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立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想充当“亚洲管理者”，但中国不想扮演这个角色，中国要在亚洲发挥一个开放、包容、推动的积极作用，使亚洲各国处于相互平等的地位，这一点，也是我们与日本发展定位的关键不同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客观地看，“西方”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可以指美国，也可以指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还有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在不同的问题上，对中日的看法并不一致，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西方就有不同声音；对中国海外投资，西方也有不同看法。不过总体而言，在国家的发展问题上，西方主要国家表现出对华不是特别信任。
为什么他们不够信任中国、更相信日本的未来发展是和平的呢？这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社会制度问题。
意识形态令西方“亲疏有别”
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中国的发展前景究竟会是什么？西方主要国家还想不清楚，因此是抱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来看中国的。而日本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员，对同一种制度，西方国家就能想得很清楚。这也是近年来日本在外交上频频打出“价值观”牌以争取更多国际支持的缘故。比如，中国经济，虽然仍存在一些以前计划经济的影响，但这些年来一直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为主要目标进行不间断的改革。其实，现在的中国经济比西方一些国家的经济还要市场化，但西方国家仍愿意戴有色眼镜看中国。再加上多年来，美国、日本大力鼓噪“中国威胁论”，影响了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使他们对华存在比较深的偏见。
但话说回来。西方主要国家对日本的看法其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美国一些政界、学界人物已经提出，日本今后在历史问题上必须分清是非，该承认的就得承认，在钓鱼岛问题上也不能再采取“鸵鸟政策”，不承认和中国存在的分歧。因为日本现在的做法可能会导致美国也被卷入日本在亚洲地区引起的纷争中，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
至今并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明确表示，相信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已经意识到错误，今后不会重走那种道路。因为安倍的一些做法，正在使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日本的发展产生疑虑。安倍宣称要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推行“积极和平主义”，但在东亚地区，安倍的言行使该地区局势越来越紧张，西方抱有疑虑是必然的。东亚若卷入矛盾冲突，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所以我相信，即便西方国家，也是会深入地考虑问题、慎重地进行政策选择。
对外援助投入中国低于日本
价值观标准和利益标准，是西方国家确定对日政策时的两个前提，这些国家不会脱离这两个标准而盲目地相信日本。
安倍也深知这两个标准的功效，便以日元为其宣扬的“积极和平主义”的推动力。所以安倍说，日本复兴起来以后，要像过去一样当亚洲的“地区领袖”。安倍拉大旗做虎皮，这种野心毕露的说法在国际社会并没有得到很多批判。因为实际上，日本的对外援助还是相当可观的。虽然日本现在经济不甚景气，但它在对外援助上一直做得比较好，投入资金多，相关关系也处理得比较好，争取了很多国家支持。
中国则在国际援助方面做得还不够。尽管GDP已经是日本的两倍，但是中国人均GDP还比较低，所以对外做出国际贡献的资金能力尚不如日本。当然，这仅是客观原因。主观上主要看实际贡献的多少，对外支援额度有多少。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在不断增加，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参与如维和行动在内的更多行动，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
还有一个主观原因，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企业的具体操作还需要更多改进。比如，我们企业走出去，必须要重视和考虑当地的环境问题，不能只考虑经济利益。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需要把合作共赢、和平发展落到实处，这样才能使日本鼓噪多年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越来越小。
因此，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信誉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外交工作的努力，还要在对外投资、对外援助等方面拿出实际成绩来。
最后，从外交层面看，确实需要使我们的外交通过改革更加适应世界发展的要求。我们有时还按照老一套思路来做，该放手去做时没有放手，不过最近两年与过去相比已经有很大改变。比如，在对境外中国公民保护问题上，我们和日本等国相比，还有距离。
中日在亚洲的定位不同
总之，既要和平发展，又要坚决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二者必须统一起来，有力地发出中国的声音，及时亮明态度，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如安倍所言，日本几十年来一直在经济方面是亚洲的“领头羊”，今后无论其国内经济状况如何，日本也想跟在“世界管理者”美国的后面充当“亚洲管理者”，这一目标是明确的。但中国不一样，中国不想当“亚洲管理者”，也不要当“领头羊”。中国要在亚洲发挥一个开放、包容、推动的积极作用，使亚洲各国处于相互平等的地位，遇到问题时共同协商、共同制定原则、共同遵守，最后实现共同的发展、繁荣。这一点，也是我们与日本发展定位的关键不同。
日本想充当“亚洲管理者”，但中国不想扮演这个角色，中国要在亚洲发挥一个开放、包容、推动的积极作用，使亚洲各国处于相互平等的地位，这一点，也是我们与日本发展定位的关键不同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客观地看，“西方”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可以指美国，也可以指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还有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在不同的问题上，对中日的看法并不一致，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西方就有不同声音；对中国海外投资，西方也有不同看法。不过总体而言，在国家的发展问题上，西方主要国家表现出对华不是特别信任。
为什么他们不够信任中国、更相信日本的未来发展是和平的呢？这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社会制度问题。
意识形态令西方“亲疏有别”
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中国的发展前景究竟会是什么？西方主要国家还想不清楚，因此是抱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来看中国的。而日本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员，对同一种制度，西方国家就能想得很清楚。这也是近年来日本在外交上频频打出“价值观”牌以争取更多国际支持的缘故。比如，中国经济，虽然仍存在一些以前计划经济的影响，但这些年来一直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为主要目标进行不间断的改革。其实，现在的中国经济比西方一些国家的经济还要市场化，但西方国家仍愿意戴有色眼镜看中国。再加上多年来，美国、日本大力鼓噪“中国威胁论”，影响了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使他们对华存在比较深的偏见。
但话说回来。西方主要国家对日本的看法其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美国一些政界、学界人物已经提出，日本今后在历史问题上必须分清是非，该承认的就得承认，在钓鱼岛问题上也不能再采取“鸵鸟政策”，不承认和中国存在的分歧。因为日本现在的做法可能会导致美国也被卷入日本在亚洲地区引起的纷争中，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
至今并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明确表示，相信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已经意识到错误，今后不会重走那种道路。因为安倍的一些做法，正在使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日本的发展产生疑虑。安倍宣称要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推行“积极和平主义”，但在东亚地区，安倍的言行使该地区局势越来越紧张，西方抱有疑虑是必然的。东亚若卷入矛盾冲突，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所以我相信，即便西方国家，也是会深入地考虑问题、慎重地进行政策选择。
对外援助投入中国低于日本
价值观标准和利益标准，是西方国家确定对日政策时的两个前提，这些国家不会脱离这两个标准而盲目地相信日本。
安倍也深知这两个标准的功效，便以日元为其宣扬的“积极和平主义”的推动力。所以安倍说，日本复兴起来以后，要像过去一样当亚洲的“地区领袖”。安倍拉大旗做虎皮，这种野心毕露的说法在国际社会并没有得到很多批判。因为实际上，日本的对外援助还是相当可观的。虽然日本现在经济不甚景气，但它在对外援助上一直做得比较好，投入资金多，相关关系也处理得比较好，争取了很多国家支持。
中国则在国际援助方面做得还不够。尽管GDP已经是日本的两倍，但是中国人均GDP还比较低，所以对外做出国际贡献的资金能力尚不如日本。当然，这仅是客观原因。主观上主要看实际贡献的多少，对外支援额度有多少。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在不断增加，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参与如维和行动在内的更多行动，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
还有一个主观原因，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企业的具体操作还需要更多改进。比如，我们企业走出去，必须要重视和考虑当地的环境问题，不能只考虑经济利益。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需要把合作共赢、和平发展落到实处，这样才能使日本鼓噪多年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越来越小。
因此，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信誉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外交工作的努力，还要在对外投资、对外援助等方面拿出实际成绩来。
最后，从外交层面看，确实需要使我们的外交通过改革更加适应世界发展的要求。我们有时还按照老一套思路来做，该放手去做时没有放手，不过最近两年与过去相比已经有很大改变。比如，在对境外中国公民保护问题上，我们和日本等国相比，还有距离。
中日在亚洲的定位不同
总之，既要和平发展，又要坚决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二者必须统一起来，有力地发出中国的声音，及时亮明态度，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如安倍所言，日本几十年来一直在经济方面是亚洲的“领头羊”，今后无论其国内经济状况如何，日本也想跟在“世界管理者”美国的后面充当“亚洲管理者”，这一目标是明确的。但中国不一样，中国不想当“亚洲管理者”，也不要当“领头羊”。中国要在亚洲发挥一个开放、包容、推动的积极作用，使亚洲各国处于相互平等的地位，遇到问题时共同协商、共同制定原则、共同遵守，最后实现共同的发展、繁荣。这一点，也是我们与日本发展定位的关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