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国体、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迥异，对改革的内在需求与改革的理念、路径和目标亦不同，似乎难有可比性。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国不但有声气相求、相互支持、投桃报李、互为动力的时候，更有当一方改革派在国内遭遇保守派反攻，改革进程受阻，需藉助对方的力量寻求突围的时候，或火藉风势，一方把对方改革的强势，巧妙地加以利用，使其成为拉动本国下一阶段改革的“引爆剂”的时候。中国改革与日本改革，如果不是一对互为“喻体”的改革的话，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日本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喻体”。
　　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动力，无疑源自在“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全线崩溃、民生凋敝的状况下，广大民众对政治斗争的厌倦、对国家早日踏上经济振兴之路的渴望，是一种典型的“内发型”动因。但正如历史上中华民族每经历一次动荡和灾难，都会生发“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一样，与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反差再一次让我们深受刺激。这种受挫、危机感从当时极少数知道、看见并了解西方的社会精英层扩展开来，迅速弥漫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所谓“开除球籍”的“盛世危言”曾在很长一段时期不绝于耳），成为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80年代更加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潜在动力。中共内部的“改革派”顺应这种形势，在积极推进“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同时，清算过去的负面遗产，不但得以平安渡过了历史上空前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凭藉有限的“发展”理论资源（即所谓“发展是硬道理”、“黑猫白猫”论及“摸著石头过河”等），反而做大了一度被削弱了的合法性。
　　1978年8月，在第三次复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的主导下，难产6年之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在北京签署。两个月后，邓前往东京，出席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日本，他做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这也将加深两国的政治关系”的表态。
　　邓访日行程中，有一个后来被反覆提及的耐人寻味的细节。10月26日，邓一行从东京出发，乘“光”号“新干线”列车前往日本历史文化名城京都访问。日本记者请他谈谈乘坐“新干线”的感受。邓触景生情，一语双关地回答道：“很快，快得像风，就像推著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实表明，此次对日本的国事访问，如果不是催生了邓始终念兹在兹的“中国版”现代化构想出台的契机的话，至少构成了使其具体化、可操作化的直接动因之一：邓从日本回国仅一个半月，即于12月18日主持召开了被称为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从政治上彻底清算了“凡是派”，确立以邓为核心的“新权威主义”体制的同时，正式打出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在赴日访问中受到的刺激和“洗脑”，先是促成了邓自身从党内“开明派”向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的转型，进而启动了中国20世纪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一次转型的漫长竞跑。从那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即为国人心中“现代化”的代名词。随著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中日关系也迎来了战后第一个“蜜月”期。1984年，受胡耀邦总书记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为“蜜月”的高潮。
　　首先打破“蜜月”酣梦的，是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5年8月对供奉著“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的公职参拜。而中曾根之所以这样做，应该说并不是出于其所谓“右翼鹰派”的保守主义立场，或与华为敌的思维定势，而是日本国内政治形势使然。而他后来回应中共方面请求，从翌年起停止参拜，恰恰反证了其不折不扣的“亲中”立场。据其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自省录——作为历史法庭的被告》中透露，令其作出停止参拜决断的，“除了对（日本）国内外的情势做出的伶俐判断之外，一个决定性的要因是意识到胡耀邦也许会因我的参拜而遭弹劾下台的危险”：
　　受中曾根个人之托，藉商务访华之机，负有顺便打探“中方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真意”之责的日本“新日铁”公司前社长稻山嘉宽临回国前一天，清晨6点，时任书记处书记的谷牧、副总理万里两位“开明派”，“面带紧张神情来到了他下榻的酒店”，“……（靖国参拜问题）将给中国的内政带来巨大影响，会陷耀邦总书记和我等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请务必向中曾根首相转达停止参拜的希求。”正是出于对与其私交甚笃的胡耀邦为首的中共“开明派”的支持，中曾根做出了中止参拜的决断。事实上，作为保守派政治家，中曾根也为这个决定付出了代价：1986年8月，因其没有继续参拜靖国神社，首相官邸收到了寄自“赤报队”等极端右翼团体的子弹。
　　中曾根所以不惜政治代价“挺”胡，显然是意识到胡已成中共保守派的“目标”。如果胡被迫“失脚”，保守派卷土重来的话，不但将葬送“中途半端”的中国改革，对日本和世界也没有半点好处。尽管如此，中曾根的良苦用心依然没能“挽狂澜于既倒”：胡旋即被“老同志”集团搬倒，其馀势还引发了“反精神污染”运动及“八六学潮”。
　　至此为止，现代中日关系史上仅有的一段“蜜月”被划上了休止符。但日本自始至终没对中国的改革说过一个“不”字，并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肇始于1979年、历经日本20任内阁、总额高达3.3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649亿元）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可以说全方位见证了两国关系从高歌“友好”的“蜜月期”，到各自进行战略调整、重新定位的“调整期”的整个过程，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可谓“功莫大焉”。
　　尤其在1989年“6．4”之后，中共经历了最可怕的合法性危机，在相当程度上靠吸引外资才好容易构建起来的开放经济体系濒临崩溃。而日本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宣布解除对华经济制裁，再一次为中国经济注射了强心剂。对此，中共曾相当“感恩”。作为“回报”，90年代中期曾邀请天皇夫妇访华，在当时被国际社会看作是中日全面和解，一个崭新的、面向21世纪的“战后”时代大幕开启的信号。回过头来看，日本所为，动机很简单：除了其实用主义、无视道义立场的“经济动物”的一面，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想通过此举，促成中国向国际社会的“回归”，彻底斩断中国国内“保守派”清算改革、“杀回马枪”的藉口，从而使中国“将改革进行到底”，以期从更长的时间轴上有利于日本的“国益”。
　　然而，经过90年代的重新定位、调整，进入21世纪，中国国力明显增强，日本则从漫长的“泡沫经济”衰退中逐渐走出。一味地自得自满于经济增长的中国，一面延宕、浪费著国内政改及深层经改的机运，一面不自觉地平添了一种新“病”：喜欢对邻国的改革置喙、说“不”。众所周知，中共不喜欢小泉。但小泉作为日本政治家，上台与否，能否做成“长期政权”却不取决于中共的好恶。事实上，他恰恰是凭藉对内，大力推进“构造改革”，对外，在强化日美同盟之馀，决不取悦中共政权的“个性”得以上台并坐大的。
　　记得去年日本9．11大选前夕，大陆主流媒体上，充满了对小泉“偏执于邮政改革”、不惜“悍然解散国会”的挞伐之声。甚至无视他国的舆情走势，罔顾明摆著倾向于自民党和小泉的民调结果，硬是唱衰一片，彷佛这样做就能左右人家选举的结果似的。在如此“舆论导向”之下，一些本来平时就对岛国事情不甚了了的人，误以为倡导“邮改”、“解散国会”是什么大不韪的罪愆。其实，前者，是小泉上台伊始就始终不渝倾力推行的“构造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环；后者，则是日本和平宪法赋予内阁的神圣权利。全然没有一点“作奸犯科”的嫌疑。
　　不仅如此，更进一步说，日本人口从去年底开始呈负增长。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劳动力告缺、养老金不足、医疗资源难以为继……日本社会正面临老龄社会的严峻考验。为此，削减国家公务员比例，化“国有”为“民营”，以变相增加税收乃小泉政府对“日本病”开出的药方。而拆散坐拥340万亿日元（占日本国民储蓄的25%）资产、27万名公务员（占日本政府人员构成的30%）的邮政系统，将其彻底民营化，无疑是第一个疗程。其能否“药到病除”另当别论，至少在小泉任内，克服来自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不惜通过两次解散众院、三次改组内阁等“非常手段”，换来了“将邮政改革进行到底”的机运和希望。今天，“邮改”已成为日本最大的“政治正确”，其大方向已不容逆转，这在小泉上台之前是无法想像的。正是这一点，使小泉政府成为日本社会“泡沫经济”以来所仅见的长期政权，客观上也决定了“后小泉”时代政权的性质。
　　对此，大陆媒体也并非完全“清一色”地视而不见。于今年春节前出版的新锐主流代表性媒体《财经》杂志，就通过主编带队在日本的系列跟踪采访，以长篇封面报道的形式，详细解读了日本的改革，对包括“邮政改革”在内的日本“构造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
　　日本经过“构造改革”的阵痛，长期“泡沫经济”所造成的天文规模的不良债券已基本消化完毕，上至国家宏观经济，下到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变黑；实际失业率下降，基本控制在3.5%-4%的健康水平；从2003年下半年起，经济开始稳健复苏，潜在增长率为2%-3%……用被日本国民称为“改革先生”的、日本总务兼邮政民营化改革大臣竹中平藏的话说，“复苏的动力来自改革”。
　　可以预见，在日本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任期有限的小泉政府，还是“后小泉”时代的政府，在改革已被做成“政治正确”（用小泉自己的话说，叫“谁不改革谁下台”），改革的成本分摊已然完成，不改革则需花费更大成本的情况下，日本以“小政府”为指向的改革将会如期进行下去。
　　了解日本的人知道，相对而言，日本政府的规模其实本来就不大，与中国相比甚至可以说是“袖珍型”（客观上，小泉每一次改组政府，都要合并、削减几个职能省、厅）。我们在国企改革的深化和建设规模恶性膨胀的过程中出现的不良资产问题，至今没有找到有效的消化、解决的出口（经济学界已有人提出要借鉴日本消化“泡沫经济”不良债券的经验）。统计资料表明，近30年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加上经济增长带来的人的观念转变，中国人口（特别是城镇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中国已经是站在老龄化社会门槛上的国家（政府有关机构也在致力于研究如何应对一个“未富先老”型的社会）……除了中国尚未实现发达如日本的工业化程度这一点之外，日本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所遇到的问题，或迟或早，我们一定会遭遇，这几乎已成为中国学界的共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改革，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是中国改革的“喻体”。也惟其如此，日本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便不复是无关痛痒、单纯的“他者”，而是我们迟早得面对的、本来就生在自个头上的痈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