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杨文凯）三年前的2002年12月20日，关东地区残留孤儿原告团首次向东京地裁提出起诉，控告日本政府在战后对孤儿采取了弃置政策，在孤儿们归国后又援助无力，致使一代残孤老后生活无助。残孤原告团要求政府立法，全面解决残留孤儿问题，并索取每人33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在过去的三年间，日本全国残孤已在东京、札幌、仙台、山形、长野、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冈山、广岛、德岛、高知、福冈、鹿儿岛等15个地裁分别起诉日本政府，残孤原告达2093名，占归国残孤总人数的84%。这说明，残孤要求解决战后遗留问题，争取与普通日本人一样平等生活的权利，已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据了解，残孤们成立了“中国残留孤儿国家赔偿诉讼原告团全国联络会”，其中关东原告团成员多达1092名，占全国原告一半以上。   2005年2月，一直负责残孤诉讼案件的东京地裁小岛裁判长突然被调离，致使原定3月份举行的结审被拖延。耽误近半年之后，新任加藤裁判长到庭。原告团认为新裁判长对残孤诉讼案的了解仅限于书面材料，缺乏对残孤苦难身世和老后生活的感性认识。为此，经过辩护团的努力，在年内争取到了四次开庭机会，分别是6月1日、8月30日、11月8日、12月22日。先后有10名残孤走上法庭，当面向裁判长陈述个人的苦难经历。2006年2月21日，历史学家冈部先生将出庭作证，论述日本政府政策失误直接造成了残孤的悲惨命运。2006年5月24日，关东残孤原告团将迎来首次法庭结审。
   2005年7月6日，大阪地裁在全国首次驳回了残留孤儿控告政府提诉案，引起了社会震动和愤怒。残孤们背负着历史苦难，寄望于法庭的正义判断，但迎来的却是一个冷酷的判决。全国的主流舆论都对残孤抱以同情和支持立场，呼吁政府能进一步充实完善支持体制。当时的官房长官细田博之也表态，今后将努力完善支持，尽可能提供安心的生活。但残孤们希望政府给出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头表态。
   在法庭斗争的同时，残孤们也持续不断地开展政治斗争。7月7日，来自全国的原告和律师分成十几个组，分头走访了各地选出的国会议员，递交了“全面解决要求书”。在众议院会馆，国会议员31人和议员秘书31人共同参加了集会，表达了组成超党派议员联盟，推动立法来政治解决残留孤儿问题的意向。7月20日，超党派国会议员约60人成立了“支持中国残留孤儿的国会议员委员会”，由自民党中谷元众议员担任负责人。
   8月众议院解散后，各党忙于选举。残孤原告团全国联络会于10月开始组织写信请愿活动，动员每位残孤原告写下“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儿的申诉”，在12月初分别投寄给内阁总理大臣、厚生劳动大臣、众参两院议长、各党党务和代表等。申诉书提出：1、要求政府向归国孤儿赔礼道歉；2、要求得到老后生活保障。3、要求享有日本人应该拥有的人权。残留孤儿还向日本社会争取百万人支持署名，目前已经征得94万多社会署名，并向内阁府递交了80余万署名──这对于大多数不擅日语的残留孤儿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残孤们还将在适当时机，扩大社会宣传面，以游行示威的形式引起社会的重视。
   大阪地裁的败诉判决，给各地残孤原告团提供了一个分析样板。辩护团等也在寻找新的法庭策略，各地残孤对取得胜利依然充满信心。大阪地裁的驳回理由是，残留孤儿们应该像战后日本国民一样，为国家做出历史牺牲。不过，残孤们认为两者不能相提并论：1、战后的国家政策失误，致使残孤回国拖延40年。大多数人没能受到日本国民应该受的教育，文化水平低下，失去了基本的语言能力；2、残孤回国延迟40－50年，也失去了在日本工作劳动的权利，回国后只能从事3K工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70%以上残孤在老后不得不走向吃生活保护费的道路；3、残孤社群几乎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侵略中国历史罪责的替罪羊，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块比较凄凉的角落；4、残孤没有享受到日本经济发展的成果，日本没有把残孤作为国民一样来对待──许多人在归国之前已经作死亡认定，户籍被注销。这些都是政策原点上的错误造成的。
   为此，残孤们起诉政府，就是要争取像普通日本国民一样的生活权利。提出损害赔偿金额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希望通过法庭斗争和政治斗争，推动国家立法来全面解决残留孤儿这个战后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