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柠（北京）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瞬间造成7.8万人殒命，负伤和失踪者逾5.1万人。8月10日，当时日本帝国政府通过瑞士，向美国发出抗议。翌日的《朝日新闻》上刊登了这份《抗议书》：“在此，帝国政府谨以自己和全人类及文明的名义，谴责美国政府的同时，严正要求：理应即刻放弃对非人道武器的使用。”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从那时起至今，日本政府从未直接对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连一次也没有。
日本遭核爆，除了付出了惨重牺牲这一点外，还意味着日本的核竞争已彻底输给了美国。自1938年，德国科学家奥本海默和舒特拉斯曼发现原子核裂变效应后，德、美、苏、日等国家均在极短时间内便投资建设了粒子加速器，致力于核武器的研发，展开了史上头一轮核军备竞赛。日本核武研发的主导者是先后在英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卢瑟福的实验室和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手下留学、工作过的仁科芳雄。
作为卓越的核物理学家，仁科看到了日本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状况及科技体制方面的问题。他在1942年4月号的《科学日本》杂志上撰文：“因大东亚战争而担负起世界史意义上的使命的吾辈，痛感日本的科学振兴问题在今天犹为紧迫且重大。因此，在我国自然科学振兴与促进问题上，首先应予考虑者，是设立科学的中央机关。”战时，在预算与资源均对军部大幅倾斜的情况下，仁科动议设立“中央机关”，以举国体制来推动科技研发。三年后，仁科的动议终于变成现实：直属中央政府的日本学术研究会议成立。但，为时已晚。
事实上，广岛被炸仅两天后的8月8日，大本营即向广岛派出了由陆军省和理化研究所的30名科学家组成的大本营调查团，旨在调查受害状况，以论证“战争持续的必要性”。8月15日，日本对联合国投降。8月18日，昭和天皇对陆军下达全员复员令。但8月22日，陆军医学校的另一支科学家团队仍开赴广岛，进行核爆受害状况调查。战时，在哈尔滨，以中国人为活体实验材料做细菌战研究的“731部队”，就是陆军医学校的成员。8月27日，美占领军进驻东京。于是，从8月29日开始，这支以陆军医学校为核心，包括了东京大学医学部和理化研究所的医生和科学家的调查团队，变成了与美军“原爆伤害调查团”（ABCC）一道的美日联合调查团。自然，所调查的材料、数据，统统由美方掌握。
日本被占领初期，美对日所谓“非军事化”改造相当彻底，日本的核及航空器研发活动被严格禁止，粒子加速器设备被美军破坏，日方不得接触与核有关的任何情报，那怕是一篇新闻报道，也在被封杀之列。所以，战后初期，日本是没有反核运动的。不仅是运动，几乎连“核”这个词都看不到。
冷战形势，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发展，促成了美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型——美一改所谓“民主化”的初衷，迫切而现实的需要是把日本变成远东反共的“桥头堡”。但纵然如此，直到日本签署《旧金山合约》，实现了向国际社会“复归”之后的五十年代初期，日仍处于“核绝缘”状态。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核（电）研发，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核受害国，几乎连“喊痛、诉苦”的权利都没有。
状况为之一变是在1954年。3月1日，清晨6时45分，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正在马绍尔群岛附近的比基尼环礁周边海域捕捞金枪鱼，突然前方升起一团巨大的蘑菇云。紧接着，便有无数絮状物（高温熔化后随巨大气流冲向空中的珊瑚灰。因富含放射性元素，被称为“死灰”）从天而降——船上23名船员均遭严重核辐射。事件首先被《读卖新闻》报道，成为战后日本突破核禁忌的先声，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核运动，影响之大，波及世界。中国的反应主要表现在反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表态说，“遭受美帝国主义核辐射的是东亚人民”；《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与日本人民的纽带》。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发表《在1954年柏林世界和平评议会临时会议上的提案》，声援日本人民；摄影家罗伯特·卡帕亲赴日静冈县烧津港，拍摄“劫后”的渔船。1959年，日本导演新藤兼人把事件搬上银幕，即纪录片《第五福龙丸》。
事发半年后，船员中遭辐射最严重的久保山爱吉死亡，年仅40岁。久保山之死把反核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死者的遗言“希望我是原爆的最后一名受害者”被媒体广泛报道，遗孀则走向世界反核大会的讲坛。日本的主妇们率先行动起来，在各地展开反核联署活动。截至1955年8月6日广岛“世界禁止原爆大会”，共征集了逾三千万名日本国民的签名，相当于彼时全国成人人口的一半。
至此，日本自1945年遭受核袭击以来的屈辱，终于总爆发，用媒体的造语形容，即所谓“被爆民族主义”（Hibaku Nationalism）。可吊诡的是，就在第五福龙丸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在中曾根康弘等少壮政治家的大力推动下，国会通过了2.35亿日元的“原子力预算”。日本，这个唯一的核被爆国，从此进入了高歌猛进的核电开发时代。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瞬间造成7.8万人殒命，负伤和失踪者逾5.1万人。8月10日，当时日本帝国政府通过瑞士，向美国发出抗议。翌日的《朝日新闻》上刊登了这份《抗议书》：“在此，帝国政府谨以自己和全人类及文明的名义，谴责美国政府的同时，严正要求：理应即刻放弃对非人道武器的使用。”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从那时起至今，日本政府从未直接对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连一次也没有。
日本遭核爆，除了付出了惨重牺牲这一点外，还意味着日本的核竞争已彻底输给了美国。自1938年，德国科学家奥本海默和舒特拉斯曼发现原子核裂变效应后，德、美、苏、日等国家均在极短时间内便投资建设了粒子加速器，致力于核武器的研发，展开了史上头一轮核军备竞赛。日本核武研发的主导者是先后在英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卢瑟福的实验室和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手下留学、工作过的仁科芳雄。
作为卓越的核物理学家，仁科看到了日本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状况及科技体制方面的问题。他在1942年4月号的《科学日本》杂志上撰文：“因大东亚战争而担负起世界史意义上的使命的吾辈，痛感日本的科学振兴问题在今天犹为紧迫且重大。因此，在我国自然科学振兴与促进问题上，首先应予考虑者，是设立科学的中央机关。”战时，在预算与资源均对军部大幅倾斜的情况下，仁科动议设立“中央机关”，以举国体制来推动科技研发。三年后，仁科的动议终于变成现实：直属中央政府的日本学术研究会议成立。但，为时已晚。
事实上，广岛被炸仅两天后的8月8日，大本营即向广岛派出了由陆军省和理化研究所的30名科学家组成的大本营调查团，旨在调查受害状况，以论证“战争持续的必要性”。8月15日，日本对联合国投降。8月18日，昭和天皇对陆军下达全员复员令。但8月22日，陆军医学校的另一支科学家团队仍开赴广岛，进行核爆受害状况调查。战时，在哈尔滨，以中国人为活体实验材料做细菌战研究的“731部队”，就是陆军医学校的成员。8月27日，美占领军进驻东京。于是，从8月29日开始，这支以陆军医学校为核心，包括了东京大学医学部和理化研究所的医生和科学家的调查团队，变成了与美军“原爆伤害调查团”（ABCC）一道的美日联合调查团。自然，所调查的材料、数据，统统由美方掌握。
日本被占领初期，美对日所谓“非军事化”改造相当彻底，日本的核及航空器研发活动被严格禁止，粒子加速器设备被美军破坏，日方不得接触与核有关的任何情报，那怕是一篇新闻报道，也在被封杀之列。所以，战后初期，日本是没有反核运动的。不仅是运动，几乎连“核”这个词都看不到。
冷战形势，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发展，促成了美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型——美一改所谓“民主化”的初衷，迫切而现实的需要是把日本变成远东反共的“桥头堡”。但纵然如此，直到日本签署《旧金山合约》，实现了向国际社会“复归”之后的五十年代初期，日仍处于“核绝缘”状态。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核（电）研发，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核受害国，几乎连“喊痛、诉苦”的权利都没有。
状况为之一变是在1954年。3月1日，清晨6时45分，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正在马绍尔群岛附近的比基尼环礁周边海域捕捞金枪鱼，突然前方升起一团巨大的蘑菇云。紧接着，便有无数絮状物（高温熔化后随巨大气流冲向空中的珊瑚灰。因富含放射性元素，被称为“死灰”）从天而降——船上23名船员均遭严重核辐射。事件首先被《读卖新闻》报道，成为战后日本突破核禁忌的先声，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核运动，影响之大，波及世界。中国的反应主要表现在反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表态说，“遭受美帝国主义核辐射的是东亚人民”；《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与日本人民的纽带》。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发表《在1954年柏林世界和平评议会临时会议上的提案》，声援日本人民；摄影家罗伯特·卡帕亲赴日静冈县烧津港，拍摄“劫后”的渔船。1959年，日本导演新藤兼人把事件搬上银幕，即纪录片《第五福龙丸》。
事发半年后，船员中遭辐射最严重的久保山爱吉死亡，年仅40岁。久保山之死把反核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死者的遗言“希望我是原爆的最后一名受害者”被媒体广泛报道，遗孀则走向世界反核大会的讲坛。日本的主妇们率先行动起来，在各地展开反核联署活动。截至1955年8月6日广岛“世界禁止原爆大会”，共征集了逾三千万名日本国民的签名，相当于彼时全国成人人口的一半。
至此，日本自1945年遭受核袭击以来的屈辱，终于总爆发，用媒体的造语形容，即所谓“被爆民族主义”（Hibaku Nationalism）。可吊诡的是，就在第五福龙丸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在中曾根康弘等少壮政治家的大力推动下，国会通过了2.35亿日元的“原子力预算”。日本，这个唯一的核被爆国，从此进入了高歌猛进的核电开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