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不懂得解救和保卫教民是正义行动。
　　 历来的辩护者，都在所谓6月12日开始的“猎取团民行动”上大做文章。
　　6月12日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11、12两日，大批义和团涌入北京，12日起北京全城一片混乱，到处烧教堂、商店，杀教徒、教士和抢掠他们的财产。“自十五（6月11日）以后匪徒以杀教士为名，任意焚劫民庶。”激于义愤，一些外国人组织抢救队去抢救生命垂危的教徒和传教士（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众见礼拜堂被烧，皆怒……有人呼曰‘志愿兵向前’，诸人争上，无退缩者……彼拳匪经机关炮之扫击遂退至路边成一排，渐渐逃散……此次无号令，但如平常行路之状，步履甚缓，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忽有一法人失足而跌……跳起惊呼，盖其足下卧一中国之妇女，缚以绳索，身已半焦……微微呻吟。彼拳匪真残忍已极，捆此妇人以火烧之，抛至路旁为照路之用”！
　　 历来都有人片面摘引“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掐头去尾，作为洋鬼子残暴的证据。请良知未泯的中国人静静想一想，我们究竟应该谴责还是赞扬这些抢救队？义和团的这些丧失人性的罪恶行径应不应该曲为辩护？事关判别正义和罪恶，含糊不得！
　　行文至此，可以顺便弄清西什库教堂是不是侵略据点了。被困在这座教堂中的中外人士共3000多人，有2名军官和41名士兵帮助防守。西方宗教传入中国后的作用颇为复杂，不能笼统说他们是“文化侵略”。明末清初天主教再次传入，带给中国的是文化盛宴。19世纪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既引起文化冲突和对非教徒的欺压，又是当时朝野兴办的各类学校、翻译机构和报刊等新兴事业的主要骨干，是推动中国文化、教育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力量。43名水兵官兵协助固守西什库教堂，拯救了3000多位中外教徒的生命。此外，在使馆区还有3150位中国人和473名外国人（409个士兵不计在内）避免被杀戮。即使从人道观点看，增调的451名使馆卫队功不可没！他们减少了中国政府和暴民的罪责，善莫大焉！

　　强词夺理的辩解：
　　义和团不敌视现代文明

　　《反》文拾人牙慧，宣扬一个奇特的观点：“义和团开始广泛宣传拆毁铁路、电杆，正是在列强以战争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时候，而采取大规模实际行动，则正是在清政府镇压期间和八国联军战争期间。”以此为根据，断言义和团不敌视现代文明。
　　有些文章确实引用了一些说破坏铁路、电线杆是为了作战的史料。但是，没有注意到这些都是记录者的判断或推测，不是当事人自己认定的行为动机。现在争议的是义和团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即义和团的思想状态，弄清楚他们自己的认识就非常重要了。
　　看看义和团的揭帖吧！1900年以前已经广泛流传，被研究者判定为“义和团主要文献”的《神助拳》号召：“烧铁路，拔电杆，海上去翻火轮船。”1900年4月29日北京西城区的揭帖又声明：“彼等（‘洋鬼子’）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恶擢发难数。”有些为义和团辩护的文章心虚，特地加了一个按语：“口号主要用于震慑洋人，评价时应主要看实际行动。”可是，“立电杆、造铁路”明明是与“传邪教”等并列的五大罪恶中的两个，显然是斗争的目标，而不是战争的手段。当要弄清行动动机的时候，却说口号不作数，这样的辩解太好笑了。
　　同时，《反》文忽视了，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不但表现在拆铁路、拔电杆，还有其他行为历历可数。
　　他们冀图消灭一切外来的物质文明：“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盂，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6月16日，当他们抢占了天津军械所时，“军械所内所存军械，任拳匪随便抢取，洋枪药弹，搬运一空。拳匪本痛恨洋字，至是见洋枪枪刺，明洁悦目，亦遂各持一杆，以为御敌之具，然不谙用法，都成废物”。以有些义和团偶尔用洋枪、坐火车为例，否定他们敌视现代文明，从史学方法说是以偏概全，从史识看则未能看透这些暴徒的愚昧和贪婪的本性。
　　外来文化更视若寇仇。1900年5月26日京城到处有义和团揭帖：“二十九日（5月27日），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尽管馆舍没有烧成，但在他们的威胁下，“馆中学徒遂星散一空”。他们敌视现代教育、文化的心态亦已表露无遗。此外，“凡读洋书之学生，及著瘦小衣服者，皆不敢在街上行走，若令拳匪见之，则指为奸细，挥刀乱刺。”
　　还应指出：义和团事件是继火烧圆明园后北京文物又一大劫难。“宣武门内城根之大教堂，系前明敕建者。”被义和团暴徒烧毁了。前门“城楼巨大之桷，为缅甸麻栗树所建，六百年前蒙古可汗运至北京者，其乾燥如火绒，下面著火，予等尚未及见，而其焰已上透于顶”。一个澳大利亚记者“很伤心地看到翰林院被大火烧毁”。为了“把洋人烧出来”，“这是一场可怕的大火，是骇人听闻的亵渎神圣的罪行……珍贵手稿被扔得遍地都是，有的被烧毁，有的被偷盗，数吨珍本被扔进了池塘里。”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对生命的尊重。义和团及其支持者蔑视生命，令人发指。究竟死在他们手上的有多少人，很难算清。据当时的记载：仅北京一地，“城中日焚劫……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
　　其实，这些史料是研究过义和团事件的学者都知道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反》文掩盖史实，强词夺理。

　　从四件史实看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反帝反封建”

　　一场第二次鸦片战争打下来，割地、赔款，丧失了内河航行权。从后果看，是加深列强对中国奴役的蠢行。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时至21世纪，《反》文仍认为这场战争打得有理，并提出四个论点，哓哓辩护。为澄清是非，就让我们一一考察吧。
　　（1）英国为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必然要寻找藉口开战吗？
　　《反》文说：“西方列强虽然从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但还要取得更多的特权。它们还要求在中国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国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设立使馆。”这个论断大约没有人会反对。但是，它从而得出结论：“谋求在华的全面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它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场侵略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问题只在发动战争的时机和藉口而已。”这就值得商榷了。
　　道理非常简单，列强要谋求自己在华利益，可以用和平手段，也可用战争手段。历史拒绝宿命论，只要应对得当，战争未必爆发。政治家的作用，就是在一定条件下，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外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有些情况下，是官员无能或愚昧带来国家灾难。不好好反省，从中找出经验教训，为后人提供鉴戒，却归结为历史必然，这是不负责任的搪塞，为高明的历史学家所不取。
　　是不是谋求鸦片贸易合法化，“新的一场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呢”？历史进程有很多偶然性，从而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侈言必然并不明智。以这时的鸦片贸易来说，我们应该注意到三个情况：
　　第一．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并不严重。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进入50年代中，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耗费很大，急需搜括军费，各地迫不及待对鸦片收取厘金。1857年春天，福建甚至为此公开遍贴布告。就在这一年11月，咸丰皇帝发出“上谕”：收取鸦片税“即或因防剿需费，姑为一时权宜之计，亦不宜张贴告示，骇人听闻”。论者认为：“此谕一出，实际上批准了鸦片税，也标志著清王朝对鸦片的正式解禁。”在1858年10月13日举行的《海关税则》谈判中，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提出后，中国代表甚至“没有表示反对”。
　　第二．把鸦片税纳入中英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1860年批准），从而使鸦片贸易正式合法化后，鸦片进口总的趋势是增加不大。“1840－1894年鸦片进口，包括走私在内，约计388万担”。平均每年约7万担，而60、70年代都没有达到平均数，80年代增加3％，达到年均7万2000担，90年代又降至5万8000多担。
　　第三．在英国的政治制度下，要进行一场战争，并不容易。“亚罗号”事件发生后，英政府冀图扩大战争，就在议会中引发一场风波，导致重新大选，才如愿以偿。
　　1854年10月英国向清政府提出18项要求，其中确有修改《通商税则》并准许鸦片进口一项，其馀项目大都是保持两国正常交往、贸易正常进行的有关事项。外交是双方利益的博弈。这些要求可以谈判。但是，作为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叶名琛的惯用办法是拒绝与西方使节见面，对各种要求一律拒绝。就是这种极端愚昧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其实，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两个关节点，只要其中一个处理好了，战争就不会爆发，或爆发了也不会酿成这么大的灾难。第一是广州反入城；第二是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还是让我们考察一下有关情况吧。
　　 （2）广州反入城有理吗？
　　 第二次鸦片战争虽说有四个原因（反入城、马赖神父被杀、修约、亚罗号事件），从1842年《南京条约》订立后开始，延续十多年的广州反入城，无疑是一再激化矛盾，直接点燃战火的原因。《反》文说：“其实中国官方在英国的压力下，已经同意英国人可以入城。但是广州城厢内外社团、士绅坚决不同意英国人入城，甚至不惜开战，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协’为由，推迟入城的时间。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暴行和鸦片战争后多起英人恃强作恶的中外纠纷事件，是造成广州民众仇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广州民众的仇外情绪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当时有其发生的条件。”
　　其实，广州反入城完全是宗法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产物。为什么五口通商其他四口都比较顺利，而广州却枝节横生？是不是其他四口人民都不爱国，广州人爱国情怀却超越群侪吗？实际情况并不如此。这一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梁廷楠写道：其他口岸夷人“出入城门，士民无敢以为言者……不知职贡诸国，非验贡不得入……惟广东民习见暹罗、越南，必随贡物，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无之，以为中外大防，正系于此。”也就是说，英夷不是来朝贡的，不够格进入广州城！他们是在维护封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毫无关系。
　　不但如此，反入城完全是在封建统治者操纵下进行的。以1849年反入城为例，他们明知“夷人之申请入城也，事则违例（违反朝贡的传统），而成约是循（符合条约）”，仍然与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唱双簧，徐、叶大打民意牌，将军、都统等武将则会同士绅组织民众。出面组织的9人中，6人是监院（校长）等现任学官，其馀是候补官员。而从皇帝到地方督抚无不坚决支持，事后徐广缙、叶名琛均封爵升官，其馀参与的官员和士绅约400人，一一得到朝廷的封赏。
　　这些“民意”并非不可解决。1866年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内，因为潮州开埠8年洋人仍然无法依约入城，传令潮州士绅十多人到省城，给他们讲清道理，施加压力，问题便迎刃而解。广州反入城闹到不可收拾，关键在皇帝和官员的观念太落后了。
　　官民合作，维护朝贡的威严，直接后果是1858年1月，广州被英法联军攻陷，被占3年，广东巡抚柏贵同占领军合作，出现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傀儡政权。更严重的是，他们挥师北上，攻占大沽，迫使清政府签下割地赔款的《天津条约》。
　　要反封建，就应把这些封建统治者及其意识形态的固陋祸国如实告诉读者。
　　（3）大沽事件的责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吗？
　　《反》文强调：1859年6月25日下午，英法联军“向大沽炮台突然发动进攻。大沽守军进行了坚决回击，激战一昼夜，击沉击毁英法兵船十多只，毙伤英国士兵464人，法军14人，英国舰队司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狼狈撤走。英法军舰首先向大沽炮台开炮，大沽守军回击，完全是正义的。不容置疑，大沽事件的责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
　　英法联军1858年攻打大沽炮台就再一次坐在侵略者的位置上了，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天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些都是应当谴责的。是谁先开炮，有两种说法，很难辨清，也不是特别重要。可是《反》文完全回避了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不顾国家安危，早已设下圈套这个重要情节，以及他们这类行动的目的。
　　为什么1859年交换批准书会节外生枝，闯下京师被占的大祸圆明园被烧，签订更加屈辱的《北京条约》？史学研究已经揭示，不是什么“反帝”或事关国家利益的那么严重的问题，而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反对外国公使驻在北京！《天津条约》谈判过程中，“咸丰皇帝指示桂良一争再争，最后不惜于决裂开战，就是为了废置公使驻京等项。”条约订立后“英、法、美等国之所以坚持要在北京互换，是因为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在两广总督衙门发现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批准文本，对这些重要的文件……由一名地方官保管感到十分惊奇……清朝之所以不愿意在北京互换条约，是因为听说公使们到了北京后要按照西方的惯例、用西方的礼节觐见皇帝、亲递国书！”
　　从乾隆皇帝到咸丰皇帝他们坚持可笑的天朝礼仪、天朝体制是愚昧，《反》文把这些祸国蠢行说成是“反帝”，从客观效果看，是在愚弄读者！
　　（4）马赖事件没有违反程序正义吗？
　　《反》文振振有词说：“以马赖案子为例，马赖违法传教在先，而且在传教地区作恶多端，地方官员未能把违法的马赖解送领事而加以处死，违法在后。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为什么不是马赖或者法国首先理亏呢？”
　　稍微了解一点法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马赖是不是该死是实质正义问题，而要不要依照条约将马赖“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才是程序正义问题。
　　再看看当时的有关案例吧。1854年“4月，法国教士孟振生在直隶安肃县被捕，11月，孟被押往江苏。”这样按照条约的规定办理，没有惹来任何麻烦，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其他话就不用多说了。

　　铭记两条惨痛的教训

　　笔者的一篇文章，引起一场风波，无非是今日中国学术文化状况的一个侧影。谁是谁非，同一切学术问题一样，只能由时间和读者作出自己判断。作为当事人之一，还有两句话不能不说：
　　(1)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必须清算暴民专制的传统。
　　19、20世纪中国有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肆意进行暴力活动的传统。从义和团到文化革命，打著“扶清灭洋”、“反帝反修”的旗号，干的是残害民众、破坏社会秩序和正常国际关系的勾当。不清算这些残暴行动及其思想影响，让其继续毒害青少年，法治就无法生根。光是否定文化革命，不彻底批判其渊源——义和团，在适当气候下，那些暴行就会死灰复燃。
　　(2)为了中国的未来，应该努力维护学术自由。
　　 阶级斗争极端化的奇谈怪论是制造学术灾难的开路先锋。学术、政治、历史、现实本来有严格的边界，把这些边界搞浑，是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派和其他类似灾难的理论根据。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得到保障，这些界线尚且需要划分；在现代化仍是奋斗目标的国家，划分这些界线，为学术留下一线生机，是头脑稍为清醒的党政官员都努力维护的。
　　此次风波中有一个奇谈怪论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把“奴化影射史学”的帽子往别人头上戴。
　　什么“奴化”、“一仆三主”之类的谰言，体现了最恶劣的文革遗风，也是这些人品德和学养的体现。而所谓“影射史学”是文化专制主义打人的大棍。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已经有过十分拙劣而又残酷的表演。严肃的历史论著的基础是史实，合格的批评首先应该考察它是真是假。所谓“影射”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解读，与历史论著本身根本无关。今日重新挥舞这根大棒，这些人意欲何为？
　　2006年3月23日 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