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阳蔚怡

大年卅。多年习惯要给妈妈打电话，今天也没必要了。照说要烧香、供饭，敬酒、烧纸，让妈妈在那边有吃有喝有红包给人。本来不相信存在另外的世界，但现在倒是宁愿相信天堂是有的。也不知道妈妈今天是跟爸爸、祖父母、舅舅们和姨妈们这些家人在一起过年，还是跟那些捐献了遗体的‘同志’在一起畅谈。

日本没有春节，妈妈也不喜欢日本，也不会喜欢日本的香，想必我的心愿也送不到那里。那就写封信吧。

很多年没给妈妈写信了。其实从小我就被要求写信，八岁开始，爸爸妈妈常年在外地，就靠写信保持对我们的教育；我也通过写信给妈妈汇报学习和做家务的事情。哥哥下放后，我还要汇报妹妹和患精神病姐姐的生活状况。当生活终于安定之后，写信的机会减少了。现在写文章不觉得踌躇，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早年写信的锻炼。

来到日本后，学习和打工都很忙，但一个月不少于一封信的频率与妈妈保持信件畅通。渐渐地，信中与妈妈的分歧开始出现，对妈妈的观点有些反驳，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争辩、说理，写信的时候振振有词，觉得都是正义凌然，妈妈的回信总是把我批得落花流水：忘本、被资本主义思想腐蚀、没有阶级立场、不爱自己的国家，不爱共产党等等。后来就不写信了，不因电话方便，不因我懒，而是不想被批判，不想受委屈，不想受伤害，也不愿伤害妈妈。

信少了，经济条件好后电话还是很频繁，但谈思想就很受限制，回国与妈妈的思想交流成了每次不能回避的事情。慢慢地，我发现谈话也越来越不愉快了。老是被妈妈骂得狗血淋头：堕落、说的不是人话、没良心、忘恩负义、被欺骗被利用了……我开始还辩护，后来我们全家改变了国籍，彻头彻尾地“背叛”了妈妈，我就没有了说话的资格。我生活在日本，任何一句话都会让她觉得不舒服。我就不说话了。我不再能让妈妈分享我喜欢做的事情，我的成就和孩子的成长，也不能让妈妈了解我的日本朋友的故事……总之，因为国籍的改变，失去了与妈妈精神交流的可能。

其实妈妈十分想了解我的生活、思想、家庭以及周围，但是，我不敢也不想说。我说真话都离不开日本，我认为值得骄傲的事情都会让妈妈不爽，成为批判我的素材，甚至我所做的志愿者工作被说成在做间谍。

我的孝敬始终保持在对妈妈的事情责无旁贷，花钱花时间，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不能交心。这是妈妈悲哀，也是我的悲哀。是我无法改变的现实。

为了让妈妈了解我，我做了一些努力。女儿20岁的时候，我给女儿写了一本书，虽然说是给女儿写的，在那个过程中，我始终想的是如何能让妈妈也从中了解并理解我。那时妈妈的视力已经不太好，这本书用了A4的纸，字体也用得很大，就是为了让妈妈能读。里面写了我结婚之后的事情，写了来日本留学直到孩子长大的事情，写了我们全家人在日本的成长和变化。

后来，我又出版了《感受日本》，首要的是想让妈妈感悟到两国文化不同，不能只用自己的标准，也不能老是停留在战争受害者的角度，还希望妈妈能理解我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所在。

我没有再给妈妈写信，这两本书应该也可以说是给妈妈写的。妈妈看过，没有太多的感言，对我的理解也没有太多的改善。妈妈希望我能有一份值得骄傲的工作，能挣钱，回国高人一等。可是，我没有挣钱，当家庭主妇，这让妈妈很失望担心并坚称早晚有一天我要被人甩掉，会像丧家犬一样流落街头，会为所付出的一切失魂落魄。

其实我很幸福满足，也很充实。我有很多朋友，很受尊敬，有很多成就，在这里作为一个华人，我是很自豪的。但是我不知如何让妈妈了解这一切。我只好沉默，不说日本的话题。妈妈提起来我也会回避，因为话题的延续就是不欢而散，或者是彼此的伤害。

在日本，我读了很多关于母女关系的书，日本的，西方的，中国在这方面理论性的书不多，后来网上有了一些中国女强人的女儿们写的。我总是希望从中能够找到解开与妈妈纠结的良策。但是越看越觉得这是天真的想法，像我们这样母女之间的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有，任何一个年代都有，一种病态的母女关系，需要心理咨询师的介入。我后来学了心理咨询，也试图让自己平和下来接受妈妈，努力之后还是绝望了。对妈妈的心越来越不能敞开，我知道妈妈也很痛苦，但我只能躲避。

妈妈走了一个多月了，我还是习惯性地遇到问题时自然会冒出“对这个问题妈妈会怎么想？她会批评我吗？”的想法。过一段时间还会习惯性地觉得该打电话了，意识到已经不需要了，不由得一种轻松的感觉。曾每次我希望电话接通，但是妈妈没接。

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巴金的作品《家》、《春》、《秋》被解禁，我觉得自己就像《家》的主人公觉新，我跟妈妈说过，被骂了。到日本后，我慢慢由觉新变为觉民，妈妈总是严厉地说那句名言，“你变了”（从我小学开始妈妈就这样说，‘今不如昔’就是我的成长演变的写照），但我始终没能变成觉慧。

最近我又用日语给女儿写了一本书，封底用的是妈妈写信的手迹照片。这本书里无不呈现妈妈爸爸对外孙女的教育和疼爱。读了这本书的人都能从中感受到我从小受到的良好教育以及父母的文化素养。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无数次地回顾和感谢父母对我的付出。遗憾的是，这些终究不能被妈妈知道。即使妈妈还活着，我大概也不会细说这本书的内容。

几年前，我用笔名在华人报和国内的一个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沉重的母爱》，之所以用笔名，是我没有胆量用真名实姓对中国传统意识里的‘母亲’概念挑战，我也不想让认识我的人知道我心中的母亲形象。但是，这是我真实的感受。

今天，我终于能够不用担心妈妈发脾气而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终于敢毫不掩饰地说，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我不指望能被他人理解，我只是想让妈妈知道我的真实感受。如果真的有天堂，妈妈应该能够收到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