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同盟，或者说同盟的基础是日本。我认为，长远看，美国不会忽视日美同盟。短期看，由于贸易摩擦问题，日美关系会受到一定影响，特朗普的政策也会冲击到日本，但这种影响不是根本性的，也许是短期的。不容忽视的是，无论安倍还是美国都非常重视日美同盟。一旦贸易战平息下来，紧张的经贸关系得以缓和，日美强化同盟的态势就会凸显起来。
编者按：对话名教授讲座10月19日晚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继续开讲，本次邀请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大慧，他主讲的题目是“日本对华政策演变与中日关系未来走向”。本月25-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近年来，伴随着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日关系经历了从恶化到转圜的转变。此时安倍访华能否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未来中日两国又该何去何从？黄大慧老师结合现实依据，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中日双边关系的演进和发展方向。本文由讲座速录整理而成，已经作者本人审阅，独家刊于人大重阳网。
黄大慧：我们通常认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不亚于任何一种双边关系，因为其中参杂了更多的感情因素。中日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日本领导人参拜了靖国神社，我们外交部发言人会说“他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种话语常常体现在中日关系里。
安倍首相即将正式访问中国，如今正处在中日关系走向好转的时机，在这样的关口还是备受关注的，因此，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日本的对华政策演变和中日关系未来走向。
中日关系进入新阶段
总的来说，我认为，1972年两国建交以来的中日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每20年左右就会发生重要变化。1972年到1990年前后的20年为蜜月期，中日关系的总基调是“友好与合作”。这一阶段，双方都大谈“友好”。1990年前后到2010年的20年，中日关系从“友好与合作”过渡到“合作与竞争”的时代，也就是说合作为主、竞争为辅，合作当中竞争一面逐渐显现。这一阶段，“友好”被淡化，在日本甚至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和厌恶。2010年以后这20年，我个人的基本判断，中日关系进入到“竞争与合作”的新阶段，“竞争性合作”将是中日关系的新常态，两国之间有时会呈现出明显的对抗色彩。
在这里，我主要讲2010年以后中日关系，尤其2012年安倍再次执政以来的对华政策。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日两国的国力对比发生了大逆转。这一年是中日关系的关键转折点，是新中日关系的元年。自此以后，中日两国的GDP差距进一步扩大。中日双方这种国力此消彼长，给中日关系带来了结构性的影响，中日关系从“日本优势时代”过渡到“中国优势时代”。
日本的对华认知与政策
谈到日本的对华政策，首先要认清日本对华认知的逻辑。日方认为，自1978年以来，尤其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军费的不断增加，海上力量的悄然增长。在此基础上，中国正在以实力单方面改变本地区的现状，挑战现有地区秩序，使日本的安全环境变得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将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是“假想敌”，应对中国崛起成为21世纪日本外交最大课题。
基于这样的认知，日本采取了一种基于现实主义逻辑的“制衡”对策。
一方面，强调硬制衡。包括：
第一，增强日本的自我防卫力量，为国内松绑，比如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
第二，加强日美同盟，保证美国的霸权地位。
第三，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援助，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第四，强调“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问题，或者说现在的“印太战略”，以制衡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牵制中国海洋强国战略。
另一方面，强调软制衡。
第一，在制度规则上规范中国，最典型的就是TPP问题。安倍政府希望通过TPP打破国内相对封闭的经济市场。同时，寻求在地区伙伴关系当中处于主导地位，并且携手美国制衡中国。
第二，舆论战。有说法称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全球舆论。过去几年，中日两国常常以欧美尤其是后者为主战场，在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上打舆论战。
中日关系的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不断恶化。
2010年8月，中国GDP超越日本，2010年9月，中日两国在钓鱼岛海域发生了撞船事件。中日关系的矛盾从以往的历史摩擦过渡到海洋领土权益方面的争论。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称要将钓鱼岛“国有化”，中国对此采取了反制措施，中日关系遭受严重的影响。
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其执政一周年之际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日关系恶化达到顶峰。
这段时期里，中日关系的恶化其实是经济问题、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三层叠加——中日两国国力的此消彼长，对国民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使得日本国民对中国产生反感；在此基础上，领土争端问题骤然爆发，历史问题也显得更加突出了。这几个问题叠加到一起，最终导致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日关系的转圜
中日关系的明显转圜是从2017年开始的。
实际上，2013年底中日关系恶化到顶点，中日两国的矛盾若处理不好，很可能会擦枪走火。因此，2014年11月7日，国务委员杨洁箎和日本国家安全局局长在北京进行谈判，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管控”不断恶化的中日关系。
2016年9月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习主席与安倍强调要利用好2017年和2018年中日两国建交45周年和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的契机，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中日关系真正开始转圜。
紧接着，2017年5月，日本政府派出高级政党代表团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自民党干事长，即日本自民党二号人物参与了这次会议。日本表现出了渴望在“一带一路”上与中国合作的意向。
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借到日本参加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正式会议的时候，正式访问日本，被称为新时代的“破冰之旅”，中日双方达成了要搞务实合作，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实现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共识。
中日关系转圜的原因
中日关系止跌向好，固然是中日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关。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对华政策从强硬的“制衡”转向柔软的“协调”，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调整只是策略性的、手段性的，而不是战略或根本性、实质性的。
第一，日本执政者内部要求改善中日关系。面对中日两国这种力量的差距，日本不得不靠向中国。
第二，日本经济界与中国合作意愿强烈。中日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高，日本经济界想要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获利。
第三，日本解决朝鲜人质问题和参与朝核问题的需要。
第四，“特朗普冲击”客观上也促使日本“接近中国”，以减缓压力和增加对美谈判筹码。
安倍访华的主要关注点
对于即将到来的安倍访华，我认为以下几个议题可能受到关注：
第一，推进两国发展成为符合新时代的关系。明年4月，日本现任天皇退位，持续30年的平成时代宣布结束，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2020年，日本还将举办夏季奥运会。而中国将在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上种种说明中日两国都将进入新时代。
第二，一带一路问题。日本肯定会参与“一带一路”，但这是有条件的：需要确保项目透明度；保证债务国的可持续发展，财务健全性；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与“印太战略”的对接和融合。
第三，中日创新和知识产权对话。面对中美贸易战，中方可能向日本寻求高端技术，而日本也想借机填补美国留下的空间。但一直以来日本对华技术出口相对保守，中日双方需要继续进行谈判和博弈。
第四，中日货币互换协议。在贸易往来中抛开美元直接进行结算，有利于降低两国货币风险和交易成本，有利于金融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
第五，放宽日本对华出口限制问题。福岛核泄露后，福岛周边县市产品出口受到限制，日本希望在中日关系改善转圜情况下放开对华出口限制。
第六，绑架问题、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朝鲜承认在上世纪70、80年代绑架部分日本人到朝鲜从事对日的相关工作，日方希望就这个问题得到各方的帮助。同时，日方还希望积极参与到半岛无核化的谈判中来。
第七，海上搜救协定，海空联络机制。这主要是防止海空舰船和飞机发生碰撞，仍需进一步落实。
第八，区域合作。未来美国与日本的双边贸易协定不排除包含“毒丸条款”的可能，日本既想联合美国制衡中国，又不希望被美国束缚，希望能够与中国达成实用主义的合作。
中日关系的走向
我认为，近期（2018-2022）中日关系会继续向好。其中既有中日双边的因素，也有国际的外部因素。
第一，安倍即将访华，假如取得好成果，将为明年习主席的访日创造较好的条件。若习主席明年能够访日，中日关系就会真正重回正轨，实现转圜。
第二，2020年，日本东京夏季奥运会的举办，需要比较好的周边环境，尤其是较好的中日关系，以保证其顺利。
第三，2021年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2022年北京第24届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同时还有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纪念，也需要很好的周边环境。
第四，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特朗普冲击”，客观上仍将继续助力中日关系的改善。
然而，从中长期看，中日关系竞争依旧，仍将保持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竞争性合作”关系。这是由中日两国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亚太国际关系格局等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历史问题、领土领海问题、台湾问题，这些影响中日关系的大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只是被管控起来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些问题可能再次突显。
第二，国家层面。中国国力将持续上升，两国国力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中日关系结构性问题还将延续。
第三，民间层面。虽然两国政府间关系改善，但民间国民感情并不如此，两国国民的好感度依然很低。数据显示，日本国民对华的好感度由1978-1990年的70%左右下降至2012年的20%左右。因此改善日本对华政策的民意基础任重而道远。
第四，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国因素的影响。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日本对外关系受到美国的巨大影响，未来日本也不会轻易放弃与美国的同盟。
总的来说，我们既要欢迎中日关系的改善，也要注意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都还存在，不能盲目乐观。应该保持警惕，进一步夯实中日关系的经济基础，务实合作，以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风险！
问答环节：
Q：最近言论NPO有个报告，中国民众认为日本对中国友好的比例在上升，但今后也还有因为领土、历史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急转直下的可能。黄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中国公众有没有可能迈过中日之间历史领土的坎儿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能帮助中日民众走向成熟？
黄大慧：的确，民调显示，中日相互间的好感度是有温度差的。从日方来看，现在有大批中国人到日本去旅游等，看到日本是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并且这几年中国对日本的报道是相对正面的，因而中国民众会对日本产生好感。但是日媒对中国的报道整体来说是负面的，这会对日本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人的心态和中国人的心态不同。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人变得更自信了，对外界的看法就比较乐观。而相对应的，走下坡路的时候看问题会比较悲观。所以，日本要真正从心理上不断接受中国还有漫长的过程要走。
关于历史的坎儿怎么迈过去，我想很难迈过去，它需要时间的消磨。
Q：从学生视角看，应该如何引导青年学生在中日韩关系方面有正确的看法？
黄大慧：可以让更多的日本学生、韩国学生到中国看看。应该多领着他们到中国各地转转，不仅要看相对发达的地方，也要看看一些落后的地区，尽量让他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才能很好的理解，消除误解。正因如此，加强中日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尤为重要。
Q：您的观点总体上是很客观的，但在一个问题上我有不同的看法，民调反映很多日本人不喜欢中国，这样的调查确实是存在的。但“你喜欢中国政府吗”和“你喜欢中国人吗”是两个问题。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他们是喜欢中国人的。还有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支持安倍首相。日本的社会是多元的，舆论也很复杂，希望大家能够立体的看日本。我的问题是，安倍访华，您最重视的问题是什么？
黄大慧：首先我赞同这位的观点，应该要多视角地看日本。而对于你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务实的合作。实际上安倍这次访华的议题，与5月份李克强总理访日提出的议题有很强的联系。换句话说，安倍这次访华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今年5月份李克强总理访日的回访，希望对李克强总理提出的课题进一步推进和落实；二是希望能对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明年能够访日创造一个环境。我希望他能够有积极的表现，也希望在积极表态基础之上推行更加积极的对华政策。
Q：近期来看，美国在针对中国方面更像是在单打独斗，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您，这种背景之下，日美同盟继续维持和强化是不是只是日本一厢情愿的想法，未来的日美同盟关系将会如何发展？
黄大慧：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同盟，或者说同盟的基础是日本。我认为，长远看，美国不会忽视日美同盟。短期看，由于贸易摩擦问题，日美关系会受到一定影响，特朗普的政策也会冲击到日本，但这种影响不是根本性的，也许是短期的。不容忽视的是，无论安倍还是美国都非常重视日美同盟。一旦贸易战平息下来，紧张的经贸关系得以缓和，日美强化同盟的态势就会凸显起来。（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
编者按：对话名教授讲座10月19日晚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继续开讲，本次邀请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大慧，他主讲的题目是“日本对华政策演变与中日关系未来走向”。本月25-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近年来，伴随着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日关系经历了从恶化到转圜的转变。此时安倍访华能否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未来中日两国又该何去何从？黄大慧老师结合现实依据，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中日双边关系的演进和发展方向。本文由讲座速录整理而成，已经作者本人审阅，独家刊于人大重阳网。
黄大慧：我们通常认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不亚于任何一种双边关系，因为其中参杂了更多的感情因素。中日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日本领导人参拜了靖国神社，我们外交部发言人会说“他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种话语常常体现在中日关系里。
安倍首相即将正式访问中国，如今正处在中日关系走向好转的时机，在这样的关口还是备受关注的，因此，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日本的对华政策演变和中日关系未来走向。
中日关系进入新阶段
总的来说，我认为，1972年两国建交以来的中日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每20年左右就会发生重要变化。1972年到1990年前后的20年为蜜月期，中日关系的总基调是“友好与合作”。这一阶段，双方都大谈“友好”。1990年前后到2010年的20年，中日关系从“友好与合作”过渡到“合作与竞争”的时代，也就是说合作为主、竞争为辅，合作当中竞争一面逐渐显现。这一阶段，“友好”被淡化，在日本甚至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和厌恶。2010年以后这20年，我个人的基本判断，中日关系进入到“竞争与合作”的新阶段，“竞争性合作”将是中日关系的新常态，两国之间有时会呈现出明显的对抗色彩。
在这里，我主要讲2010年以后中日关系，尤其2012年安倍再次执政以来的对华政策。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日两国的国力对比发生了大逆转。这一年是中日关系的关键转折点，是新中日关系的元年。自此以后，中日两国的GDP差距进一步扩大。中日双方这种国力此消彼长，给中日关系带来了结构性的影响，中日关系从“日本优势时代”过渡到“中国优势时代”。
日本的对华认知与政策
谈到日本的对华政策，首先要认清日本对华认知的逻辑。日方认为，自1978年以来，尤其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军费的不断增加，海上力量的悄然增长。在此基础上，中国正在以实力单方面改变本地区的现状，挑战现有地区秩序，使日本的安全环境变得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将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是“假想敌”，应对中国崛起成为21世纪日本外交最大课题。
基于这样的认知，日本采取了一种基于现实主义逻辑的“制衡”对策。
一方面，强调硬制衡。包括：
第一，增强日本的自我防卫力量，为国内松绑，比如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
第二，加强日美同盟，保证美国的霸权地位。
第三，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援助，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第四，强调“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问题，或者说现在的“印太战略”，以制衡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牵制中国海洋强国战略。
另一方面，强调软制衡。
第一，在制度规则上规范中国，最典型的就是TPP问题。安倍政府希望通过TPP打破国内相对封闭的经济市场。同时，寻求在地区伙伴关系当中处于主导地位，并且携手美国制衡中国。
第二，舆论战。有说法称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全球舆论。过去几年，中日两国常常以欧美尤其是后者为主战场，在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上打舆论战。
中日关系的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不断恶化。
2010年8月，中国GDP超越日本，2010年9月，中日两国在钓鱼岛海域发生了撞船事件。中日关系的矛盾从以往的历史摩擦过渡到海洋领土权益方面的争论。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称要将钓鱼岛“国有化”，中国对此采取了反制措施，中日关系遭受严重的影响。
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其执政一周年之际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日关系恶化达到顶峰。
这段时期里，中日关系的恶化其实是经济问题、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三层叠加——中日两国国力的此消彼长，对国民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使得日本国民对中国产生反感；在此基础上，领土争端问题骤然爆发，历史问题也显得更加突出了。这几个问题叠加到一起，最终导致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日关系的转圜
中日关系的明显转圜是从2017年开始的。
实际上，2013年底中日关系恶化到顶点，中日两国的矛盾若处理不好，很可能会擦枪走火。因此，2014年11月7日，国务委员杨洁箎和日本国家安全局局长在北京进行谈判，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管控”不断恶化的中日关系。
2016年9月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习主席与安倍强调要利用好2017年和2018年中日两国建交45周年和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的契机，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中日关系真正开始转圜。
紧接着，2017年5月，日本政府派出高级政党代表团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自民党干事长，即日本自民党二号人物参与了这次会议。日本表现出了渴望在“一带一路”上与中国合作的意向。
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借到日本参加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正式会议的时候，正式访问日本，被称为新时代的“破冰之旅”，中日双方达成了要搞务实合作，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实现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共识。
中日关系转圜的原因
中日关系止跌向好，固然是中日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关。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对华政策从强硬的“制衡”转向柔软的“协调”，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调整只是策略性的、手段性的，而不是战略或根本性、实质性的。
第一，日本执政者内部要求改善中日关系。面对中日两国这种力量的差距，日本不得不靠向中国。
第二，日本经济界与中国合作意愿强烈。中日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高，日本经济界想要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获利。
第三，日本解决朝鲜人质问题和参与朝核问题的需要。
第四，“特朗普冲击”客观上也促使日本“接近中国”，以减缓压力和增加对美谈判筹码。
安倍访华的主要关注点
对于即将到来的安倍访华，我认为以下几个议题可能受到关注：
第一，推进两国发展成为符合新时代的关系。明年4月，日本现任天皇退位，持续30年的平成时代宣布结束，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2020年，日本还将举办夏季奥运会。而中国将在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上种种说明中日两国都将进入新时代。
第二，一带一路问题。日本肯定会参与“一带一路”，但这是有条件的：需要确保项目透明度；保证债务国的可持续发展，财务健全性；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与“印太战略”的对接和融合。
第三，中日创新和知识产权对话。面对中美贸易战，中方可能向日本寻求高端技术，而日本也想借机填补美国留下的空间。但一直以来日本对华技术出口相对保守，中日双方需要继续进行谈判和博弈。
第四，中日货币互换协议。在贸易往来中抛开美元直接进行结算，有利于降低两国货币风险和交易成本，有利于金融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
第五，放宽日本对华出口限制问题。福岛核泄露后，福岛周边县市产品出口受到限制，日本希望在中日关系改善转圜情况下放开对华出口限制。
第六，绑架问题、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朝鲜承认在上世纪70、80年代绑架部分日本人到朝鲜从事对日的相关工作，日方希望就这个问题得到各方的帮助。同时，日方还希望积极参与到半岛无核化的谈判中来。
第七，海上搜救协定，海空联络机制。这主要是防止海空舰船和飞机发生碰撞，仍需进一步落实。
第八，区域合作。未来美国与日本的双边贸易协定不排除包含“毒丸条款”的可能，日本既想联合美国制衡中国，又不希望被美国束缚，希望能够与中国达成实用主义的合作。
中日关系的走向
我认为，近期（2018-2022）中日关系会继续向好。其中既有中日双边的因素，也有国际的外部因素。
第一，安倍即将访华，假如取得好成果，将为明年习主席的访日创造较好的条件。若习主席明年能够访日，中日关系就会真正重回正轨，实现转圜。
第二，2020年，日本东京夏季奥运会的举办，需要比较好的周边环境，尤其是较好的中日关系，以保证其顺利。
第三，2021年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2022年北京第24届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同时还有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纪念，也需要很好的周边环境。
第四，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特朗普冲击”，客观上仍将继续助力中日关系的改善。
然而，从中长期看，中日关系竞争依旧，仍将保持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竞争性合作”关系。这是由中日两国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亚太国际关系格局等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历史问题、领土领海问题、台湾问题，这些影响中日关系的大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只是被管控起来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些问题可能再次突显。
第二，国家层面。中国国力将持续上升，两国国力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中日关系结构性问题还将延续。
第三，民间层面。虽然两国政府间关系改善，但民间国民感情并不如此，两国国民的好感度依然很低。数据显示，日本国民对华的好感度由1978-1990年的70%左右下降至2012年的20%左右。因此改善日本对华政策的民意基础任重而道远。
第四，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国因素的影响。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日本对外关系受到美国的巨大影响，未来日本也不会轻易放弃与美国的同盟。
总的来说，我们既要欢迎中日关系的改善，也要注意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都还存在，不能盲目乐观。应该保持警惕，进一步夯实中日关系的经济基础，务实合作，以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风险！
问答环节：
Q：最近言论NPO有个报告，中国民众认为日本对中国友好的比例在上升，但今后也还有因为领土、历史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急转直下的可能。黄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中国公众有没有可能迈过中日之间历史领土的坎儿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能帮助中日民众走向成熟？
黄大慧：的确，民调显示，中日相互间的好感度是有温度差的。从日方来看，现在有大批中国人到日本去旅游等，看到日本是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并且这几年中国对日本的报道是相对正面的，因而中国民众会对日本产生好感。但是日媒对中国的报道整体来说是负面的，这会对日本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人的心态和中国人的心态不同。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人变得更自信了，对外界的看法就比较乐观。而相对应的，走下坡路的时候看问题会比较悲观。所以，日本要真正从心理上不断接受中国还有漫长的过程要走。
关于历史的坎儿怎么迈过去，我想很难迈过去，它需要时间的消磨。
Q：从学生视角看，应该如何引导青年学生在中日韩关系方面有正确的看法？
黄大慧：可以让更多的日本学生、韩国学生到中国看看。应该多领着他们到中国各地转转，不仅要看相对发达的地方，也要看看一些落后的地区，尽量让他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才能很好的理解，消除误解。正因如此，加强中日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尤为重要。
Q：您的观点总体上是很客观的，但在一个问题上我有不同的看法，民调反映很多日本人不喜欢中国，这样的调查确实是存在的。但“你喜欢中国政府吗”和“你喜欢中国人吗”是两个问题。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他们是喜欢中国人的。还有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支持安倍首相。日本的社会是多元的，舆论也很复杂，希望大家能够立体的看日本。我的问题是，安倍访华，您最重视的问题是什么？
黄大慧：首先我赞同这位的观点，应该要多视角地看日本。而对于你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务实的合作。实际上安倍这次访华的议题，与5月份李克强总理访日提出的议题有很强的联系。换句话说，安倍这次访华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今年5月份李克强总理访日的回访，希望对李克强总理提出的课题进一步推进和落实；二是希望能对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明年能够访日创造一个环境。我希望他能够有积极的表现，也希望在积极表态基础之上推行更加积极的对华政策。
Q：近期来看，美国在针对中国方面更像是在单打独斗，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您，这种背景之下，日美同盟继续维持和强化是不是只是日本一厢情愿的想法，未来的日美同盟关系将会如何发展？
黄大慧：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同盟，或者说同盟的基础是日本。我认为，长远看，美国不会忽视日美同盟。短期看，由于贸易摩擦问题，日美关系会受到一定影响，特朗普的政策也会冲击到日本，但这种影响不是根本性的，也许是短期的。不容忽视的是，无论安倍还是美国都非常重视日美同盟。一旦贸易战平息下来，紧张的经贸关系得以缓和，日美强化同盟的态势就会凸显起来。（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