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大卫
   周作人先生曾经提到人肉的两种吃法。一是做药用，一是做菜用。
   他提到：“古代有些有权力的人就老实不客气地将人当饭吃，如历史上的舂碓寨和两脚羊，老百姓则在荒年偶然效颦，到得有饭吃了大约也便停止。如历史上青州忠义之民逃往临安，一路吃着人腊。”
   人腊，应该是用人肉做的腊肉。我实在想象不出那是什么味道。《水浒》里的母夜叉拿人肉做包子，想来也是所言不虚的了——虽然她说自己有几类人不杀，难道该杀的就非得变成包子馅不成？
   关于人肉做药用，他提到王渔洋的《池北偶谈》里的记载：“顺治中安邑知县鹿尽心者，得痿痹疾，有方士挟乩术自称刘海蟾，教以食小儿脑即愈。鹿信之，辄以重价购小儿击杀食之，所杀甚众而病不减。复请于乩仙，复教以生食，因更生凿小儿脑吸之，杀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随彰闻，被害之家共置方士于法。”
   这段记载令人毛骨悚然。“重价购之”，说明当时小孩子是可以“买”的；“所杀甚众，杀死者不一”，说明很多孩子被他杀死吃掉；“生凿小儿脑吸之”，思之令人不寒而栗！这段公案发生在一个知县身上，而且是因为他的病没有治好而败露，最后方士才被绳之以法。如果是一个没有知名度的人，而且偏巧吃了孩子病就痊愈了，那些被杀死的孩子们，很可能就永远地成了冤死鬼。
   按照某些人的性格，一定会说：这些记载不足为训，其真实程度令人怀疑。我们再看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对方士们的评价：“后世方技之士，至于骨肉胆血皆称为药，甚哉不仁也。”如果那些记载是假的，李时珍的批评岂不成了凭空杜撰，没事找事？
   方士者，大概是古代文化人的一种别称。比起普通大众，他们或许读过一些书，有一些文化，但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起来，方士们对于自然现象或毫无见解，因此闹出许多笑话。当然，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在摸索中前进的，在文明之初，许多国家也有过荒唐的经历。某些中国的读书人每每津津乐道于欧洲的中世纪在某些方面的荒谬，比如贞操带，比如以天主教为依据烧死科学家等等，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欧洲毕竟在摸索中前进得比较快，摆脱这些黑暗的过程也比较彻底，如果非要说出欧洲人令今天的某些热爱祖国的中国人民们所不齿的现象的话，大概只剩下欧洲人身上那点难闻的味道了——这一点恐怕可以让中国的爱国青年们活到老满足到老。
   不管怎么说吧，近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欧洲确确实实领先了世界。中国的先哲们擅长趴在井口观看阴阳变化，欧洲人则长于琢磨电磁感应；中国人民擅长找个好皇帝来顺从，欧洲人则很早就知道大家共同商议国家大事的方法。所以说，仅仅看到普遍存在过的非文明状态是不够的，我们更多的应该看到，到底是谁先迈出走向文明的第一步。这一点至关重要。
   中国的方士代有传人，于今不息。前些年有些中国的方士们闹过很多笑话，比如有人说粮食可以亩产10万斤，蔬菜亩产30万斤，他们的依据是：只要我们想到了，亩产就会到来。后来有人自称懂得宇宙语，和宇宙人对话；后来有人宣称找到了简单的水变油的方法；又有人说，他一发气，瘫痪的病人就从轮椅上站起来健步如飞；再到后来，有人声称永动机已经被他发明出来了。最近，又有人说他可以让别人的脑子里或者上下水里一圈一圈地长法轮——我到现在也不明白长了那些法轮来干什么用。
   日本人有一个说法，被别人骗一次说明骗子的可恶，但是三番五次地被骗，就是你自己的愚蠢。我们中国人民，依靠源远流长的5000年的伟大文明，自然不能认同日本人的信口雌黄，所以伟大的中国人民到今天还在相信他们的方士们的偏方。
   因此他们说，婴儿烧成汤，对于身体确实有大补的功效。这也是方士们的偏方吧。
   我在北京搭出租车，司机大发牢骚。说半导体里报道，某人发现自己的自行车被盗，幸而发现得早，奋而追击盗贼。不料贼人慌不择路，撞在行驶的大货车上受伤。双方告到法院，法官大人的判决结果是：丢车人负担贼人的医疗费用的40%，货车司机负担30%。据说这叫“以人为本”。出租车司机高声骂道：这他妈真成了一个颠倒黑白的世界。
   我无言以对。只想告诉出租车司机，那法官是个方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