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柠（独立撰稿人）
   河流/一条条/纵横在地面/街巷/一道道/交错又连绵/没有一棵草/敢自夸孤独/没有一个单音/成一句语言/手臂和手臂/在夜里相连/一双双眼睛/望着明天（《群像》）……在“九叶”诗人陈敬容的眼里，城市人赖以栖居的街巷，与河流一样，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处所概念，而是有着生命的律动、可寄托人的性灵和希望的“能指”。
   可是，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北京”，这个六朝古都对我来说已基本上蜕变成了一个“脱地理”的概念，日益成为一种纯文化意义上的象征。这样说，并没有任何褒贬的意思，只是对一种客观事实的描述。换句话说，这个城市原有的地理坐标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深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对某种非物理性的物事或人的记忆。譬如，我们知道哪条街的拐角、哪两条胡同交叉的地方，曾有过的一个小馆子或曾发生过的故事；我们知道每个月的大约什么时间，去哪家书店能买到我们所需要的学术期刊；睹物思人，当我们从疾驶而过的出租车的车窗里突然发现某棵树，或某个造型别致的大门的时候，我们兴许会蓦地想起好多年前树荫下的一个深吻，或走了好几站路，终于把一个朋友送回家，在家属院的门口与人挥别的情景。当一个曾经如此熟悉的城市，在其“子民”的视野中，地理性标志统统退去，只留下定格于大脑内存中的纯记忆文本了的时候，一般来说，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形：一是那个城市容颜“豹变”，已满目皆非；或是“子民”垂垂老矣，生活只剩了怀旧。对笔者来说，虽然后者不无提前驾到之虞，但基本上属于前者。
   对改革开放以降，尤其是近15年来北京旧城改造、新城扩建如何评价其功成与否，前景如何，不是我辈所能置喙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地“改写”了我们从出行到消费，从交友到娱乐几乎全部的生活，而我们却丝毫奈何它不得——只有被动地接受被改变的事实，却根本无力把握被改变的方向。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为它不断地支付代价：我们成天地来去，还有随时可资利用的巴士、私家车、地铁和轻轨，可我们每天却把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路上；当城里的房屋被拆迁，再无财力搬回那熟悉的地界里“长”出来的高档公寓，无奈只有选择城乡结合部置业的时候，无论愿意与否，我们很可能得同时选择“维权”。有一天，当后世的学者回过头来清理世纪之交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的遗绪，检讨转型期都会城市的民生实态和世相文本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困惑于那些乍看上去似乎理解，细想起来却似是而非的语汇、概念，诸如“强行动迁”、“业主维权”、“和谐”等等。
   有朋自法兰西归来，说起法国蛛网密布、呈放射线状的地铁网络，从巴黎的香榭丽舍出发，几乎可以快速到达巴黎郊外或任何一个“外省”的小站，赞不绝口。笔者“人在东京”时，去“海外”出差，按国际航班的起飞时间，确定需提前多长时间到达国际机场，然后何时离开办公室，用多长时间走到车站，乘坐几点几分的地铁，在哪里换乘“特急”电车，赶到机场，一看手表，绝对不差分毫。为什么我们以“效率”的名义，以世世代代栖息在胡同大杂院里的升斗小民对市井的眷恋为牺牲孜孜以求地“发展”，却换来了效率的不断低下？
   有时候，有100个保护胡同、老四合院的理由，却无法保护，而只有一个拆的理由，就给拆了。甚至，这个“理由”真的很牵强，牵强得都不像是理由，诸如“胡同太窄，进不去救火车，不符合消防规定”等等。可笔者听说，日本人为了扑救小巷里的火灾，特意开发了超小型的消防车。在东京，有一条驰名世界、曾令周氏兄弟和郁达夫流连忘返的旧书店街，许多店都是百年老铺，藏在小巷深处。要依当下中国某些开发标准的话，仅“消防”一条，恐怕就得拆10次以上：巷子小不说，还“易燃”。
   半年前，笔者为一笔以港币支票形式支付的稿酬，曾作下“苦难记忆”。周5的下午两点40分，从位于燕莎附近的写字楼溜出来，乘出租车赶往雅宝路的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可谓“轻车熟路”。排了40分钟的队后，被告知此款要在中行总行才能兑现。在缓缓蠕动的车流中马不停蹄地赶到坐落于西单十字路口西北角的、由后现代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设计的中庭镂空式的中行大厦的时候，已是下午4点20分。我头一次进入这个像迷宫一样的巨型建筑，完全找不着北。循着标识，上了趟厕所，出来后，穿过偌大的大厅向通往2层营业厅的台阶走去。一个保安伸手挡住了我，我问他外汇支票兑现的窗口在哪。高大挺拔的保安站在高于我两层的台阶上，望着台阶下的我说，营业时间已过，下班了。我问几点下班，被告知4点半。我一看表：刚过了两分钟。
   为了千把港元，打了近60块钱的出租车不说，还白跑了一趟。那一刻，被失败感彻底击垮的笔者望着远处营业厅窗口里的人影憧憧，瘫倒在汉白玉的台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