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庆邦新近出版的《红煤》，堪称一曲农民工心灵畸变的哀歌。
　　小说讲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家国有煤矿的农民轮换工宋长玉，不择手段当上了村办小煤窑的矿主，成了城里人。然而，随著滚滚而来的金钱，宋长玉的欲望急剧膨胀，作恶多端，小煤窑的塌陷很快成为他人生的灭顶之灾。
　　曾当过矿工，现任北京作协副主席的刘庆邦，用“红煤”象徵农民工灵与肉的痛苦，“煤黑血红”。
　　罗伟章的小说《我们的路》写农民工“大宝哥”进城打工多年，已忘了妻儿模样，春节回家却买不到车票，只能以冷水泡一包方便面度过除夕之夜。16岁的同乡“春花”更沦落为洗头房小姐，未婚先孕，孤苦无依。
　　小说的结尾含著些许亮色。一度失去奋斗勇气的“大宝哥”又踏上了进城的路。评论指出，罗伟章的这部小说“描写了大量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描写他们在金钱和尊严面前的痛苦抉择”。
　　三农拓宽当代文学空间
　　文学评论家雷达指出，从罗伟章《我们的路》，到白连春《静脉血管》、荆永鸣《北京候鸟》、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些“农民工问题文学”所反映的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焦点“三农问题”、“城乡差别”。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农民工”成为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不能进入城市，也无法回归乡村。而农民工的苦难源于两个层面：物质的贫苦与精神的贫苦，后者尤为突出。
　　“作为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作家，你可以不写农村，但是你的文学还是应该根植于这块土地。当下文坛，一边是城市文学的鼓噪，一边是这样的农民工问题小说。在这种城市和乡村的分裂、对峙中，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精神选择。”铁凝认为，“关注三农问题，将给中国文学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
　　(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