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靳锦 编辑/刘子超
东京有着与世界任何一座城市都不同的质感：
它复杂、矛盾、精致、有秩序，
对欲望的解决细到极致。
在日本，
能在文化传统上与之匹敌的只有京都
—— 但东京依然是独一无二的。
道鬼子母表参道进入现实世界的通道
鬼子母表参道周围是日本传统的民居群，因土地私有，房屋各不相同，但都线条简洁，楼高不过二三层，门前有小小的庭院，亦要摆上别致的盆景和雕刻。白天看是宫崎骏的电影布景，晚上则是一团团静静蹲坐的阴影。小道九曲回肠，稍不留神就会迷路。这片民居总是出奇的安静，偶然碰到一个人，我们都吓一跳。我找到了一家极小的卖猫饰品的店铺，弯腰进去，店主点了点头，继续织有猫脸图案的杯垫。日本人的拜猫情结源于文学传统，《枕草子》、《源氏物语》里就有很多猫的故事，夏目漱石则模拟猫的身份写了《我是猫》。这位编织的店主显然无意和我搭话，猫代表神秘、灵性和自我，交流不在其中。我还找到一家豆腐坊，主人就把店开在自家的院子里，来往皆是邻里熟户。每次路过我都好奇，闹市环肆的街区里竟然可以存在一家手工作坊，而且价格毫不客气地更贵，还只有一种款式。
每天，我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走路回家。无论怎么绕，最终都会回到鬼子母表参道这条主路上来。鬼子母是佛教神灵，传说她生了500个儿子，还要吃别家的小孩，佛藏起她的一个儿子让她明白母子之爱。鬼子母悔悟后便入了佛道，主授子、安产。
夜里，表参道上街灯惨黄，仅能看清来路。白天看学术文献，晚上走在一条以鬼神命名的黑黄的路上，是我在东京最奇异的经历之一。到了时间，鬼子母神堂倏然出现在转弯处，数十盏大红色灯笼高悬，一旁如林的白色经幡默立，又热闹又肃然。神堂上伸出一面旗，上面一个大大的“鬼”字。
租住的房子就在“鬼”字不远处，是一栋木结构二层小楼。一楼有厨房和餐厅，英国男人杰克占据了唯一一个大卧室。他来日本旅行过一次，之后就搬了过来，目前在酒吧打工。有时候经过他房间门口，看见他的日本女朋友横在皱成一团的床单上——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脸。
二楼还住着一个法国交换生，经常抱怨自己在这里没有朋友，然后关起门来吃便当看电视。我第一次在旅行中有了长时间歇脚的地方。躺在榻榻米上，我知道不远处新宿正闪烁着歌舞伎町的招牌，居酒屋的小火锅也煮起来了；池袋的阳光城如阳具一样直指向天，背后东武、西武连成看不见头的商海。但现在，我庆幸自己能够在东京汹涌的漩涡中有一只锚，可以不必为错过任何事情而焦虑。
东京奢侈地给我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而且一路有神灵庇佑。
作为思想的东京
在东京，每个外国人都会说一段自己的日本情结。我在早稻田的老师是美国人，他大学二年级时来日本交换，之后再没有回去，一留30年。他记得最初被日本小城令人愉悦的平静、礼貌和安详所吸引，那是与美国激进的个人主义和进取精神大相径庭的文化。现在，他会在开门的时候为所有人服务，一口一个“duozo（请进）”。我在北欧时的邻居，一位漂亮的丹麦女孩，极度痴迷日本的流行文化，常年穿着有骨架撑起的蓬蓬裙、头上系着蝴蝶结。这种“kawaii（可爱）”风格在极简主义盛行的北欧，绝对是眼球炸弹。他们都来到了东京。日本文明有东方的神秘色彩，但也分享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地位，这让它看起来像现代文明的“另一种选择”。
在日本，东京被概念化得厉害。文学评论家矶天光一1978年写《作为思想的东京》，说东京已经远超城市的意义，全国各地有作为的年轻人都要来到这里，连皇室都是明治维新后从京都搬来的异乡人。战后复兴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越来越集中于东京，如今东京占据日本十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GDP。你在许多国家都能找到几个并肩竞争的中心城市，比如中国的上海和北京，美国的洛杉矶和纽约，但东京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住处和学习的地方都在新宿，这里成为我在东京的中心。1950年代，东京原都心三区千代田区、港区和中央区已经不能满足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政府提出建设副都心，即新宿、涩谷、池袋。如今，新宿是大都市的典型样本，高楼摩肩接踵，街上人群密不透风。它最显眼的标志是车站。新宿站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大型商场、餐馆、旅店、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延伸到地下数层，不用出站就可以逛上一整天。站内有几十个出口，对应着新宿的不同街区，出来之后，车站内一切又重新出现在眼前。新宿就像大城市套着小城市的俄罗斯套娃。每天，有将近四百万人次从套娃里进进出出。新宿还有著名的通往8个方向的路口，简直需要一本学习手册才能知道怎么走。
之前去欧洲的城市，我习惯在街上闲逛，但在东京，我基本是在建筑物里穿行。好不容易出了车站，拐进卖奢侈品的商场，逛了一圈后找一家纪伊国书屋待半天；转一个街区，窥探一下“无料案内所”里的牛郎照片，寻一家日料吃喝，再去车站的面包店买甜点。我有时会突然停下来，怀疑这路上的行人为何能笃定地前行，好像他们都知道自己的方向。
对我来说，选择是很困难的事情。“阻止我脚步的，并不是我所看见的东西，而是我所无法看见的。在那个无限蔓延的城市里，什么东西都有，可唯独没有尽头。我看不见的是这一切的尽头，世界的尽头。”电影《海上钢琴师》中，在船上待了一辈子的钢琴师如此说道。我本质上是城市爱好者，唯有东京，让我觉得完全无法理解它的复杂。它是一艘太大的船，一个太美丽的女人，一条过长的航线。
「榻榻米」视角
我第一次去东京时住在比较传统的日式民居，每次从新宿回来，都觉得很“穿越”。但这并不是说，东京鲜明地分成了商业区和传统区，西式建筑与和式建筑。东京是个均质化的城市，各个地方差别不大。如果沿着某条线把北京切开，横切面上有国贸这样现代化的地方，也有城中村这样前现代的地方。东京有不同功能的分区，但发展水平很均衡，银座仍有挂着明治维新思想“和魂洋才”旗帜的百年面包店；无论多么偏僻，走到哪里都能看见自动售卖机、便利店和严格分类的垃圾回收。
东京地图的单位不是“张”，而是“本”，每个车站又都可以取到本区域的分地图，信息因此变得无用。它的驳杂，最适合绘制私人地图。皇宫重要，但对许多人来说只是遥远的一瞥，城内其他以“侘寂（wabi-sabi）”风格闻名的建筑更令人有共鸣，隐而不扬，朴素和谐。我对鱼生的好感度一般，却意外发现东京的甜点在口感、造型、想象力方面十分惊人，欧洲大多数店里卖的甜点因此看起来像锤子砸过一样。
我坚信，人类历史上只有最初的探险是混沌的，之后，都是在验证和更新自己已有的印象。上野与鲁迅有关，他当年高贵冷艳地说了一句“上野的樱花开了”，那里就成为中国人朝圣的去处。杂司谷站附近有夏目漱石的墓地，离我住处很近。我感激这种巧合，他写的《我是猫》是我读过的第一本日本小说。浅草寺是东京最古老的寺院，德川家康曾将这里指定为幕府的祈愿所，围绕浅草寺的闹街上曾有吉原妓院和歌舞戏院。川端康成写《浅草红团》，风月场上卑微的男人女人，用“像刀锋一样锐利而易于挫折的忧郁”形容弓子。战后妓院关闭，戏院也逐渐衰落，混小子北野武不愿意逛这种“过去的街区”，他去新宿、涩谷玩得不亦乐乎。但最终他想做一个喜剧演员，又进入浅草，从开电梯做起，得到的第一个角色是人妖。现在浅草卖得最好的小吃是人形烧，北野武会说出什么样的笑话呢？
让·鲍德里亚认为，后现代社会是拟象的社会。真实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符号、定型化想象、大众文化都构建了我们的经验结构。最重要的，就是照片、电视、电影。在东京成熟的商业街区，能明显感受到这一点。我在去之前，已经知道某个名字与特定的概念相连，比如秋叶原的电器，涩谷的流行时尚，六本木的商业气息。现场悬置的巨幅显示屏，又滚动确认着这个信息。镜里镜外，没有任何区别。在东京住了一段时间，发现东京的电器商场俯拾皆是，秋叶原固然多一些，但一般人很少专门为了买电子产品跑那么远。涩谷常有奇装异服者出现，别的地方也不少。并非我滋生出了新鲜的生活经验，只是消费主义很大程度上抹平了最初因资源不同而造成的相异。东京第一家汉堡店、第一家比萨店开在六本木，但现在，早已成为各地标配。这又是另一个鲍德里亚式的叙事。
回到住处，一切抛诸门外。这片民居楼与楼之间间隔极窄，邻居的猫不时跑到我的阳台上来。进门脱鞋、净手，室友们已经睡下了，我不得不轻手轻脚上楼。传统日式民居是木制结构，内里装修也都是木头，受到一点压力都会发出吱呀的声响。我不禁想到，如果这是家庭，每个人难掩隐私和秘密。
小津安二郎拍日常生活，有一个“榻榻米”视角，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会理解“榻榻米”视角实际上是人的视线交汇而形成的剪辑路线。它提示着日本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过度暴露而略微拘谨，但又不失亲密坦然。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生活东京就是天堂
现在回想起来，关于东京的最深刻印象之一就是孤寂。
我的经验中，在大多数城市，哪怕只待几天，都会与其发生联系。东京却很难。享受它提供的服务是很容易的，走近它的过程就像剥洋葱，每一个步骤都碰到热辣辣的不情愿。最可怕的是，剥到最后，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大团圆结局，双方还是并行不悖。著名建筑师中村拓志设计的原宿东急广场上，通往商场“Omohara”的入口处是如同万花筒般的镜像通道，置身其间，服饰、草木、广场上的游人在三角镜里影影绰绰，仔细看却只是自己一个人。这就是东京最好的隐喻，那样有质感的意象，都是敞亮的幻觉。
东京无疑是世界上最适合单身人士生活的城市。想去任何地方，地铁线路四通八达，东京修了十几条地铁，翻开日本线路图，那简直就是解不开的麻线团。《欲望都市》中的纽约，男人女人会因为争抢出租车而调情，在东京，这样的版本是“痴汉”和“电车男”，他们有欲望，但几乎没有发展亲密关系的能力。如果不想见到男人，还有大把的女性专用车厢可选。便利店三步一间，便当500到1500日元不等，饿死是很困难的事情。东京对自动贩卖机的态度简直疯狂，你可以在上面买任何东西，饮料、食物、车票、香烟等等。最特别的是快餐店，大部分快餐店都设有单人座位，大家排成一排谁也不看谁。
更有甚者，入口处放着点餐机，按下套餐按钮放入钱，后厨那边就接到指令，过一会，一个服务生会端上点好的饭菜。东京为你考虑了所有事情，从基本的衣食住行到暧昧的心理需求，比如厕所里有音乐掩盖小便不雅的声音——关于这一点，我并无异议，只是坐在图书馆厕所附近的位置上看书的时候，耳边全是海浪的歌声。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生活，东京就是天堂，每天从睁眼到闭眼，不用说一句话。上车刷卡，吃饭按按钮，买色情杂志回家独自运动。单从经济发展水平解释，无法在纽约、伦敦、巴黎这样的大都市身上找到同样健全的设施。精神分析学家土居健郎在《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曾提出过著名的“娇情”概念，认为“娇情”是日本人际关系的基调。土居所说的“娇情”，一言以蔽之，就是“想要被人爱的依赖愿望”。我们都听过如下对话：“饿了吗？”“不饿。”“吃一些吧。”“好的。”“娇情”的一方对表明自己的利益有所克制，但内心期待对方可以利他一些。
中国人对“娇情”并不陌生，日本却更加极端，整个社会体系都建立在对“娇情”的模拟上，即自我克制与他人之情的交换关系。拿自动贩卖机举个例子，它代表着“我有需求，但不能去打扰别人”和“这是给予你的方便”两重意思。最近几年火爆的漫画和电视剧《深夜食堂》，讲新宿街头的一个夜间营业的小食堂，只经营简单的饭菜，但可以和老板聊天，许多食客就在这里说一些心里话。如果交流易得，又何须在虚构作品里寻找安慰呢？
想要被人爱的愿望，也隐含着怕别人讨厌自己的不安。东京就是这这样一个敏感的少女。现代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隔绝了依赖心理实现的可能。当城市越来越便利，对他人的需要就越来越少，原本恐惧分离，最后真正做到了分离。
我刚到东京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的注意力全部被美食、街景和神社吸引了，尤其记得站在东武商场地下的美食礼品街，其食物精致美艳的程度，让我几乎哽咽。那时我在欧洲待了一年多，最常吃的东西是自制炒意大利面。更不用说药妆店从眼睫毛关心到脚趾甲，文化遗址从街头排到街尾。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我都处在亢奋的状态，每天逛到深夜才回。后来渐渐平静，奇观矮化成生活，东京开始显露它巨兽的一面。
当时我正在新宿散步，已经可以一眼辨认出歌舞伎町的牛郎。走过一个街角，突然人都不见了，我在建筑丛林中迷了路。四周是百米以上的摩天大厦，一栋接着一栋，天空被分割成几何形状，钢铁和玻璃冰冷地堵住去路。人行走其间渺小如一只蚂蚁，整个城市像《千与千寻》中的无脸怪兽一样，沉默地跟着你，吞噬掉苟延残喘的气息。我当时惊恐极了，即便身边没有任何人。于是明白，为什么怪兽片都和城市密不可分，奥特曼、哥斯拉拔韭菜一样拔去高楼，也许人们在高层建筑身上投射了恋物的恐惧。那个时刻之后，我明白单纯的旅行者心态已过。
现代性的分割体系和日本特有的“娇情”结合起来，造就了一些颇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比如公寓楼的兴起，日本曾长期处于集体农业状态，家庭杂居于木屋，人们没什么隐私。但公寓楼和单元格的普及，打破了集体的约束。邻居不会来打扰，父母又在乡下或小城市，这是东京年轻人的生存环境。学者汤祯兆曾论述，公寓楼促进了AV产业的发展，因为周围没人关心你到底在做什么。另一方面，也说明人的隔绝和孤独。
基于东京的一系列亚文化，御宅族、单身寄生族、暴走族等，都可以借助这个角度来理解。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在日本是“御宅圣经”，传到中国成为一代人的性启蒙读物，其中的文化差异可见一斑。
尽管分割到个人，日本也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学者正村俊之给出的解释是，“事先防止社会对立的可能的措施得到了发展。”就是说，日本有“不愿意麻烦别人”的心态，已经预先与外界妥协，放弃了主动的对立姿态。所以日本人看起来有些“去差异化”，显得极有秩序。走在东京街头，人群自动分成两股，来去的方向绝不混淆，就像水流之中隔了一座无形的墙。关东地区“左侧站立，右侧通行”，关西地区“右侧站立，左侧通行”。我适应了东京的走路习惯后，出了大阪的火车站，顿时不会走了，似乎要撞上迎面而来的每个人。我不禁冷汗涔涔，觉得自己冒犯了所有人。只消很短的时间，日本就会把一个异乡人规训成视本地风俗为理所当然的识时务者。
“9·11”之后，纽约陷入恐慌，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在节目里讲了一个笑话。他对大灾难感到非常沮丧，可没过几天就在自己家门口看见一个乞丐自在地“打手枪”，顿时知道，这个城市仍然没有变。“3·11”之后，日本核泄漏的影响逼近东京，所有的人秩序井然地买食物，秩序井然地进行反核示威。于是世界知道，东京还是那个东京。
艺伎、居酒屋与主妇
因为一个朋友，我去了一趟葛氏柴又。葛氏柴又在东京东北角，是“下町”，是劳动人民住的地方。它是《寅次郎的故事》的外景地，男主角寅次郎在电影里说“我生长在东京的葛氏柴又，是帝释天的水把我养大，姓车，名寅次郎，人们都叫我疯疯癫癫的阿寅。”电影拍了48部，极受欢迎，直到男主角扮演者渥美清去世。
出了柴又车站，帝释天表参道口立着渥美清的铜像。每一集《寅次郎的故事》，主人公四处流浪，爱上一个姑娘又离开。我的朋友和他有点像，热爱流浪，热爱姑娘，一直颠簸，也常被发好人卡，因此深引寅次郎为知己。
整个柴又都是寅次郎的味道，他喝酒的饭馆，喜爱吃的草饼，还有一座寅次郎博物馆。作为国民偶像，寅次郎既有日本男人的优点，重视家庭、善良、乐于助人，也和他们一样不爱承担责任、自卑、过度反思、认为自己不被命运眷顾。
柴又离市区很远，我坐地铁往返需要3个多小时。工作日很少有如我一样游荡的闲人，问了一次路，那个职员在耐心解释完之后，竟一溜烟跑开赶时间了。我好生愧疚。日本在战后迎来经济奇迹，同时享誉世界的还有奉献精神。早晨8点钟从东京赤坂的天桥上看去，是潮水一般穿着西服去上班的人们，安静地涌过斑马线而不起涟漪。他们连成一片、无法分辨的背影就是这个庞大经济体前进的尾迹。因为超时工作，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也被谨慎地批评。《寅次郎的故事》之所以受欢迎，除了男主角很衰之外，他还能不断地出走、逃逸，在其他被家庭和企业秩序牢牢禁锢的日本男人看来，这简直是美好的幻想。
日本男人有一个真实的出口——居酒屋。20世纪70年代以来，居酒屋一度成为职员发泄工作苦闷的出口。失意的男人们在这里流连忘返，不愿意离开避难所。
居酒屋之前，是艺伎馆。赤坂就曾是东京艺伎聚集地之一，现在也可以在高级料理店见到她们。艺伎从小入“部屋”，习三味线、舞蹈和人情，谈话技巧是最重要的本领之一。她们见多识广，懂察言观色，才女亦不罕见。性技巧并非艺伎提供的服务，因为有另外细分的职业承担。艺伎馆花费不菲，有钱的男人才能够享受精神上的愉悦，来往多重臣富商。可以说，艺伎是最早进入“公共空间”的女性群体。如今艺伎早已式微，但仍能看到政客与艺伎的新闻。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曾和赤坂著名艺伎保持了6年的地下情。
我在日本做过田野，艺伎也是其中一个对象。早稻田的老师说，你不可能约到一位真正的艺伎——那种经过严格训练、有严肃艺术追求的艺术家，最多只能去景点看看演员的表演。因为艺伎实在太贵了，部屋多接受熟人预定，而且主要在京都。在日本，没有城市能和东京相比，但有一个能在文化传统上笑傲群雄的地方，那就是京都。
在东京，我和家庭主妇早川的见面也很偶然。第二次去东京，我换了身份，因此也有了一个“地陪”小林君。早川家是小林君的朋友，住在一处和式风格的现代公寓。客厅没有家具，主客都盘腿坐在地上。和式家庭布局是极简的，周作人深得趣味：“客来遍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拥挤，倦时随便卧倒，不必另备沙发椅，深夜从壁厨取被褥摊开，又便即正式睡觉了。”
早川夫人做了味噌汤，深夜暖胃，家庭的氛围令人动容。她大学毕业后从事过电脑和手机的销售工作，结婚生子后做了家庭主妇。“主妇”角色在日本极有根基，经济上也被尊重。日本政府制定的国民年金缴纳制度的单位是家庭，先生所在的公司需要为主妇一起缴纳年金，这样主妇在丈夫退休后，可以拿到与丈夫相等的养老金。2010年厚生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46.5%的日本家庭中妻子是全职主妇。
在东京，选择成为主妇也有不得已的成分。早川家是“京漂”，父母都在外地，普通中产之家也雇不起保姆看护孩子，妻子辞职是被认可的选择。传统上，主妇不仅照顾家庭，也掌握了财政大权。早川先生是外贸公司的中层，妻子每个月只给丈夫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870元）的零花钱，每天除了吃午饭，剩下的钱只够买报纸。
1970年代，日本有个流行语叫“一亿总中流”。在中央政府每年的舆论调查中，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阶级，这个比例在1973年超过了90%。泡沫经济过后20年，学者三浦展提出“下流社会”的概念。财富不再大规模集中于一个稳定的群体，一代人缺乏精神向上的动力。艺伎看起来更像是贵族社会冗余的展览品了，主妇竟然也快要成为奢侈品。目前30到34岁的男性中，有四成未婚。
现在东京最火的女子团体AKB48，正好是以上两种角色的反面。不再有一对一的私人情感交流，AKB48更像是按照集体意愿塑造的商品，你可以投票留下自己喜爱的人，跑到帐篷里和她们握手，甚至要求某个特定的团员来家里给自己洗头。她们不允许谈恋爱，不允许表露个性，只有服务性的一面。日式“萌”系审美就根基于此。欲望是存在的，但是主体性不存在，它经由服装、头饰、笑容这一系列快捷键触发，从而得到满足。
也许应该庆幸，中国还处在经济、精神上的上升期，自我意识觉醒是被鼓励的事情。我在东京给表妹买了Hello kitty的礼物，印象中她一直是小姑娘，喜欢各类可爱的东西。回国后，她看到礼物，淡淡说了一句，“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突然觉得自己目睹了重大的人生事件。
「老板，来一块2号系的胸脯。」
再度回到东京，是因为工作。这时东京正遭花粉病，满大街都是戴着口罩的人。二战后，大财团垄断的林业界为了经济效率，到处种植成长周期短但会散发大量花粉的杉树。197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对花粉过敏，到现在，大街上至少一半的人都戴着口罩。北京人戴口罩是无法忍受糟糕的空气，东京人戴口罩却是有空气而呼吸不得，一对貌合而神离的陌生人。
我重新走了当年去过的地方，桃花依旧笑春风，但我远没有当时闲散的心情。工作带来的补偿是，我密集地见到了东京各个阶层的人，有财团团长、环境专家、公知领袖、媒介主管、官员、公司白领等等。
这些人中，我最喜欢《周刊现代》的副主编近藤大介。《周刊现代》创办于1959年，从属日本第一大出版社讲谈社，现在发行量是日本第二。《周刊现代》的办公室和所有媒体一样，堆着高高的资料，职员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近藤的脸上干脆写着“日本人工作时长世界第一”。他刚刚从中国调回来，怀念5点就能下班的日子。
《周刊现代》是新闻刊，副刊登小说、娱乐，还登色情图片。我的同事们对此心知肚明，一拿到手就开始往后翻，没有，再翻回来，还是没有。近藤拖着硕大的眼袋看着我们说：“我剪掉了，格调不高。”曾有美国政要看到自己的访谈和裸女挨在一起而大为光火。因此杂志社专门准备了一把上好的剪刀，只要是赠刊，都小心剪去色情图片。
日本出版自由，杂志为博销量登色情内容很常见。当时日本最火的脱星是坛蜜，玉体横陈的高清大图，恨不得登上目力所及的每一本杂志。2013年大热的日剧《半泽直树》请她饰演一个性感角色，只要她出场的时间，本来就很高的收视率又蹿上去了。
日本最令人称奇的一点是，常常在比较极端的概念中转换。儒家、佛教、基督教、神教思想交织的社会，却丝毫没有生长出情欲的禁忌。我从住处去新宿，一路经过大小神社无数，人们渴求灵魂的救赎。一到歌舞伎町，穿尖头皮鞋、头发焦黄的牛郎开始揽生意，酒吧女即使在大冬天也露出长腿。进入成人影像店，极系统的细分市场把作品分门别类地标签，我觉得自己好像走进屠宰场：“老板，来一块2号系的胸脯。”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试图解释，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到另一种行为绝不会心理痛苦。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矛盾已深深扎根在他们的人生观之中。有时这种转换会遇到现实问题，日本1958年开始实施《卖春防止法》，也没妨碍歌舞伎町的活色生香。我向驻日多年的李兄讨教过这个问题，他说，案内所只提供联系信息不提供场所，卖春行为由双方约在酒店，算是个灰色地带。想起便利店里的杂志上的色情图片，许多都用纸条粘连，需要回家裁开。公共场合看不到最禁忌的图片，虽然只有一层纸的隔阂。
近藤不喜欢自己的杂志上登色情图片，他有着严肃的新闻追求，而且已经被两任首相告过了。菅直人告了他两次，一次因为他调查私情，一次因为他揭穿谎言，罪名当然都是“虚假报道”。近藤曾接到线报说，菅直人私会情妇，他带领5人调查组驻扎在菅直人下榻酒店的隔壁，用针孔摄影机、录音机记录下了证据。有趣的是，近藤在酒店遇到竞刊《周刊文春》的记者，二人相视立即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你来这做什么？”“过周末。”“我也是。”
我问近藤：你不怕被报复吗？他说，日本从起诉到下判决大约需要一两年，那个时候，首相早换了。
菅直人执政15个月，是从小泉纯一郎卸任以来第一位任期超过一年的首相。稳定的高素质公务员集团是日本政坛的基石，政党与官僚集团的斗争再激烈，政府还是正常运转。但也不是一点影响都没有，耗时过长的规划就较难执行，大多数普通人对政治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情，觉得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至于安倍，近藤也不喜欢。安倍晋三第一次任首相的时候，发生了朝鲜绑架日本人的事件，安倍公开批评朝鲜，《周刊现代》却拍到他偷偷派秘书去朝鲜密谈。安倍晋三2012年再度出任首相，工作一忙，告状这事儿就搁置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