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老鬼在母亲谢世10年之后，于2005年推出《母亲杨沫》一书。该书披露了一生只追求“革命+文学”的女作家杨沫真实的生命轨迹和家庭生活，引起轰动。无独有偶，同样是记述“一二．九”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和归宿，由老作家韦君宜亲手执笔的《思痛录》，也曾在世纪末的知识界扔下了一颗重重的精神原子弹。
　　以《青春之歌》垂世的杨沫，其一生可以视作从“一二．九”起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老鬼的笔调既无夸张，也不回避，在记叙杨沫早年与张中行的聚散关系，中年与马建民的相互揭发关系，晚年与秘书之间的暧昧关系的同时，也写出了她冷漠非情的一面。《母亲杨沫》讲述了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年轻女子，在民族危亡时刻，毅然投身抗日前线，然后在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大熔炉中被扭曲了母性和人性的真实过程，非常震撼。杨沫曾以别具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而闻名，1978年以后又陆续写了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等，大都离不开“一二．九”的时代背景。
　　韦君宜晚年抱病写作《思痛录》，抢在她临终前的1998年出版。这是“一二．九”老人对时代和人生的血泪回顾，读起来让人感到很“痛”心，并成为当代重要文化现象之一。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早年出身北平名门，年轻时入读清华大学哲学系。她在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投身革命，并于1939年奔赴延安。韦君宜属于文艺界的老干部，长期担任要职，晚年也有大量创作问世。但她最让时代躲闪不及的，竟是写出了同代人悲惨遭遇和思想忏悔的《思痛录》。
　　杨沫出生于1914年，卒于1995年末；韦君宜生于1917年，卒于2002年。两人年龄相仿，都是从“一二．九”开始走上革命之路，最终都以知名女作家存世。老鬼在《母亲杨沫》中写道，在这个革命家庭里，亲情泯灭，母性淡薄，特别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下，母亲杨沫和父亲马建民之间不是彼此保护，而是相互揭发，手段狠恶，直取对方政治生命。这种做派，在革命队伍中早已不是新鲜事。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回忆延安整风运动“抢救失足者”，痛陈了类似的历史根源。
　　年轻的韦君宜初到延安，就看到有好几对夫妻因为抢救运动而离异。“他们都是青年时代在革命队伍里相恋的好伴侣，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一方听党的话，相信对方是特务，而且一口咬定对方是特务，自然就把对方的心给伤害了。由此造成的伤痕，比对方移情别人还难弥合，于是事情完了之后就离婚。”所谓“抓特务”，更是捕风捉影，幼稚离奇。比如共产党接收绥德分区后，怀疑省立绥德师范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于是深挖特务材料。据说师范内有特务美人队，领导人是一位语文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据说这些女学生接受了特务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她们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一个女学生还写了《我的堕落史》登报，特务更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现6岁的小特务！——这已是欲加之罪，信口胡诌了。
　　韦君宜从朋辈身上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人间惨剧。她晚年告诉女儿说：当年参加革命时，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她觉得“虽有刀锯鼎镬，甘之如饴，那并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比起后来经历了无数内心痛苦的幸存者，早年怀抱理想慷慨赴死的老同学才是真正幸福和幸运的。”在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韦君宜也曾对黄秋耘说过：“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韦君宜的忏悔，是一代有良知和操守的知识分子的忏悔，但更多的人已无及忏悔而成为牺牲品。韦君宜晚年躺在病院里，一心直想“我们回到学校去”。当年在学校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曾是这一代人最真诚无垢的年华。半个世纪之后，儿辈们终于明白：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父母亲那一代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鲜血、生命，更有泣血的灵魂。
　　其实，当年投身革命的“一二．九”一代，都是最优秀的时代青年和学生，但不同的选择引导了不同的人生归宿。杨沫当年与张中行分手，是因为一个“热衷政治”，一个“埋首学问”，道不同难与谋，只能分道扬镳——最后一个成为革命女作家，一个成为国学大师。韦君宜曾听某世界知名美籍老华人科学家说过：“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的，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韦君宜当年就拒绝了父母为她安排好赴美留学的机会，抱著满腔幸福的感觉，抱著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了延安，排著队涌进了革命队伍。但她（们）遇到的是延安整风、三反五反、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遭遇了千种折腾，万般荒谬。一代人的理想被亵渎、热情被冷藏、才智被浪费、生命被摧残，到生命该划句号的时候，换得的惟有心灵之痛、人生之痛。
　　中国学术界现有知识分子研究热，实源于20年前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研究“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三八式一代、解放一代和文革一代”这六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题。现在看来，这个命题绝不能被信息社会和消费时代所掩没，相反，实有更加深入挖掘和研究的必要。20年来，在六代之后，至少又生成了“80年代文化热一代”和“21世纪新生代”。杨沫和韦君宜是“一二．九”一代的缩影，她们的身世经历和人格变迁，堪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珍贵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