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酒屋闲话
李长声
我不会写序，不会为别人写，也不会为自己写，所以我自己出书都是用代序来虚应故事。但帅松生嘱我写，虽畏之如虎，却谊不容辞。
我和他订交三十余年，当初我在长春作编辑，他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当日语教师。后来不约而接踵东渡，更多了对酌的机会。他不好酒，只是借酒聊天。话题之一是翻译。松生从上世纪80年代搞翻译，颇有点不拘一格；译小说，既译纯文学，也译大众文学，例如女作家三浦绫子的长篇《冰点》，还译随笔和诗歌，数起来所译作家诗人上百位。于是乎所谓文体就成了老友常谈：咱有没有文体，译者应不应该显示文体，云云，醺醺。
村上春树是小说家，也是翻译家。他的译法是一词一句照原文翻译，不这样，对于他来说，做翻译就没有意义。这样亦步亦趋的翻译，被某些专家视为等而下之的工匠型翻译，但好像还没人对村上的审美表示怀疑。那么，原文的文体该如何体现呢？村上认为，文体这说法是非常含糊的表现。搞翻译的时候就应该撇开自己译。可自己是怎么也撇不开的，所以，作彻底撇开之想，那也还剩下一点，算作文体就恰到好处。一开始就想用自己的文体译，译文会有点讨人厌。其实，几乎没必要考虑文体。用心体味文本的文章之美，译法自然而然就决定了。
信达雅，信是语言的信实，达是文体的达成。如果雅属于自我表现，那它就是多余的。翻译不需要译者表现自我，人前显贵似的。想要玩自我表现，像村上春树说的，那就自己去写好了。临摹绘画，几乎可以用完全同样的色彩临摹得几可乱真，翻译却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全然不同的另一种语言。这种转换被称作再创造，但创造一语常常怂恿人恣意妄为。译者太把自己的文体或风格当回事，舍不得撇开，那就会强奸原作，甚而过后还要让作者说一声谢谢呢。翻译的审美到底审谁的美？把村上的简单翻译成简单，把三岛由纪夫的华丽翻译成华丽，这才是审美的忠实。真正掌握了语言(外语)，老老实实地翻译，其文字(母语)自然会体现原文的文体。至于译者的文体，好比给美女的秀腿套上丝袜，无限地接近透明，却仍然看得出丝袜，或许使那双腿更美。
酒话转到了美女，却生生被松生拉回来，他要说重松清，他体味了重松清的小说，从故事到文体了然于心。感叹：重松清写父亲，真是那么回事儿。松生也是当父亲的，译者和作者心心相印，翻译便有了可靠的基点。
重松清好像是一个好父亲，也有点好为人师，这是他的书名给我的印象，譬如《老爸了不起》《给女儿讲的父亲历史》《写给幼小者》《爱妻日记》。他生于1963年，属于新人类一代，早稻田大学毕业，进角川书店做编辑，一年就辞了。老上司见城彻辞职，自办出版社幻冬舍，找他加盟，但他志在写作。当写手多年，不是去现场，而是把别人采访的材料编写成文章，这大概能练笔，对社会问题也可以有较深的了解。转战文学，先后获得山本周五郎奖、直木奖、吉川英治文学奖，作为大众小说家，有了这三个重量级的文学奖光环，基本能确保质量及销量。重松清的小说不属于推理，甚至也不属于爱情，去掉这两点，让今天的中国读者读什么呢？他擅于写父亲，也就是上班族。写家庭中的父亲，父亲的苦恼与可爱。
小说不是人生指南，写小说不能像写微博那样净说些格言兮兮的生活感悟。但小说也含有道理，给人以启示，好的或坏的。常听说中国小说在日本卖不出去，理由是日本读者不了解中国的时代背景，可我们读巴尔扎克，对19世纪的法国有多少了解呢？不正是要通过小说来了解吗？还听说日本人瞧不起中国人，这或许是他们自甲午战争打败我大清以后炼成的，但是把渡边淳一叫文学大师，把AV女优叫老师，恐怕这样的中国人还要让日本人瞧不起下去。
松生也写诗，记得有这样两句：千般烦恼尽拂去，只为伏身笔墨间。作家把烦恼写成小说，译家借翻译拂去烦恼，那就得选取自己抱有敬意的原作。下次酒桌上要跟松生说，更多地□译重松清这类小说家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