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刘恋
日本时事通信社等多家媒体近日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决定任命现任日本驻土耳其大使横井裕接替木寺昌人担任日本驻中国大使一职。
现年61岁的横井裕在1979年考入日本外务省，次年开始前往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中文，此后曾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有过3次驻华经历，在华时间超过15年。和现任不会说中文的木寺昌人大使相比，横井裕的"中国通"身份十分瞩目。
目前日本政府尚未公布正式任免命令，但是"知华派大使"不免引人联想，不少中国媒体推测这一任免是否意味着日本致力于改善停滞不前的中日关系。
然而"知华"就意味着"亲华"吗？新的大使能否会给两国关系改善带来转机呢？
China School：日本右翼眼中的间谍
横井裕在日本被视为"中国帮"（China School），指的是考入外务省后选择学习中文、从事和中国有关事务的外交官群体。但"中国帮"并不特殊，外务省还有 "美国派"（America School）、 "德国派"（German School）、 "俄罗斯派"（Russian School）等不同语种的研修班，比如现任大使木寺昌人就是学习法语的"欧洲派"。
日本媒体对"中国帮"的关注始于2002年《产经新闻》等右翼媒体对外务省中国进修班的批评：指责那些在"文革"时期前往中国学习中文的外交官们抱着"中日邦交恢复"的功劳不放，为了避免中日摩擦，把维护中日友好关系放在第一位，在教科书、对华贷款和钓鱼岛等问题上，过分考虑中国态度，一味退让甚至牺牲日本国家利益。在日本某些右翼媒体眼中，这群出身中文进修班的外务省官员甚至被视为"中国间谍"，施行对华"朝贡外交"。
日本外交官员学习中文的制度始于1956年，当时中日尚未恢复邦交，选择中文进修班的外交官一般会先后前往台湾、美国进修中文。从1973年开始，日本外交官开始前往中国大陆进修，比如横井裕就曾在北京大学学习，前驻华公使、上海总领事杉本信行曾在北京语言大学和辽宁大学学习。
根据定义，"中国帮"外交官担任驻华大使职位的历史始于1998年，包括谷野作太郎（1998-2001年）、阿南惟茂（2001-2006年）和宫本雄二（2006-2010年）。2009年，日本民主党成为执政党，开始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然而也结束了"中国帮"担任驻华大使的历史，日本政府首次选择民间人士丹羽宇一郎为驻华大使，接任他的木寺昌人也非"中国帮"出身。
最知名"中国帮"大使出现在中日关系最低谷
前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被认为是最著名的"中国帮"代表人物，正是在他的任期内，日本媒体开始广泛讨论"中国帮"外交官问题，而当时由于靖国神社和教科书等问题，中日关系却处于低谷期。
1967年阿南惟茂进入日本外务省成为一名外交官，1983年担任驻华使馆参赞，其后阿南先后担任过日本外务省中国处处长、亚洲局局长等职。阿南惟茂经历了中日关系黄金期，并在1998年担任亚洲局长期间直接参与了《中日联合宣言》的起草工作。
但是从2001年阿南惟茂担任驻日大使以来，中日关系一路走低。当时日本正值小泉政权时期，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小泉政府先后挑起中日争端，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和钓鱼岛等问题，日本战后奉行的以经济为主的外交方式也已不再，变成宁可失去经济利益也要坚持"政治挂帅"。
2001年4月，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想要访问日本，通过台北事务所提交了签证申请，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已经事实上允许发放签证，但是同属于"中国帮"的亚洲局长槙田邦彦提出了反对，认为这会损害与中国大陆政府的关系，试图阻止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而当时担任驻华大使的阿南惟茂也支持槙田，反对李登辉赴日。
同年9月，阿南惟茂和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会面，王毅对阿南说："改善中日关系，解铃还须系铃人"，希望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可以正视历史，不再参拜靖国神社。阿南向日方传达了中方意见，并积极促进了小泉2001年访华期间参拜卢沟桥及抗战纪念馆。这也被日本某些媒体描述为，一味退让讨好中国政府的举动。
2003年发生的脱北者冲闯日本驻沈阳领事馆事件让"中国帮"阿南更具争议。当年日本民众通过监控录像看到时任日本副领事官宫下谦给阻止脱北者的中国武警捡帽子的"友好举动"，又有媒体爆料阿南事前就曾发出指示："看到可疑人士直接赶出去，有什么问题我来处理"，且在后续处理中积极配合中方，顿时批判的声音把驻华使馆推到风口浪尖，阿南和当时的日本外长一起受了减薪处分。
2005年7月，阿南惟茂正式向小泉纯一郎首相提交公报，呼吁其不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从个人经历和政治经历来看，阿南惟茂对中国都很有感情，在外交上也持对华友好态度。关于历史，他也主张日本应该认真反思过去，呼吁两国应再次确认《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友好和平条约》的精神 ，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日中关系。但是这些言论也让他在日本饱受争议。
除了阿南惟茂，他的前任谷野作太郎也曾在2001年就呼吁小泉不要参拜靖国神社；2012年7月，前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在接受《朝日新闻》专访时站在中国的角度上评论钓鱼岛事件："日本策划了这次事件，以求强化刚实施的国内法的执行效果，中国不就是这么想的吗？"；同为"中国帮"的加藤弘一和野中广务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行为都曾被日本右翼媒体描述为讨好中国政府的"进贡外交"。
"文革"时期前往中国的外交官被称为"文革世代"，日本右翼指责他们封闭强硬，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和其他"欧洲派"或"英美派"外交官接触不多，"独善意识"颇重。甚至有言论称，因为不受重视，"中国帮"外交官的政途最高目标就是驻华大使，因此维护和中国官员的关系、扩展在华人脉、避免与中国政府的摩擦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
"中国帮"并非"亲中派"
"中国帮"不意味着亲华，并非所有出身中文进修班的日本外交官都主张对华友好，而历史上许多被视为"亲华派"或"知华派"的政治家、外交官甚至都不会说中文。上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黄金期，一些外交官也曾被误认为是"中国帮"，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比如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以亲华著称，但学习的却是法语。
而2010年接替宫本雄二的丹羽宇一郎大使虽然不是"中国帮"，但在中国同样有着广泛的人脉。丹羽是日本最大贸易投资公司之一的伊藤忠商事公司董事长，与中国经济界有着良好关系，但是丹羽的民间身份让其受到外务省其他官员，甚至是"中国帮"外交官的"排挤"。
2012年，丹羽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公开反对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购买钓鱼岛"计划。这一发言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也让执政党在国内备受指责，丹羽不得不提前结束任期返回日本。
"中国帮"大使不能左右中日两国关系，对外交政策的分析应该放在更大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中考虑。但是一个了解中国，熟悉如何和中国政府、民众交流的外交官可以帮助日本政府更好地传递自己的外交理念。
从历史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帮"的关注和批评反映日本社会对过去政府对华政策的不满，一直背负"战败国"身份的日本民众厌倦了没完没了的道歉，希望采取更加主动的外交政策，这也是小泉政权被日本民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帮"外交官在对华事务中确实有不少优势。比如他们大部分能和中国官员用中文交流，像阿南惟茂大使甚至能非常精确地说出一些普通中国人都不太熟悉的县，包括县长的名字、当地的物产、日资企业的状况等等。在华学习经历也让他们更了解中国政府的处事模式和中国人的沟通方式，知道如何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减少不必要的摩擦。
"中国帮"以及"知华派"政治家和外交官在日本地位相对边缘化却也是事实，这也限制了他们在日本国内的话语权。
"中国帮"外交官可能不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明显的改善，但是"中国帮"大使往往出现在中日关系欠佳的时期。可能正是困难时期，才更需要了解中国的外交官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