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迷梦
海伍德在伦敦的家并不好找。按照一位采访过其家人的英国记者给的地址，先是坐了向伦敦西南方向去的一条地铁线，出来已在泰晤士南岸的Streatham一带。再换公共汽车，又晃荡了几站下来，站定打量四周，发现这里的建筑和谷开来曾置业的伦敦西区有着巨大的落差。各种装扮的移民也明显增多。从公共汽车站又步行了近半小时，才找到海伍德家所在的那条街。
这一条路上都是那种一幢挨着一幢的低层楼房，门脸不大，每家门前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院子。此时正值西方传统最重要的圣诞节的前几天，周围的很多房子都灯火通明，门外也有圣诞的装饰，一派迎接节日的喜庆氛围。只有一幢深红色的房子一片沉寂——这就是海伍德的家。曾有一度，英国媒体蜂拥而至，找到仍住在这里的海伍德的母亲安，试图让她说些什么，但都被她拒绝。不知是不是不堪其扰，门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小心有狗！”
按了门铃，又敲了门，没人应。再按，再敲，还是一片沉默。天色已晚，又飘起细雨，在门外等了一会儿，家里还是没有灯光。
无奈，只好离开。
这里也是海伍德长大的地方。可以推想的是，与薄瓜瓜认识后，他必然曾经在这里与谷开来在西区的那间豪华公寓之间穿梭往来过。虽然他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但是在谷开来母子这对城市的“新面孔”面前，他也并不拥有多少优势，甚至可能恰恰相反。
不知道海伍德是否为此困扰过。他的祖上在大英帝国享受贵族的尊荣时，无论是薄家还是谷家的“红一代”，还正在为赶走异国的侵略者而奋力厮杀。只不过到了他这一代，昔日的荣光已经衰落到只剩下一个遥远而模糊的传说。恢复祖上曾有的荣耀，是海伍德此生最大的梦想。
“他最大的心愿是有朝一日，能被女王用剑点肩（注：授勋的一种仪式），授他一个爵位。”海伍德设想的“加官晋爵”之路是，先在中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然后回英国从政，海伍德的家人说。
于是在北京的海伍德为了荣耀家族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着。海伍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海伍德死后，外界一直在苦苦追寻，试图勾勒出一个真实的他来。可是很多认识他的人，给出的答应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海伍德处在商业社会的灰色地带，他让自己显得是那种能搞定事情的人物。”在上海的英国贸易领事鲍勃·希德（Bob Shead），在一次英国大使馆的活动中见到海伍德。当时海伍德以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公司的身份发放名片。当时海伍德还递给希德另一张名片，显示他的另一身份——“史宾赛·丘吉尔设计公司”（Spencer-Churchill Designs Ltd）的中国总代表。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杭莉叶塔·史宾赛-丘吉尔（Lady Henrietta Spencer-Churchill）来自著名的丘吉尔家族，她本人是一位设计师，当时想要把室内装潢的生意扩展到中国。杭莉叶塔后来表示，她和海伍德曾尝试合作，但他们的合作没有任何结果。
海伍德的身份显得很微妙。一方面，正如贸易领事鲍勃·希德所形容那样，“他以一副典型的西方面孔出现在那些潜在客户面前，而那些客户喜欢像他这样有着公立学校背景、用上层阶级口吻讲话的人”。这可能正是要同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新兴中国富商们需要的一张面孔；另一方面，像海伍德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在中国生活近20年，又有神秘莫测的背景的人，对那些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抱以热望的英国商界人士来说，也是他们需要借助的一个很好的人选。
曾任驻华使馆一秘的凯瑞·布朗则在其后的两三年间又见过海伍德数次，包括在伦敦，他们也会过面。“他没有公开说和薄家的关系，但是也没有掩饰。”凯瑞·布朗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海伍德，“英国对华贸易体系整体比较保守。英国老牌政治家讲究身份，强调阶层，不想真正了解中国。与美国这些国家相比，他们与中国相处显得保守而落后。而且英国的商业，也是被大公司所控制，你看卡梅伦这次访华，带的就是大公司，但是真正有活力的都是些中小企业。中国市场无疑又对英国的中小企业有些巨大的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海伍德会有生存土壤的原因。”
而一度更引起诸多猜测的，则是海伍德的另一个身份——英国Hakluyt的顾问。Hakluyt公司是由曾主管与英国企业联络的英国军情六处（MI6）退休官员克里斯托弗·詹姆斯（Christopher James）于1995年创办的。海伍德死后，Hakluyt公司只是简短表示，海伍德并非Hakluyt员工，只是一名顾问，“很多大公司在中国都会聘请顾问”。“海伍德在中国从事商业咨询业务已经很久了，我们只是他提供服务的很多公司中的一家。我们对他的死感到非常难过。”
可是这样的简短声明并不能平息外界关于海伍德是英国军情六处“特工”的传言——海伍德生前是詹姆斯·邦德的“粉丝”，他为自己买的一辆二手捷豹车专门申请了一个含有“007”的车牌；据说手机号码也有“007”。
不过几位参与调查过此事的英国记者对此几乎都持否定态度。“哪有一个特工会傻到把‘007’印到自己的脑门上？”一位记者反问。在他看来，这反倒是海伍德喜欢夸大自己地位的一个典型事例。另一位知情者则这样谨慎地表述：“海伍德不可能是一个特工，但是海伍德对外一直声称他和薄家很熟，而当时薄熙来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似乎还很多，所以英国方面找他打听薄家的消息也不是不可能的。”
“与海伍德合作过的中国同事并不是很喜欢他。”一位知情者说，“他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钱，但派头上像个贵族，显得傲气十足，又显得十分神秘，从来不说自己做什么生意。”
海伍德的身份是阿斯顿·马丁的非董事顾问——一位知情者说，后来有媒体提到，海伍德生活奢侈，开一辆阿斯顿·马丁的跑车，实际上是北京的老板借给他开的。这位老板对海伍德评价很正面，认为他“温文尔雅”，“聪明、正直、有素质”，“不是以利益为重的人”。
不过，有一个评价是共同的：海伍德很爱家人和孩子，“每次打他电话，他都是和孩子在一起”。采访过海伍德妻子的记者回忆，她也形容夫妻感情很好。她眼中的丈夫“喜欢和向上的人在一起，但他没有商业头脑”。
争议牛津
建于1263年的贝里奥学院(Balliol College)，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之一，它的地理位置也恰好位于牛津市中心。去牛津采访的时候，正好看到贝里奥学院为了招生打出的条幅。“因为薄瓜瓜，这个学院都出了名了！”在牛津读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调侃说。他又半认真地说：“以前，我们知道在牛津比较有名的中国人都是非常老的，钱锺书、杨宪益……年轻一代，现在最有名的人就是薄瓜瓜了！”
贝里奥学院的创办人约翰·贝里奥是亨利三世时期的贵族，后娶了一位苏格兰公主为妻，而他的儿子也曾是苏格兰国王。他在杜伦主教的协助下，于大约1263年决定捐款创建一所高等学府，它是牛津最早创立的几所学院之一。英国前首相阿斯奎斯曾形容贝里奥的学生“平静地流露出一种自然的优越感”。
与赫胥黎、亚当·斯密一个学院的薄瓜瓜，如果拥有这种优越感，也实在可以理解。在采访时称他就读的贝里奥学院为“创史学院”，这个名称似乎在牛津并不通用。“我猜想这样称呼是因为贝里奥自称为最老的学院之一，但是这样说的话很多牛津人会不服气的。”留学生刘一帆说。“通常认为牛津最老的学院是Merton College(注：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曾就读过的墨顿学院)或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雪莱的一个睡棺就在University College里面，克林顿的女儿也在这个学院读过书。”
很难形容牛津哪个学院是“最好的”。“就像贝里奥隔壁的St John‘s学院，它是牛津最有钱的学院；那Merton传统上学术也很好；拍《哈利·波特》的Christ Church也是很有名。”牛津大学的确是个令人时时心生敬畏的所在。比如和贝里奥学院一墙之隔的Trinity College就是牛顿曾读过的三一学院。不过据说两个学院有“世仇”，“它们两个隔壁嘛，自然而然互相有竞争啊，小争吵”。网上有一张薄瓜瓜和同学们作势撒尿，就是在三一学院的大门口拍的，这也是青春期少年的一种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薄瓜瓜曾用“刺激”来形容牛津生活，“特别是PPE的本科，公认是攻坚战……光读那么多经典原著，时间就紧绷绷的。经常为了突击学习没时间睡觉……但我享受每次考试之后的那种痛快感；脑迅速膨胀之后的收获让人很有成就感”。
但是很多牛津人在谈论薄瓜瓜时，都会不约而同用到social life(社交生活)这个词，这也是那个时期的薄瓜瓜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薄瓜瓜有一次批评在牛津的中国学生不和外界交往，“他们建立了一个像X-man一样的，和这里的白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
与传统的中国留学生不同，薄瓜瓜擅长社交，朋友圈子也以英国人为主。有的媒体从他2006到2009年的Faceboo记录下他参加的各种社交活动。据报道，薄瓜瓜2008年曾发起过为汶川地震受害者捐款的活动，募款超过1.5万英镑，不过他组织的影响最大的活动是通过另一个社团——欧洲委员会(European Affairs Society)，那次名为“丝绸之路”的晚会请到了成龙，还有少林寺僧人的表演，吸引了近400名牛津学生参加。英国媒体后来说，那次活动是由一家汽车厂赞助的。
至今仍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圈里热议不止的一个话题，是薄瓜瓜当年参加“牛津联合会”(Oxford Union)的竞选。“牛津联合会”其实是一个独立于牛津大学的组织，“但它特别有名，有的人甚至认为它跟牛津一样有名”。牛津博士生刘一帆解释，“英国真正的公共辩论，是从它开始的。历史上在联合会待过的人，很多后来成为知名政客”。
他说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留学生中有很多活跃分子也喜欢加入Oxford Union的辩论，有的甚至以前做过联合会的主席。“他们有的后来去本国从事政治活动，不少人被暗杀了。所以前年有一名印度学生去竞选联合会的主席，明明没有选上，结果下来后很多人都说congratulations(恭喜)。”刘一帆笑着说。
因为牛津联合会名气很大，有很多很有背景的孩子在里面。“他们有能力请来非常厉害的明星、政要，比如克林顿、迈克尔·杰克逊，最近的嘉宾就是阿富汗的卡尔扎伊。”因为牛津联合会的名气实在够大，这些名人也会把来这里视为一种荣誉。刘一帆说，联合会去年的主席是一位韩国学生，而他就请来了去年全球最红火的鸟叔。
“从大陆学生的传统看，我们确实很难进到这里面，一个是语言的问题，还有一个文化的问题，我们从小就不习惯辩论，也不会辩论。”刘一帆说。
当年的薄瓜瓜试图挑战这一格局。他参加了Union Librarian职位的竞选，据说这个职位相当于副主席。“在公认‘中国热’的当今，‘牛联’的大喇叭却很少有中国的动静……加入会员的中国人却寥寥无几，好像与我们无关似的。我觉得‘牛联’这么有影响力，应有中国的话语权，能发出中国的声音。所以在竞选布告中，我在自己名字后面打出了大大的‘中国人’三个字。”
只有联合会的会员才有资格投票。“牛津70%到80%的本科生是Union会员，但很多华人偏偏不是。”薄瓜瓜后来在一个节目里有些无奈地说。而《牛津学生报》后来的报道说，薄瓜瓜总是在给同学们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雨伞这样的小东西，到Union的终身会员资格(根据其官网最新显示是218英镑/人)。薄瓜瓜的一位朋友向《每日电讯报》回忆，投票当天有好些中国学生赶来为瓜瓜投票，但未获允许，因为他们是前一天才加入Union的，“瓜瓜试着争辩，但最后不了了之”。
据说薄瓜瓜最后以4票之差败给了一个英国人。“只可惜投票的几千名会员里没有几个中国人，开始我觉得挺孤独，但不管怎么样，最后证明了中国人不但能大大方方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而且在而后的辩论中，中国的声音也有机会博得响亮的掌声。”
“他当年应该没有参加过辩论。他竞选的也是一个比较偏社会活动而不是那种学术性的或政策性的角色。”一位了解内情的留学生说。与薄瓜瓜同时期的，真正获得一致认可的“名门之后”，是新加坡星狮集团主席李显扬的长子，也是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孙子李绳武，“他是公认的辩论高手”，“据说也是那一届PPE专业的第一名”。
在牛津读书期间，薄瓜瓜还是“牛津大学保守派联盟”(Oxford University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OCA)的一员。OCA成立于1924年，是英国保守党的青年分支。一位朋友回忆，薄瓜瓜当时从“至少有500英镑现金”的钱包里掏出50英镑的现金交了会员费。“很奇怪一位共产党官员的儿子会加入保守派联盟。”他说。
学业之谜
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薄瓜瓜被形容为一位派对男孩——不事学业，热衷社交，花钱如流水。网上流传着他在牛津参加各种聚会的“纨绔”照，在他入学的第一周，他就买了许多香槟，在宿舍里搞了一个大派对等等。他的一个朋友形容他是一个花钱大方、不断给人买酒的人。不过，也有人认为是公众将可以理解的青春期行为过分放大了。“以前他的一切来得太容易了，所以进了大学后，他要叛逆或者小放纵一下，我们不应该对他过分苛责。”一位知情者说。“牛津本来就是一个很注重社交的地方，各种派对、各种舞会，在上面跟一个女生搂一下抱一下是非常普通的。我觉得什么也说明不了。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后来不在国内那么大肆宣传的话，这些事情就不会被放大。”一位留学生说。
如果没有2009年的毕业风波和他后来在国内的宣传热，薄瓜瓜应该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这一年，传出他因为成绩不及格而被牛津大学开除。薄瓜瓜在牛津时期的学业，后来也成了沸沸扬扬的一个热点。
PPE专业学期为3年。“PPE有两次真正的正式考试，一次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一次是在‘大三’结束的时候。除了‘大一’和‘大二’的第一个学期外，每一个学期的开始的时候都有一次考试，是考上一个学期学过的。如果你连续把那个考挂(未通过)的话，老师就会让你回去反省一下自己，然后再来考试。‘大一’学年结束的时候那场考试，我们叫预考，如果考挂了，那假期结束之后你还有一次重考的机会；你还是挂了的话，学院有两个选择：一是把你踢掉(开除)；二是给你一个空档年(休学)。”学PPE专业的朱泽平介绍说。
所谓空档年，是指学生可以休学一年，出游或者参加别的社会活动，这在欧洲学生中很常见。薄瓜瓜后来告诉媒体，他没有被开除，是想用英国学制中的“空档年”推迟一年毕业。不过有媒体当时又“追杀”到贝里奥学院采访，校方的回复是“他被要求休学一年”。这就显得微妙起来。“如果学校要求空档年，实际上是让学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一般是成绩的问题，除了你做一些激起公愤，特别不道德的事，老师都不会管你的。实际上文科要考得特别好很难，因为你要花很多的精力。但是要考挂也挺难的，真的要完全不用功，什么都不看，才能考挂。”朱泽平说。
因为被要求离校，薄瓜瓜不能再使用学校的设施，据英媒报道，他随后搬到牛津唯一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兰道夫(Ran dolph)住了一段，酒店每晚住宿人民币最低1400元左右。据说在这里，他还开了几次派对。当时薄瓜瓜在牛津期间，约会的是一名叫Lale Can的土耳其学生。他们一起组织了一个舞会，DJ Tim Westwood 表演，薄瓜瓜还安排了成龙来做了场演讲。
薄瓜瓜在牛津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一位牛津博士认为：“薄瓜瓜在官僚子弟中算是好的，没有什么派头的。”牛津大学附近的一家高级中华餐饮店老板回忆起当时曾前来用餐的薄瓜瓜称：“他态度很傲慢。”薄瓜瓜与朋友一起举办派对，令该店员工将饭菜送去距离很远的聚会场所。这位老板说：“中国高干子弟点餐时从不说预算，对价格毫无概念，一副不管多少钱都付得起的样子。”
一位匿名的牛津教师也通过路透社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这位教师认为，薄是一个富有进取心、尖锐和擅长辩论的人，有那种在上课之余还能找到大量时间享乐的天分。一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有类似的看法：“从我与他打交道的经历看，如果不管那些传闻，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是那种典型的英国私立学校出品的学生：聪明、强大，自信。”
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有一天，三名西装革履的中国外交官来牛津拜访贝里奥学院的院长安德鲁·格拉汉姆博士。他们说：“这件事情很让人难堪，因为中国很重视教育，如果薄瓜瓜的考试不通过，这会让他父亲和祖父都难堪。这位老师回答说：(既然考试不过让他觉得尴尬)那么他们就应该让薄瓜瓜更加努力地学习。”
在牛津大学采访期间，本刊记者也联系了贝里奥学院的前任院长安德鲁·格拉汉姆博士。也许意识到曾经的这位学生在中国引起的关注，之前甚少面对媒体的格拉汉姆博士很快回了邮件，他说很抱歉目前不在英国。但是他用邮件的方式正式回答了几个问题。
1.他并没有被退学，而是被要求离宿一年。该决定通过正常学生学业监督程序做出的。休学期毕，瓜瓜如约返校并参加了毕业考试。这些毕业考试为大学考试，不是贝里奥学院考试。他在哲学、政治、经济这门科目获得了2：1。
2.我们提供了毕业证书以证明他拿到2：1。
3.以贝里奥学院院长的角度来看，瓜瓜虽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但是他对学业的不够重视导致我们最后决定让其休学一年。返校参加毕业考试时，他取得的成绩是可信的。
(He was not expelled. He was， however， required to be out of residence for one year. We reached this decision following our normal processes in which we monitor the academic progress of all students. At the end of this period of absence， he returned as expected an d took his Final Examinations. In these exams， which are University-wide exams， not Balliol College exams， he obtained an Upper Second Class Honours Degree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 d Economics。
We provided the normal letter certifying that he had obtained an Upper Second Class Degree。
Seen from my perspective as Master of Balliol at the time， it became clear that， while he was a clever young man， he did not settle well into his academic work an d this is what led to our eventual decision that he should be away for a year. On his return， he achieved a very creditable result in the final exams。)
对于《每日电讯报》所说的被中国外交官造访一事，贝里奥的前院长是这样回应的：“的确曾有一篇报道暗指中国驻英国大使曾来找过我。但此事绝不真实；无论是中国驻英大使还是其他使馆人员，从未有相关人员前来拜访我，或尝试来拜访我，更没有对我施加压力。虽然的确有使馆人员会见过薄瓜瓜的导师，但我并未发现有任何压力施加于导师(我相信如若有的话，作为那次决定薄瓜瓜去留的会议主持，我还是会知道的)；无论如何，即使有人向我方施加压力，我方决定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牛津留学生刘一帆解释，英国成绩分为四等：first，2：1，2：2和third。2：1，是仅次于一等成绩的第二高成绩，“牛津因为优秀学生比较多，所以前二级给的比例也比较高”。英国媒体说，薄瓜瓜后来在没有老师教导的情况下在期末考试中获得了2：1的高分，“令很多人惊讶”。但是他的导师还是不为所动，拒绝为薄瓜瓜去哈佛提供引荐信，只提供了“就学证明”。
2009年5月，陷于学业麻烦的薄瓜瓜却因为获得“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的“大本钟奖”而在国内大红。主办方的解释是，薄瓜瓜因为“将中华文化和中国声音带入世界最高学府”。这次评选的主要负责人李俊辰的头衔是“英国华人青年联会主席”。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一再强调，在评选前并不认识薄瓜瓜。“我和薄瓜瓜只在颁奖典礼上见过一面，之前没听说过他，之后没有联系过他。”因为这个“大本钟”奖只颁了一年，网上也有传说，这个奖是专门为薄瓜瓜“量身定做”。李俊辰对此也矢口否认。
之前“大本钟”奖组织方也曾联系过在英国的另外一名华人。其家人说：“我当时还给他们建议，用‘钟’这个名字不好，中国人很忌讳。他们没有采纳。而且我跟组织者联系过一段，感觉不太对，后来就不参与了。”而另外一名在伦敦留学的中国学生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奖的含金量有多少，但是看到后来瓜瓜那么当回事地在国内宣传，觉得有些怪怪的。”
正是“被要求”休学的这一年，薄瓜瓜在国内颇为活跃了一段时间。2009年6月27日，薄瓜瓜以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学生的身份，戴着“首届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的桂冠，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当时的报道说，北大以“相当不低的规格”迎接了这位“杰出青年”。后来有人注意到，在距离正式开场两个小时之前，有8人分成两列站在阳光大厅的正门口，“白衬衫，黑裤，黑皮鞋，留着短发，戴着耳麦，面无表情”，“穿着制服的北大保安，一旁衬托，足足矮了半头”。后来有人透露，这几个“白衬衫”是组织方花钱外雇的专业保安人员。至于花费，则是由一家民营企业慷慨买单，“打了折的”。薄瓜瓜当天穿着一件中式立领白衬衫出席，有媒体描述，“他的肤色是健康的古铜色，据说前一天才从古巴回来”。
这一年，薄熙来在重庆拉开了轰轰烈烈“唱红打黑”行动序幕。重庆市门户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薄瓜瓜现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论文章，将薄瓜瓜的求学经历上升到“制造中国声音”的高度。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援引了“英国BBC特邀评论员”尼尔·伍德(即海伍德)先生对薄瓜瓜的评价，称他是一位“天生的中国小大使”，还赞扬薄瓜瓜的英文水平已经超过了他的英国同学。2010年8月8日播出的重庆新闻里，薄熙来当天出席了一个名为“接见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代表”的活动。薄瓜瓜就坐在他右手边，而重庆市的其他领导则分坐在主席台的两侧。
2010年，薄瓜瓜还有一次颇引人注目的旅行。他与同为高官后代的前女友一起游西藏。照片的出处来自他本人的社交网站相册。镜头中的薄瓜瓜如寻常驴友一样与藏民合照、在玛尼堆前留影……然而从另一个视角的照片可以看出，这次旅行出动了不少安保人员随行保驾护航。
“清理门户”
当年海伍德案被媒体率先爆出后，曾有薄瓜瓜的同学向媒体透露，薄瓜瓜本人表示他与海伍德并不相识。但是后来证明，他显然没有说实话。当时曾有媒体形容海伍德是薄家“管家”，还有说“薄瓜瓜的男保姆”。海伍德的太太告诉记者，这种说法让她感到“很恶心”，“尼尔是他们的家庭朋友”。
在伯恩茅斯曾与谷开来有过合作的霍尔回忆，谷开来当时也向他介绍了两位生意伙伴：海伍德和德维尔。“帕特里克(德维尔)是谈判人，”霍尔称，“海伍德负责所有的文书和货运工作，那些通关所需的各种复杂操作。他很熟悉这些工作。”据霍尔说，谷开来和海伍德经常发生财务上的纷争。“主要是因为谷觉得这个英国人有些越界了。他说，‘尽管交给我，Horus，我会搞定这些，而不是你’。之后她就变得焦躁不安，因为她觉得他在做决定，但那是她的钱。”“我觉得她在财务问题上不清楚，也不怎么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尼尔是坦率明白的，我认为。”霍尔说，“他在这方面更有头脑一些。”霍尔最后又说德维尔和谷开来看起来比较亲密，“他经常握着她的手。我们经常在伯恩茅斯附近看见他们，他们看起来比朋友更亲密，可能是情侣，这是我们当时所认为的”。
谷开来与德维尔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大约在2006年产生了变化。据德维尔后来在法庭上出具的证词，2006年，谷开来便向他提出要将罗素地产公司——即法国那套海边别墅的拥有者——的股权转给徐明持有，徐明派人来办理手续，但是没有转成。“因为当时我咨询律师，律师告诉我，从税务的角度讲，当时转让股权程序复杂且费用不菲，于是决定等别墅的股权简化后再转让股权。”德维尔说。媒体后来发现，就在这一年，德维尔和父亲米歇尔共同出资，在卢森堡注册成立D2地产投资公司。值得一提的是，D2地产投资公司的登记地址是北京昂道律师事务所，即原来的开来律师事务所。这家公司从2007到2010年期间曾3次开出空头支票，不知是否与这套别墅的运作有关。
谷开来性格上的变化，不知道是不是与她的身体变化有关。据薄瓜瓜后来发的声明中说，2006年，“她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随后深居简出，自那以后，她已经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
到了2007年下半年，谷开来又决定把那50%的股权转让给了海伍德代持。她后来在证词里说，因为不想让德维尔“霸占别墅”，所以让尼尔(海伍德)进来制约德维尔。不过，“尼尔只是代我持有罗素地产公司股权，他和德某某一样也只是一个代理人，是隐名的”。
有意思的是，虽然表面上看，海伍德与德维尔在别墅的代持人上是一种竞争关系，但他们彼此却没什么恶意。根据德维尔的证词，海伍德当时还告诉他谷开来开始对他产生怀疑，而他认为这些怀疑是“不适当”的。而海伍德被谋杀事件曝光后，德维尔告诉媒体：“我们的共同点是都娶了中国女人，我们彼此十分了解。我可以断言，不管从哪个方面讲，他都不是一个行骗的人，他有着英国传统的高贵气质。”
虽然德维尔对海伍德的股权转让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有成功，但至少说明在那个时候，海伍德还是深得谷开来信任的。采访过海伍德遗孀的一位英国同行告诉本刊记者，后来当谷开来涉嫌谋杀的消息传来时，王某某还不相信。“已经认识了那么多年，怎么会呢？”据她说谷开来对海伍德的两个孩子也很好，西方媒体在形容他们关系时用了“godmother”(教母)这个词。
德维尔在证词中说，2008年，谷开来又想把别墅交给郭某某的香港酒店集团经营管理，“谷开来还让我和薄瓜瓜一起与香格里拉酒店的领导和律师会面，介绍别墅的情况”。但此事不了了之。
至于谷开来为什么失去了对“德叔”的信任，庭审的一些证词或许也能帮我们找到蛛丝马迹。王立军作证时说：“2009年下半年或者2010年上半年，在重庆3号楼，谷开来非常生气，指着德某某说：‘德叔帮我打理房产一年的租金好几百万，不仅不给我，还向我要钱。’后来我问德某某怎么回事，德某某说海外房产的日常支出非常大，租金等收入基本上都用于房产的支出了，同时自己为帮着管理房产也做出了很多的付出。”
唯一一位地位没有被动摇的，是老朋友徐明。“徐明比较殷勤，会来事。他知道瓜瓜去英国读书后，赶紧在英国建了个办事处。”一位知情者说。徐明多年的忠心耿耿，让他始终处于这个圈子的核心地位。
在庭审时，以证人出现的徐明提供的大量证词，也让外界得以一窥这么多年来他地位“岿然不动”的金钱成本。谷开来后来在证词中说，2003年之前，“我跟瓜瓜在英国的费用都是我自己支付的”。2003年以后，她跟徐明提出，瓜瓜往返伦敦、还有一些海外朋友到国内旅行的费用，由徐明帮解决，“徐明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从这以后，我和瓜瓜出国、回国以及中途到其他国家旅行的机票和旅行费用，均是由徐明支付的”。
具体操作此事的张晓军说：“我为薄瓜瓜购买的机票主要有三类。薄瓜瓜在国外读书期间从国内往返英国、美国的机票，通常每年薄瓜瓜要回国三次；另一类是薄瓜瓜出去旅游的机票，比如2006年薄瓜瓜去德国看过世界杯，还去过威尼斯、阿根廷、古巴、巴黎、非洲等地；第三类是为薄瓜瓜的朋友购买的机票，这些朋友主要是薄瓜瓜的同学，还有一些是薄瓜瓜在国外结交的朋友、老师，国内的朋友比较少。”
在谷开来心中地位没有丝毫变化的，当然还有儿子薄瓜瓜。2010年，正在大家还议论薄瓜瓜学业的时候，有消息称：薄瓜瓜已在2010年入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当时有传言，薄家找人游说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才完成申请哈佛的种种手续。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不肯回应这些传言。不过，单单从表面上看——2010年薄瓜瓜在牛津补考通过，当年即进入哈佛大学，也能看出他入学上的“与众不同”。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花费大概是一年9万美元。而去年薄熙来庭审披露出来的一些信息，也让这个培养精英的学术机构一度陷入尴尬——谷开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晓军作证，2011年3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来了一个40人左右的访问团，这批人从上海至重庆、重庆至北京的国内机票以及在北京居住的酒店都是由大连实德出的。后来肯尼迪学院发言人不得不出面澄清称“这是学生的个人行为，与学院和学校无关。学生用的钱是自己的钱，或是自己独立筹集到的款项”。
根据庭审，2011年8月，“薄瓜瓜及其亲友一行六人”去非洲旅行。其间“薄瓜瓜从某航空服务公司租用了一架私人飞机用于他们迪拜至乞力马扎罗的往返旅程，费用共计8万美元”。加上酒店和行程的5万多美元，这13万美元，是徐明“从徐明私人账户”中支付的。从200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案发前，徐明代为支付的机票费用多达76次，一共300多万人民币。
2011年11月份，薄瓜瓜打电话告诉母亲，自己的信用卡透支了几万美元。谷开来指示张晓军打电话告诉徐明，徐明马上找人还了这笔钱。这30多万美元不知道是不是他给薄瓜瓜付的最后一笔钱。
谷开来作为高级官员的夫人，她和商人应该保持的距离和界限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些原本应该有的界限早已荡然无存。她在使用徐明的钱时，完全毫无顾忌。而薄瓜瓜是怎么面对这一切的呢？茨威格在给那位法国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写的传记中，提到她早年的奢侈生活，无比感慨地评价：“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不知道如果薄瓜瓜未来有一天读到此句，内心会不会有所动。
海伍德在伦敦的家并不好找。按照一位采访过其家人的英国记者给的地址，先是坐了向伦敦西南方向去的一条地铁线，出来已在泰晤士南岸的Streatham一带。再换公共汽车，又晃荡了几站下来，站定打量四周，发现这里的建筑和谷开来曾置业的伦敦西区有着巨大的落差。各种装扮的移民也明显增多。从公共汽车站又步行了近半小时，才找到海伍德家所在的那条街。
这一条路上都是那种一幢挨着一幢的低层楼房，门脸不大，每家门前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院子。此时正值西方传统最重要的圣诞节的前几天，周围的很多房子都灯火通明，门外也有圣诞的装饰，一派迎接节日的喜庆氛围。只有一幢深红色的房子一片沉寂——这就是海伍德的家。曾有一度，英国媒体蜂拥而至，找到仍住在这里的海伍德的母亲安，试图让她说些什么，但都被她拒绝。不知是不是不堪其扰，门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小心有狗！”
按了门铃，又敲了门，没人应。再按，再敲，还是一片沉默。天色已晚，又飘起细雨，在门外等了一会儿，家里还是没有灯光。
无奈，只好离开。
这里也是海伍德长大的地方。可以推想的是，与薄瓜瓜认识后，他必然曾经在这里与谷开来在西区的那间豪华公寓之间穿梭往来过。虽然他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但是在谷开来母子这对城市的“新面孔”面前，他也并不拥有多少优势，甚至可能恰恰相反。
不知道海伍德是否为此困扰过。他的祖上在大英帝国享受贵族的尊荣时，无论是薄家还是谷家的“红一代”，还正在为赶走异国的侵略者而奋力厮杀。只不过到了他这一代，昔日的荣光已经衰落到只剩下一个遥远而模糊的传说。恢复祖上曾有的荣耀，是海伍德此生最大的梦想。
“他最大的心愿是有朝一日，能被女王用剑点肩（注：授勋的一种仪式），授他一个爵位。”海伍德设想的“加官晋爵”之路是，先在中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然后回英国从政，海伍德的家人说。
于是在北京的海伍德为了荣耀家族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着。海伍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海伍德死后，外界一直在苦苦追寻，试图勾勒出一个真实的他来。可是很多认识他的人，给出的答应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海伍德处在商业社会的灰色地带，他让自己显得是那种能搞定事情的人物。”在上海的英国贸易领事鲍勃·希德（Bob Shead），在一次英国大使馆的活动中见到海伍德。当时海伍德以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公司的身份发放名片。当时海伍德还递给希德另一张名片，显示他的另一身份——“史宾赛·丘吉尔设计公司”（Spencer-Churchill Designs Ltd）的中国总代表。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杭莉叶塔·史宾赛-丘吉尔（Lady Henrietta Spencer-Churchill）来自著名的丘吉尔家族，她本人是一位设计师，当时想要把室内装潢的生意扩展到中国。杭莉叶塔后来表示，她和海伍德曾尝试合作，但他们的合作没有任何结果。
海伍德的身份显得很微妙。一方面，正如贸易领事鲍勃·希德所形容那样，“他以一副典型的西方面孔出现在那些潜在客户面前，而那些客户喜欢像他这样有着公立学校背景、用上层阶级口吻讲话的人”。这可能正是要同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新兴中国富商们需要的一张面孔；另一方面，像海伍德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在中国生活近20年，又有神秘莫测的背景的人，对那些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抱以热望的英国商界人士来说，也是他们需要借助的一个很好的人选。
曾任驻华使馆一秘的凯瑞·布朗则在其后的两三年间又见过海伍德数次，包括在伦敦，他们也会过面。“他没有公开说和薄家的关系，但是也没有掩饰。”凯瑞·布朗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海伍德，“英国对华贸易体系整体比较保守。英国老牌政治家讲究身份，强调阶层，不想真正了解中国。与美国这些国家相比，他们与中国相处显得保守而落后。而且英国的商业，也是被大公司所控制，你看卡梅伦这次访华，带的就是大公司，但是真正有活力的都是些中小企业。中国市场无疑又对英国的中小企业有些巨大的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海伍德会有生存土壤的原因。”
而一度更引起诸多猜测的，则是海伍德的另一个身份——英国Hakluyt的顾问。Hakluyt公司是由曾主管与英国企业联络的英国军情六处（MI6）退休官员克里斯托弗·詹姆斯（Christopher James）于1995年创办的。海伍德死后，Hakluyt公司只是简短表示，海伍德并非Hakluyt员工，只是一名顾问，“很多大公司在中国都会聘请顾问”。“海伍德在中国从事商业咨询业务已经很久了，我们只是他提供服务的很多公司中的一家。我们对他的死感到非常难过。”
可是这样的简短声明并不能平息外界关于海伍德是英国军情六处“特工”的传言——海伍德生前是詹姆斯·邦德的“粉丝”，他为自己买的一辆二手捷豹车专门申请了一个含有“007”的车牌；据说手机号码也有“007”。
不过几位参与调查过此事的英国记者对此几乎都持否定态度。“哪有一个特工会傻到把‘007’印到自己的脑门上？”一位记者反问。在他看来，这反倒是海伍德喜欢夸大自己地位的一个典型事例。另一位知情者则这样谨慎地表述：“海伍德不可能是一个特工，但是海伍德对外一直声称他和薄家很熟，而当时薄熙来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似乎还很多，所以英国方面找他打听薄家的消息也不是不可能的。”
“与海伍德合作过的中国同事并不是很喜欢他。”一位知情者说，“他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钱，但派头上像个贵族，显得傲气十足，又显得十分神秘，从来不说自己做什么生意。”
海伍德的身份是阿斯顿·马丁的非董事顾问——一位知情者说，后来有媒体提到，海伍德生活奢侈，开一辆阿斯顿·马丁的跑车，实际上是北京的老板借给他开的。这位老板对海伍德评价很正面，认为他“温文尔雅”，“聪明、正直、有素质”，“不是以利益为重的人”。
不过，有一个评价是共同的：海伍德很爱家人和孩子，“每次打他电话，他都是和孩子在一起”。采访过海伍德妻子的记者回忆，她也形容夫妻感情很好。她眼中的丈夫“喜欢和向上的人在一起，但他没有商业头脑”。
争议牛津
建于1263年的贝里奥学院(Balliol College)，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之一，它的地理位置也恰好位于牛津市中心。去牛津采访的时候，正好看到贝里奥学院为了招生打出的条幅。“因为薄瓜瓜，这个学院都出了名了！”在牛津读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调侃说。他又半认真地说：“以前，我们知道在牛津比较有名的中国人都是非常老的，钱锺书、杨宪益……年轻一代，现在最有名的人就是薄瓜瓜了！”
贝里奥学院的创办人约翰·贝里奥是亨利三世时期的贵族，后娶了一位苏格兰公主为妻，而他的儿子也曾是苏格兰国王。他在杜伦主教的协助下，于大约1263年决定捐款创建一所高等学府，它是牛津最早创立的几所学院之一。英国前首相阿斯奎斯曾形容贝里奥的学生“平静地流露出一种自然的优越感”。
与赫胥黎、亚当·斯密一个学院的薄瓜瓜，如果拥有这种优越感，也实在可以理解。在采访时称他就读的贝里奥学院为“创史学院”，这个名称似乎在牛津并不通用。“我猜想这样称呼是因为贝里奥自称为最老的学院之一，但是这样说的话很多牛津人会不服气的。”留学生刘一帆说。“通常认为牛津最老的学院是Merton College(注：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曾就读过的墨顿学院)或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雪莱的一个睡棺就在University College里面，克林顿的女儿也在这个学院读过书。”
很难形容牛津哪个学院是“最好的”。“就像贝里奥隔壁的St John‘s学院，它是牛津最有钱的学院；那Merton传统上学术也很好；拍《哈利·波特》的Christ Church也是很有名。”牛津大学的确是个令人时时心生敬畏的所在。比如和贝里奥学院一墙之隔的Trinity College就是牛顿曾读过的三一学院。不过据说两个学院有“世仇”，“它们两个隔壁嘛，自然而然互相有竞争啊，小争吵”。网上有一张薄瓜瓜和同学们作势撒尿，就是在三一学院的大门口拍的，这也是青春期少年的一种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薄瓜瓜曾用“刺激”来形容牛津生活，“特别是PPE的本科，公认是攻坚战……光读那么多经典原著，时间就紧绷绷的。经常为了突击学习没时间睡觉……但我享受每次考试之后的那种痛快感；脑迅速膨胀之后的收获让人很有成就感”。
但是很多牛津人在谈论薄瓜瓜时，都会不约而同用到social life(社交生活)这个词，这也是那个时期的薄瓜瓜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薄瓜瓜有一次批评在牛津的中国学生不和外界交往，“他们建立了一个像X-man一样的，和这里的白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
与传统的中国留学生不同，薄瓜瓜擅长社交，朋友圈子也以英国人为主。有的媒体从他2006到2009年的Faceboo记录下他参加的各种社交活动。据报道，薄瓜瓜2008年曾发起过为汶川地震受害者捐款的活动，募款超过1.5万英镑，不过他组织的影响最大的活动是通过另一个社团——欧洲委员会(European Affairs Society)，那次名为“丝绸之路”的晚会请到了成龙，还有少林寺僧人的表演，吸引了近400名牛津学生参加。英国媒体后来说，那次活动是由一家汽车厂赞助的。
至今仍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圈里热议不止的一个话题，是薄瓜瓜当年参加“牛津联合会”(Oxford Union)的竞选。“牛津联合会”其实是一个独立于牛津大学的组织，“但它特别有名，有的人甚至认为它跟牛津一样有名”。牛津博士生刘一帆解释，“英国真正的公共辩论，是从它开始的。历史上在联合会待过的人，很多后来成为知名政客”。
他说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留学生中有很多活跃分子也喜欢加入Oxford Union的辩论，有的甚至以前做过联合会的主席。“他们有的后来去本国从事政治活动，不少人被暗杀了。所以前年有一名印度学生去竞选联合会的主席，明明没有选上，结果下来后很多人都说congratulations(恭喜)。”刘一帆笑着说。
因为牛津联合会名气很大，有很多很有背景的孩子在里面。“他们有能力请来非常厉害的明星、政要，比如克林顿、迈克尔·杰克逊，最近的嘉宾就是阿富汗的卡尔扎伊。”因为牛津联合会的名气实在够大，这些名人也会把来这里视为一种荣誉。刘一帆说，联合会去年的主席是一位韩国学生，而他就请来了去年全球最红火的鸟叔。
“从大陆学生的传统看，我们确实很难进到这里面，一个是语言的问题，还有一个文化的问题，我们从小就不习惯辩论，也不会辩论。”刘一帆说。
当年的薄瓜瓜试图挑战这一格局。他参加了Union Librarian职位的竞选，据说这个职位相当于副主席。“在公认‘中国热’的当今，‘牛联’的大喇叭却很少有中国的动静……加入会员的中国人却寥寥无几，好像与我们无关似的。我觉得‘牛联’这么有影响力，应有中国的话语权，能发出中国的声音。所以在竞选布告中，我在自己名字后面打出了大大的‘中国人’三个字。”
只有联合会的会员才有资格投票。“牛津70%到80%的本科生是Union会员，但很多华人偏偏不是。”薄瓜瓜后来在一个节目里有些无奈地说。而《牛津学生报》后来的报道说，薄瓜瓜总是在给同学们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雨伞这样的小东西，到Union的终身会员资格(根据其官网最新显示是218英镑/人)。薄瓜瓜的一位朋友向《每日电讯报》回忆，投票当天有好些中国学生赶来为瓜瓜投票，但未获允许，因为他们是前一天才加入Union的，“瓜瓜试着争辩，但最后不了了之”。
据说薄瓜瓜最后以4票之差败给了一个英国人。“只可惜投票的几千名会员里没有几个中国人，开始我觉得挺孤独，但不管怎么样，最后证明了中国人不但能大大方方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而且在而后的辩论中，中国的声音也有机会博得响亮的掌声。”
“他当年应该没有参加过辩论。他竞选的也是一个比较偏社会活动而不是那种学术性的或政策性的角色。”一位了解内情的留学生说。与薄瓜瓜同时期的，真正获得一致认可的“名门之后”，是新加坡星狮集团主席李显扬的长子，也是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孙子李绳武，“他是公认的辩论高手”，“据说也是那一届PPE专业的第一名”。
在牛津读书期间，薄瓜瓜还是“牛津大学保守派联盟”(Oxford University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OCA)的一员。OCA成立于1924年，是英国保守党的青年分支。一位朋友回忆，薄瓜瓜当时从“至少有500英镑现金”的钱包里掏出50英镑的现金交了会员费。“很奇怪一位共产党官员的儿子会加入保守派联盟。”他说。
学业之谜
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薄瓜瓜被形容为一位派对男孩——不事学业，热衷社交，花钱如流水。网上流传着他在牛津参加各种聚会的“纨绔”照，在他入学的第一周，他就买了许多香槟，在宿舍里搞了一个大派对等等。他的一个朋友形容他是一个花钱大方、不断给人买酒的人。不过，也有人认为是公众将可以理解的青春期行为过分放大了。“以前他的一切来得太容易了，所以进了大学后，他要叛逆或者小放纵一下，我们不应该对他过分苛责。”一位知情者说。“牛津本来就是一个很注重社交的地方，各种派对、各种舞会，在上面跟一个女生搂一下抱一下是非常普通的。我觉得什么也说明不了。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后来不在国内那么大肆宣传的话，这些事情就不会被放大。”一位留学生说。
如果没有2009年的毕业风波和他后来在国内的宣传热，薄瓜瓜应该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这一年，传出他因为成绩不及格而被牛津大学开除。薄瓜瓜在牛津时期的学业，后来也成了沸沸扬扬的一个热点。
PPE专业学期为3年。“PPE有两次真正的正式考试，一次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一次是在‘大三’结束的时候。除了‘大一’和‘大二’的第一个学期外，每一个学期的开始的时候都有一次考试，是考上一个学期学过的。如果你连续把那个考挂(未通过)的话，老师就会让你回去反省一下自己，然后再来考试。‘大一’学年结束的时候那场考试，我们叫预考，如果考挂了，那假期结束之后你还有一次重考的机会；你还是挂了的话，学院有两个选择：一是把你踢掉(开除)；二是给你一个空档年(休学)。”学PPE专业的朱泽平介绍说。
所谓空档年，是指学生可以休学一年，出游或者参加别的社会活动，这在欧洲学生中很常见。薄瓜瓜后来告诉媒体，他没有被开除，是想用英国学制中的“空档年”推迟一年毕业。不过有媒体当时又“追杀”到贝里奥学院采访，校方的回复是“他被要求休学一年”。这就显得微妙起来。“如果学校要求空档年，实际上是让学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一般是成绩的问题，除了你做一些激起公愤，特别不道德的事，老师都不会管你的。实际上文科要考得特别好很难，因为你要花很多的精力。但是要考挂也挺难的，真的要完全不用功，什么都不看，才能考挂。”朱泽平说。
因为被要求离校，薄瓜瓜不能再使用学校的设施，据英媒报道，他随后搬到牛津唯一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兰道夫(Ran dolph)住了一段，酒店每晚住宿人民币最低1400元左右。据说在这里，他还开了几次派对。当时薄瓜瓜在牛津期间，约会的是一名叫Lale Can的土耳其学生。他们一起组织了一个舞会，DJ Tim Westwood 表演，薄瓜瓜还安排了成龙来做了场演讲。
薄瓜瓜在牛津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一位牛津博士认为：“薄瓜瓜在官僚子弟中算是好的，没有什么派头的。”牛津大学附近的一家高级中华餐饮店老板回忆起当时曾前来用餐的薄瓜瓜称：“他态度很傲慢。”薄瓜瓜与朋友一起举办派对，令该店员工将饭菜送去距离很远的聚会场所。这位老板说：“中国高干子弟点餐时从不说预算，对价格毫无概念，一副不管多少钱都付得起的样子。”
一位匿名的牛津教师也通过路透社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这位教师认为，薄是一个富有进取心、尖锐和擅长辩论的人，有那种在上课之余还能找到大量时间享乐的天分。一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有类似的看法：“从我与他打交道的经历看，如果不管那些传闻，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是那种典型的英国私立学校出品的学生：聪明、强大，自信。”
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有一天，三名西装革履的中国外交官来牛津拜访贝里奥学院的院长安德鲁·格拉汉姆博士。他们说：“这件事情很让人难堪，因为中国很重视教育，如果薄瓜瓜的考试不通过，这会让他父亲和祖父都难堪。这位老师回答说：(既然考试不过让他觉得尴尬)那么他们就应该让薄瓜瓜更加努力地学习。”
在牛津大学采访期间，本刊记者也联系了贝里奥学院的前任院长安德鲁·格拉汉姆博士。也许意识到曾经的这位学生在中国引起的关注，之前甚少面对媒体的格拉汉姆博士很快回了邮件，他说很抱歉目前不在英国。但是他用邮件的方式正式回答了几个问题。
1.他并没有被退学，而是被要求离宿一年。该决定通过正常学生学业监督程序做出的。休学期毕，瓜瓜如约返校并参加了毕业考试。这些毕业考试为大学考试，不是贝里奥学院考试。他在哲学、政治、经济这门科目获得了2：1。
2.我们提供了毕业证书以证明他拿到2：1。
3.以贝里奥学院院长的角度来看，瓜瓜虽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但是他对学业的不够重视导致我们最后决定让其休学一年。返校参加毕业考试时，他取得的成绩是可信的。
(He was not expelled. He was， however， required to be out of residence for one year. We reached this decision following our normal processes in which we monitor the academic progress of all students. At the end of this period of absence， he returned as expected an d took his Final Examinations. In these exams， which are University-wide exams， not Balliol College exams， he obtained an Upper Second Class Honours Degree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 d Economics。
We provided the normal letter certifying that he had obtained an Upper Second Class Degree。
Seen from my perspective as Master of Balliol at the time， it became clear that， while he was a clever young man， he did not settle well into his academic work an d this is what led to our eventual decision that he should be away for a year. On his return， he achieved a very creditable result in the final exams。)
对于《每日电讯报》所说的被中国外交官造访一事，贝里奥的前院长是这样回应的：“的确曾有一篇报道暗指中国驻英国大使曾来找过我。但此事绝不真实；无论是中国驻英大使还是其他使馆人员，从未有相关人员前来拜访我，或尝试来拜访我，更没有对我施加压力。虽然的确有使馆人员会见过薄瓜瓜的导师，但我并未发现有任何压力施加于导师(我相信如若有的话，作为那次决定薄瓜瓜去留的会议主持，我还是会知道的)；无论如何，即使有人向我方施加压力，我方决定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牛津留学生刘一帆解释，英国成绩分为四等：first，2：1，2：2和third。2：1，是仅次于一等成绩的第二高成绩，“牛津因为优秀学生比较多，所以前二级给的比例也比较高”。英国媒体说，薄瓜瓜后来在没有老师教导的情况下在期末考试中获得了2：1的高分，“令很多人惊讶”。但是他的导师还是不为所动，拒绝为薄瓜瓜去哈佛提供引荐信，只提供了“就学证明”。
2009年5月，陷于学业麻烦的薄瓜瓜却因为获得“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的“大本钟奖”而在国内大红。主办方的解释是，薄瓜瓜因为“将中华文化和中国声音带入世界最高学府”。这次评选的主要负责人李俊辰的头衔是“英国华人青年联会主席”。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一再强调，在评选前并不认识薄瓜瓜。“我和薄瓜瓜只在颁奖典礼上见过一面，之前没听说过他，之后没有联系过他。”因为这个“大本钟”奖只颁了一年，网上也有传说，这个奖是专门为薄瓜瓜“量身定做”。李俊辰对此也矢口否认。
之前“大本钟”奖组织方也曾联系过在英国的另外一名华人。其家人说：“我当时还给他们建议，用‘钟’这个名字不好，中国人很忌讳。他们没有采纳。而且我跟组织者联系过一段，感觉不太对，后来就不参与了。”而另外一名在伦敦留学的中国学生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奖的含金量有多少，但是看到后来瓜瓜那么当回事地在国内宣传，觉得有些怪怪的。”
正是“被要求”休学的这一年，薄瓜瓜在国内颇为活跃了一段时间。2009年6月27日，薄瓜瓜以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学生的身份，戴着“首届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的桂冠，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当时的报道说，北大以“相当不低的规格”迎接了这位“杰出青年”。后来有人注意到，在距离正式开场两个小时之前，有8人分成两列站在阳光大厅的正门口，“白衬衫，黑裤，黑皮鞋，留着短发，戴着耳麦，面无表情”，“穿着制服的北大保安，一旁衬托，足足矮了半头”。后来有人透露，这几个“白衬衫”是组织方花钱外雇的专业保安人员。至于花费，则是由一家民营企业慷慨买单，“打了折的”。薄瓜瓜当天穿着一件中式立领白衬衫出席，有媒体描述，“他的肤色是健康的古铜色，据说前一天才从古巴回来”。
这一年，薄熙来在重庆拉开了轰轰烈烈“唱红打黑”行动序幕。重庆市门户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薄瓜瓜现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论文章，将薄瓜瓜的求学经历上升到“制造中国声音”的高度。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援引了“英国BBC特邀评论员”尼尔·伍德(即海伍德)先生对薄瓜瓜的评价，称他是一位“天生的中国小大使”，还赞扬薄瓜瓜的英文水平已经超过了他的英国同学。2010年8月8日播出的重庆新闻里，薄熙来当天出席了一个名为“接见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代表”的活动。薄瓜瓜就坐在他右手边，而重庆市的其他领导则分坐在主席台的两侧。
2010年，薄瓜瓜还有一次颇引人注目的旅行。他与同为高官后代的前女友一起游西藏。照片的出处来自他本人的社交网站相册。镜头中的薄瓜瓜如寻常驴友一样与藏民合照、在玛尼堆前留影……然而从另一个视角的照片可以看出，这次旅行出动了不少安保人员随行保驾护航。
“清理门户”
当年海伍德案被媒体率先爆出后，曾有薄瓜瓜的同学向媒体透露，薄瓜瓜本人表示他与海伍德并不相识。但是后来证明，他显然没有说实话。当时曾有媒体形容海伍德是薄家“管家”，还有说“薄瓜瓜的男保姆”。海伍德的太太告诉记者，这种说法让她感到“很恶心”，“尼尔是他们的家庭朋友”。
在伯恩茅斯曾与谷开来有过合作的霍尔回忆，谷开来当时也向他介绍了两位生意伙伴：海伍德和德维尔。“帕特里克(德维尔)是谈判人，”霍尔称，“海伍德负责所有的文书和货运工作，那些通关所需的各种复杂操作。他很熟悉这些工作。”据霍尔说，谷开来和海伍德经常发生财务上的纷争。“主要是因为谷觉得这个英国人有些越界了。他说，‘尽管交给我，Horus，我会搞定这些，而不是你’。之后她就变得焦躁不安，因为她觉得他在做决定，但那是她的钱。”“我觉得她在财务问题上不清楚，也不怎么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尼尔是坦率明白的，我认为。”霍尔说，“他在这方面更有头脑一些。”霍尔最后又说德维尔和谷开来看起来比较亲密，“他经常握着她的手。我们经常在伯恩茅斯附近看见他们，他们看起来比朋友更亲密，可能是情侣，这是我们当时所认为的”。
谷开来与德维尔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大约在2006年产生了变化。据德维尔后来在法庭上出具的证词，2006年，谷开来便向他提出要将罗素地产公司——即法国那套海边别墅的拥有者——的股权转给徐明持有，徐明派人来办理手续，但是没有转成。“因为当时我咨询律师，律师告诉我，从税务的角度讲，当时转让股权程序复杂且费用不菲，于是决定等别墅的股权简化后再转让股权。”德维尔说。媒体后来发现，就在这一年，德维尔和父亲米歇尔共同出资，在卢森堡注册成立D2地产投资公司。值得一提的是，D2地产投资公司的登记地址是北京昂道律师事务所，即原来的开来律师事务所。这家公司从2007到2010年期间曾3次开出空头支票，不知是否与这套别墅的运作有关。
谷开来性格上的变化，不知道是不是与她的身体变化有关。据薄瓜瓜后来发的声明中说，2006年，“她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随后深居简出，自那以后，她已经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
到了2007年下半年，谷开来又决定把那50%的股权转让给了海伍德代持。她后来在证词里说，因为不想让德维尔“霸占别墅”，所以让尼尔(海伍德)进来制约德维尔。不过，“尼尔只是代我持有罗素地产公司股权，他和德某某一样也只是一个代理人，是隐名的”。
有意思的是，虽然表面上看，海伍德与德维尔在别墅的代持人上是一种竞争关系，但他们彼此却没什么恶意。根据德维尔的证词，海伍德当时还告诉他谷开来开始对他产生怀疑，而他认为这些怀疑是“不适当”的。而海伍德被谋杀事件曝光后，德维尔告诉媒体：“我们的共同点是都娶了中国女人，我们彼此十分了解。我可以断言，不管从哪个方面讲，他都不是一个行骗的人，他有着英国传统的高贵气质。”
虽然德维尔对海伍德的股权转让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有成功，但至少说明在那个时候，海伍德还是深得谷开来信任的。采访过海伍德遗孀的一位英国同行告诉本刊记者，后来当谷开来涉嫌谋杀的消息传来时，王某某还不相信。“已经认识了那么多年，怎么会呢？”据她说谷开来对海伍德的两个孩子也很好，西方媒体在形容他们关系时用了“godmother”(教母)这个词。
德维尔在证词中说，2008年，谷开来又想把别墅交给郭某某的香港酒店集团经营管理，“谷开来还让我和薄瓜瓜一起与香格里拉酒店的领导和律师会面，介绍别墅的情况”。但此事不了了之。
至于谷开来为什么失去了对“德叔”的信任，庭审的一些证词或许也能帮我们找到蛛丝马迹。王立军作证时说：“2009年下半年或者2010年上半年，在重庆3号楼，谷开来非常生气，指着德某某说：‘德叔帮我打理房产一年的租金好几百万，不仅不给我，还向我要钱。’后来我问德某某怎么回事，德某某说海外房产的日常支出非常大，租金等收入基本上都用于房产的支出了，同时自己为帮着管理房产也做出了很多的付出。”
唯一一位地位没有被动摇的，是老朋友徐明。“徐明比较殷勤，会来事。他知道瓜瓜去英国读书后，赶紧在英国建了个办事处。”一位知情者说。徐明多年的忠心耿耿，让他始终处于这个圈子的核心地位。
在庭审时，以证人出现的徐明提供的大量证词，也让外界得以一窥这么多年来他地位“岿然不动”的金钱成本。谷开来后来在证词中说，2003年之前，“我跟瓜瓜在英国的费用都是我自己支付的”。2003年以后，她跟徐明提出，瓜瓜往返伦敦、还有一些海外朋友到国内旅行的费用，由徐明帮解决，“徐明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从这以后，我和瓜瓜出国、回国以及中途到其他国家旅行的机票和旅行费用，均是由徐明支付的”。
具体操作此事的张晓军说：“我为薄瓜瓜购买的机票主要有三类。薄瓜瓜在国外读书期间从国内往返英国、美国的机票，通常每年薄瓜瓜要回国三次；另一类是薄瓜瓜出去旅游的机票，比如2006年薄瓜瓜去德国看过世界杯，还去过威尼斯、阿根廷、古巴、巴黎、非洲等地；第三类是为薄瓜瓜的朋友购买的机票，这些朋友主要是薄瓜瓜的同学，还有一些是薄瓜瓜在国外结交的朋友、老师，国内的朋友比较少。”
在谷开来心中地位没有丝毫变化的，当然还有儿子薄瓜瓜。2010年，正在大家还议论薄瓜瓜学业的时候，有消息称：薄瓜瓜已在2010年入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当时有传言，薄家找人游说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才完成申请哈佛的种种手续。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不肯回应这些传言。不过，单单从表面上看——2010年薄瓜瓜在牛津补考通过，当年即进入哈佛大学，也能看出他入学上的“与众不同”。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花费大概是一年9万美元。而去年薄熙来庭审披露出来的一些信息，也让这个培养精英的学术机构一度陷入尴尬——谷开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晓军作证，2011年3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来了一个40人左右的访问团，这批人从上海至重庆、重庆至北京的国内机票以及在北京居住的酒店都是由大连实德出的。后来肯尼迪学院发言人不得不出面澄清称“这是学生的个人行为，与学院和学校无关。学生用的钱是自己的钱，或是自己独立筹集到的款项”。
根据庭审，2011年8月，“薄瓜瓜及其亲友一行六人”去非洲旅行。其间“薄瓜瓜从某航空服务公司租用了一架私人飞机用于他们迪拜至乞力马扎罗的往返旅程，费用共计8万美元”。加上酒店和行程的5万多美元，这13万美元，是徐明“从徐明私人账户”中支付的。从200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案发前，徐明代为支付的机票费用多达76次，一共300多万人民币。
2011年11月份，薄瓜瓜打电话告诉母亲，自己的信用卡透支了几万美元。谷开来指示张晓军打电话告诉徐明，徐明马上找人还了这笔钱。这30多万美元不知道是不是他给薄瓜瓜付的最后一笔钱。
谷开来作为高级官员的夫人，她和商人应该保持的距离和界限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些原本应该有的界限早已荡然无存。她在使用徐明的钱时，完全毫无顾忌。而薄瓜瓜是怎么面对这一切的呢？茨威格在给那位法国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写的传记中，提到她早年的奢侈生活，无比感慨地评价：“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不知道如果薄瓜瓜未来有一天读到此句，内心会不会有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