定的革命派李逵。
　　在那一段光荣而不安的日子里，大字不识几个的我生吞硬剥地猛背台词，而母亲则为我讲解了水浒的故事大概，特别是宋江下狱发配沧州途中，被梁山众兄弟劫持而不愿上山的相关剧情。我整天兴致勃勃地叽哩呱啦，竟也把长达数页的故事和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了然于心，引起大人们啧啧称奇。古话说：少不念水浒，老不读三国。但我那么小就读水浒，全拜毛主席所赐——这成为我从小接触古典白话小说，并浸淫其间的一个契机，我的文史兴趣和记忆天分也在那时候展露端倪。
　　孩子的演出是幼稚而枯燥的，除了对背台词，几乎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我记得宋江最激烈的动作就是佯装引刀做自杀状，而扮演李逵的小女孩则摆出那个时代所有英雄人物都会有的姿势——两脚呈丁字型，双手握拳向上微提，犹如拎了两个小水桶。在革命者和投降派的形象对比中，幼小的我走过了1975年的冬天，进入到1976年令人悲痛的新年伊始。
　　1月8日，周总理逝世。邓小平主持了总理的追悼会，并代表中央致悼辞。在幼儿园组织全体师生召开的集体追悼会上，我平身第一次听到哀乐响起，那样肃穆，那样悲怆，让人沉落到无边的黑暗而无力自拔。在全场一片哭声由抽泣转变为号啕之后， 　　我的情绪也深受感染，热泪涌出眼眶，自然地痛哭失声。我当然不可能理解批水浒与周总理逝世之间有何联系，更不会懂得所谓“投降派”有何所指。复杂的政治运动和盘根错节的政治背景，在孩子天真幼稚的心里早已被自然化约为一个动作或一个名词，成为嘻笑别人的流言，或是送给同伴的绰号。
　　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我已是小学一年生了。百万人的现场、悲壮的悼念、激奋的民情，从北京传到上海，从中央传到地方，已被册定为性质无比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不久，老师在课堂上宣布我们也要跟全国人民一起打倒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在我幼稚的心灵里，对人事的判断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我明明记得邓小平为周总理致悼辞，应该属于好人之列，怎么一下子变成天下第一号大坏人了？在人生价值建构和社会是非定位的初级阶段，我就接受到混乱而错杂的信息，这为我留下了怀疑论的后遗症。我自认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我后来体会到善良绝不是盲从的代名词，善良的人尤其需要“不信神、不怕鬼”，对任何事都应有自己的立场。
　　1976年的夏天是炎热的。在暑假里获得学校放生的我们，跟随里弄和街道向阳院的哥哥姐姐们，度过了把政治抛在脑后，夜夜鬼怪故事不断的乘凉消夏的快乐时光。但好景随著假日结束而为之一变。9月开学以后某一天，学校组织低年级学生看电影。我们来到上海青年宫四楼剧场，兴致勃勃地观看动画片《金色的大雁》。片子放映过半突然中断，银幕一片漆黑。当年因为跑片接不上，电影放映中断四、五分钟是常有的事，没有人特别在意。然而不久，话筒里传出了“传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现场一片死寂。然后老师带头迸发出哭天抢地般的哀号，学生继起，更有个别激烈的小女生捶胸顿足，差点哭昏过去。
　　这场电影算砸了。老师马上带领我们整队返校，随即解散回家，没有人能预想即将发生什么。路上的行人大都不知道毛逝世的消息，人们只看到一支长长的小学生队伍静穆地穿过市中心的街区，个个哭丧著脸，红肿著眼，领队的女老师更是边走边哭，如丧考妣。我回到家里，父亲正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天崩地裂般的消息，他责令我呆在家里，不准如往日放学回家后马上窜进弄堂里呼朋引伴地玩耍——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经历的最昏暗、最沉痛、也是最漫长的一个黄昏加黑夜。
　　毛主席追悼会，举国同哀。在四周哭号的声浪中，我却没有涌泪的意思。不是我心肠硬，不受周围环境影响，而是我当时正想到一个无比严重的问题：毛主席走了以后，中国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至今感到奇怪，不过七岁的孩子怎么会有如此沉重的想法，但在当年这可能是困扰全中国人民心头的最现实的问题。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中国会走向何方。后来华国锋出任党中央主席，也称“英明领袖华主席”。我们从小只学会叫“毛主席”，在我幼年的思想结构和语言习惯中，“毛主席”就是一个不可分解的固定名词，从来不是“毛”加“主席”，更不可能是其他姓加“主席”。因此，改口叫“华主席”无论如何都很别扭，这种抵抗感持续了很久，直到华主席下台还没有叫顺口。
　　毛主席逝世，是1976年的中国，也是世界的一件大事。这个事件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无论从什么角度去解读，都不为过。对个人来说，我从毛的逝世中获取的最大的人生启示是，这个世界离开谁都照样运转，今天的太阳沉下去了，明天的太阳照样升起。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天没有塌下来，路却越走越宽了。
　　就在我们全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惴惴不安地等待“毛主席逝世后中国怎么办”的答案时，10月的某天晚上，下班回来的父亲和母亲关上房门，兴奋而紧张地交换著刚从单位传达中听来的消息：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父母的谈论中，我似懂非懂地听到了许多对于老百姓而言的秘密，同时也不得不再一次调整我对社会政治的接受天线和频道定位：耳熟能详、如日中天的王、张、江、姚成了天下最大的坏人。此后，人生刚刚起航的我和我们这一代的成长史，乘上了拨乱反正的时代洪波。
　　就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全国范围内传达到基层的第二天，上海爆发了盛大的庆祝游行。热情而兴奋的人群涌上街头，挤占了市区的主要马路，人们敲锣打鼓庆祝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仿佛面对的不是一场持久的浩劫和灾难。我头一次见识这种阵势，除了欢天喜地看热闹以外，也少不了跻身游行队伍居间一浪的冲动。向阳院的哥哥姐姐们领著我们这些小孩子冲出弄堂，发现左有中华路，右有西藏路，都已挤满了游行队伍，而我们这条连接主干道的小马路仍然清寂。在不知道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走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在中华路和西藏路之间来回奔走，成为这条马路上中唯一的充满了活力的游行队伍。
　　一个月后，上海青年宫为我们重新放映了《金色的大雁》，这让我的1976年没有留下缺陷和遗憾。后来，上海青年宫还原为上海大世界，在20年间继续发挥著十里洋场时代留下来的庶民文化乐园的作用。迄今，在建筑物老化毁损与保护历史遗迹的争论中，上海大世界寂寞地矗立在日益繁华的现代街市多年，等待著拆与不拆的利益争夺和命运判决。我在30年后重新想起四楼那个放映厅，是因为我在那里经历过天崩地裂之后时代转折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