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智新
父亲走了，那是在一个极其炎热的夏季的凌晨，他走完了自己92年的历程。这是在接到妹妹电话，通知我说父亲病危后的第三天。而我预定的却是第四天从东京返回上海的机票。匆忙赶回上海却没能最后见上一面，感到遗憾万分。经过一段紧张的忙乱之后，处理完了后事，全家都跌落到失去顶梁柱的空白和寂寞中，感到心里空荡荡的。现在夜深深，四周一片静寂，窗外雨声哗哗不断。想起父亲，思如泉涌，泪如雨下。搜索记忆中的父亲录下以作纪念。
我在抗战胜利60周年时，曾写过一本《解密靖国神社》（2005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在该书的后记中写到：“我们的父辈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伤害最大。”父亲生于1927年，从懂事之年起，记忆中几乎都是日军在上海的暴行，虽有居家但也是四处逃难，颠沛流离：为求生存不得不穿越日军的封锁线，在哨卡受到日军哨兵凶狠的盘问和殴打，日军飞机对上海市区的狂轰滥炸等----。在向我们讲述这些经历时，他眼睛里闪射着仇恨的眼光。而我的祖母，曾在日本的棉纱厂工作，被日本监工（拿摩温）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有一次由于打瞌睡，拿摩温竟然放出狼狗咬伤了她，那时留下的伤疤最终随着她一起进了火葬场。为此，日本在我们家里是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有着打不开的结。
1972年当我从插队落户的黑龙江农村突然返回上海，回到家里向长辈们报告说，我被选拔进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日语时，全家的惊喜和困惑的场景，我是终身难忘的。高兴的是老王家出了个大学生，有人登龙门了；而困惑的是怎么学日本语，“学别的不行吗？”那是在沉默了一阵后父亲问的第一句话。最后自己由于得不到家庭的支持，我只好将这个问题向系领导汇报说，家里人不支持我学日语，我要求返回农村继续务农。当时学校还有“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系党总支派工宣队上我家做工作，说明学日语也是革命需要，是国家安排的，讲了一通大道理，尽管父亲一百个不愿意，但那是个“大道理管小道理”、“个人服从组织”的集权年代，个人的需求和恩怨在伟大的战略部署面前显得十分苍白，一文不值。结果我是留了下来，日语专业得以继续，但是却留下了后遗症，毕业那年学校决定我留校当教师时，全家一致反对我留校，认为我不能再去贻害他人子弟。数年后祖母临终时竟然嘱咐我大哥，不要叫老二回来奔丧。可知祖母至死都没有原谅她那个学日语的孙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大逆不道的子孙。
父亲当然不一样了，虽然与祖母同为中共党员，但他见多识广，胸襟宽阔，为人豪爽，行事坦荡。父亲工作很忙，有一段时间还被调到北京部里工作，平时很少过问孩子们的学习。但是对儿女的管教相当严格，在邻里是出了名的。文革前我上小学时，经常被半夜下班回家的父亲从被窝里楸起来。原来是父亲回家后逐个检查我们的作业，发现我的作业本写得最潦草，错误很多，就令我马上起来订正或是重写。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有过多少个夜晚，睡眼朦胧地被拽来起来写作业了。在学校里我也是个桀骜不驯的孩子王，曾被从大队干部一撸到底，怎么样的惩罚我都毫不在乎。但是小学的女班主任老师却有办法对付我。只要我不听话，她就会吓唬我说，打电话让你父亲来。我一听这个，就吓软了，立即表示一定改悔。因为，一旦这事情要传到我父亲耳中，回到家里一定是严酷的家法伺候。
父亲的学历不高，所有的文化知识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历次党校，干校脱产学习修得的。在他该上学的时候，上海沦陷了，能上的只有殖民地学校。听祖母说，父母把学费放在桌子上，逼他去学校，但是他发誓不去占领区的学校，而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父亲机智过人，办事干练利索，从不拖泥带水。记得文革开始后不久，父亲被单位“造反派”揪斗，戴着高帽子，手里拿着铜锣，三步一敲，五步一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走资派”，来到家门口批斗示众。那年我们家的房子正赶上大修，屋子四周搭建了竹制的脚手架。父亲对押解他的造反派头头说要到楼上洗手间上个厕所，他进了厕所后，就从厕所的后窗爬到屋外的脚手架上一溜烟地跑了。等造反派发觉不对劲的时候，他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气急败坏的造反派发誓一定要把他抓回来狠狠地批斗，触及灵魂。就一直在我们家守侯着，等我父亲回来自投罗网。我们也很担心，万一回来被他们抓走的话肯定是凶多吉少，但又无法通知到他。谁知那以后一个多月时间里，父亲一直没回家，造反派看看没办法也只好撤走了。
父亲为人严谨，善解人意，而且不发牢骚，更不在背后议论人。我们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听到父亲议论过什么人，就是在那个所谓大风大浪的年代，也没见过他与什么人争吵。相比之下，父亲的孩子们就差远了，经常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不可开交。想到父亲的这一优点，我甚至有点怀疑进化论了，为什么长辈们优良的DNA都没遗传下来呢。
父亲一共有我们五个孩子，上面三个男孩，下面二个女孩。凭我们孩子的观察，觉得他是比较喜欢两个女儿的。最小的女儿出生时，正值电影《护士日记》热播。父亲很喜欢这部电影插曲，不仅自己经常唱，还在给小女儿取名带了个“燕”字。我因小学毕业后就离家上了寄宿学校，有时星期天、节假日也不回家，后来又上山下乡去了北大荒，上大学也是全寮制，极少回家，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并不多。我离家后，无论是在黑龙江还是日本，与我通的信都是由父亲执笔。那一笔一画工整秀丽的柳体字，我曾努力保存下来的，但是后来由于几度搬迁，几乎丢失殆尽，实在是太遗憾了。
父亲退休后，我正在宫崎大学任教，将父母接到日本来过几次，也驾车带他们游览了日本的风景胜地，慢慢地改变了他幼年期形成的日本印象。在宫崎时他还结识了很多日本朋友，其中包括被聂荣臻将军救助的日本孤儿，抗战时期在中国帮助过中国人民抗日的医护人员等等。尽管语言交流不甚畅通，但是看着他们共围一桌，推牌九打麻将，笑声不断的样子，我打心底里感到欣慰。现在他们都先后离开了人间，离开了他们曾为之喜怒哀乐的俗世，在那个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天国里，他们肯定会相聚言欢，同享共乐了。
亲爱的父亲，安息吧！
2018年8月15日
于山东烟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