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接天绿锦影摇波。天马行空的思绪疾行至此，我与眼前的西湖荷花已产生出一种不需言说的、激荡胸怀的美学共鸣。见其风骨，感其节操，念其脱俗，使我深深体会到荷花真象滚滚红尘大漠中一片难得的沁人心脾的绿荫，一淘清凉碧绿的喷泉，深深体会到她洁身自爱性格中难能可贵的生命价值与文化价值。我发现，其实她就是我心中葳蕤的精神之花！“佛眼看魔都是佛，魔眼看佛也成魔。”思维方式的严肃较量中我再一次颖悟，外在仪貌的亮丽就能代表本质的光辉吗？否！一个真正伟大的爱国者并不是胜利欢庆之中的个体利益的精明盘算者，也不是民族情绪汹涌澎湃时的献媚者。对一些为求权力青睐，出位出得太奇，打着“弘扬东方文化思想、反对西方文化霸权”旗号，四处亮相媒体，著书立说，力证把现代艺术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阴谋”的“文化英雄”们，我是既可怜同情又蔑视笑看他们。我要说的是“行无愧诈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政治只可以算计招降没有灵魂的所谓艺术家，而有灵魂的艺术家必定具有一种抵抗邪恶的心灵力量，同时，他们对任何国家、任何政治集团禁锢自由精神的作为都会深恶痛绝。再者，历史与客观地看事物的发展，不必否认美国、苏联为首的东西两大政治阵营核武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苏联克格勃在文化领域内进行的某种世俗政治的艺术层次不甚高的争斗较量。如果中国回头看看过去的文化上的政策思维，那些作废的政治宣传和说教里也是充满“暴力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倒美帝国主义”、“输出革命、解放全世界”，“在全世界实行共产主义”这类杀气腾腾地斗争思维。但这些毕竟是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游离艺术创作规律之外的东西。当然，那些心理严重畸形变态，鬼眼看人，人人皆鬼的人，已经不再相信、理解、接受这个世界还有真善美爱的存在了。我几年前就说过，伟大的艺术不可能是某种政治功利手段之下一元化的列队集合体！真正的艺术应成为超越政治文化狹隘功利性的人类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因为艺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反之只能算政治潜规则下的“亚艺术”或“伪艺术”及“伪艺术家”。除非你如“文化塔利班”样的货色，缺智缺德，永远读不懂生命的清洁与尊严，否则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必定批判否定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为大肆破怀文化、大革文化的命）运动一样；也和我们改革开放与世界和平接轨的转变一样，不能老停留在旧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冷战思维的政治境域来认知当今各国的文艺变迁与勃兴，（照这些人的逻辑，当年毛泽东也不该把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请到北京来。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都错了。今天中国政府把那么多的外债放在美国简直是天大的叛国罪了！）除非你想来一个大倒退，把已打开的国门重新关闭起来回到上世纪50年代。我还要用粗粝的有刺痛感的语言向一些人发出诘问：当吃错药的十位博士联名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人民拒绝圣诞节；（他们可能不懂得中西文化的兼容和并存是我们寻求和平发展的一项重要基础，也是我们国家和世界接轨的必经途径。不知他们是否清楚公元的纪年方式就来自耶稣的诞生年？）当头脑不清的某名牌大学校长公开表示要把汉服作为大学学位服；（我担心这是否是这所大学人文衰微的先兆，蔡元培如还活着，不被气昏才怪。）当一些忽然爱国的知识分子无事生非，要大众去抵制麦当劳、肯德基，（是不是要挑动外国人去捣毁唐人街、让开满全世界的中餐厅都破产？）我真觉得有的学者教授博士博导越来越不值钱，像走江湖卖狗皮膏药者，浅薄如旧时烟花巷里的货色，（而且还不是挂头牌的）学问的含金量越来越低，越来越不要脸，见怪不怪，愚蠢尴尬，误人子弟！
尽管许多人我是得罪不起的，甚至会遭到方方面面射来的带毒的冷箭，我仍要做一个本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深刻批评者，骨鲠直言，说出令人不愉快的真相：不要看文坛、画坛、政坛某些聪明透顶的冒牌“爱国者”们口沫乱飞，仗势滑头，一副激昂愤青、以爱国主义典范自居，爱国要么爱得呼天嚎地、要么爱得咬牙切齿，爱国爱到死还要从棺材里爬起来再爱国的样子，并且举着随时准备砍人的“极左”大斧头，很大的欺骗性里还威示着吓人的讹诈性，常常以“左”得发怵的面目，向人们索取绝对的忠诚。有的人是一副急于炫耀的土财主暴发户嘴脸，自私、狭隘、炫富，底气不足，既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却又不懂得尊重别人，十二分的忌讳外人说三道四，唯恐别人瞧不起自己。其实，真正站在洋人面前，只要可以得到一点儿利益，垂涎欲滴、卑躬弯腰最彻底、十八代祖宗都可以丢掉、出卖所有可以出卖的恰恰就是这类利禄之徒。我还要告诉自己的同胞，曾经祸害全世界的希特勒纳粹主义，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文缩写的音译！相比之下，那些不怕粉身碎骨，从真理、文明、人道的人类发展高度去思考自己国家、自己民族长远利益的人，才更配享有“爱国者”的称号。我愿与有兴趣的朋友共读十九世纪著名哲学家叔本华（ Anthur Schopenhauer, 1788年—1860年）说过的一段话：“最廉价的骄傲就是民族自豪感。沾染上民族自豪感的人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人缺乏个人的、他能够引以为豪的素质。如果不是这样，他也不至于抓住那些他和数百万人共有的东西为荣了。拥有突出个人素质的人会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民族的缺点，因为这些缺点就在自己眼前，但每一个可怜巴巴的笨蛋，在世上没有一样自己能为之感到骄傲的东西，他就只能出此最后一招：为自己所属的民族骄傲了。由此他获得了补偿。他充满感激之情，准备不惜以‘牙齿和指甲’去捍卫自己民族所有的一切缺点和愚蠢。每一个国家，人们的狭窄、反常和卑劣都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国民性。”
几乎被世界公认的20世纪最卓越的心灵导师、印度大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1895年—1986年）也曾讲过让人振聋发聩的名言：“当智慧存在的时候，作为一种愚蠢的形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才会消失。”
国际知名的人本主义哲学家、也是新弗洛伊德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年—1980年）在其重要著作《逃避自由》中深刻地指出：“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偶像崇拜和精神病症。‘爱国主义’正是它的崇拜对象。显然，我这里所讲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把自己民族凌驾于人性、真理和正义原则之上的态度……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爱，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的爱，就不是爱而是偶像崇拜。”
茨威格的眼光是锐利的：“所谓国家意志，民族主义等宏大主题，由于其语义指涉含混而且没有明确的主体，因此最容易被极权主义挟政治正确和国家光荣的目标，对公民实施合法性伤害，这种后果必然产生对个人的整合兼併，乃至精神和肉体上的消灭，其危险性在于它们都有一种简洁而内含丰富的表述，再加上言辞内在力量的煽惑鼓动，因而便可以随时转化为灾难性的行动。”
列宁把话说得更白：“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诚哉斯言！警世恒言!
最近，一份注明由69位正部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学院院士签名的《中国院士发起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倡仪书》在国内外被炒得火红，爱国之诚，声势之大，豪言之壮真让人晕眩：“在儒家文化发源地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形成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能为海内外中华儿女所广泛认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心展示基地和文化标志性城市意义重大，可以此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振兴和繁荣，并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文化工程而加载史册。”“这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千秋的文化工程。”“集中建设一个‘文化标志城’，应是最紧迫、最切实的举措。”“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
初步估计，这要花一笔天文数字的钱。请问这些两院院士，中华民族的共同标志是什么？什么才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你们究竟弄明白了没有？当前中国的钱真的多到可以到处烧吗？你们有否清楚，开放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可以自豪，但现实使我们无法自大。中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许多遭遇雪灾的农民，还未走出艰难，还有很多的人有病没钱看，很多的孩子好读没钱上学。我看你们的倡议不但没有科学决策的合理性，甚至是一股复古逆风，是一个典型的劳民伤财的误国之议！强国靠什么？靠建一片巍峨的宫殿？还是再去造一条中原长城？或者是恢复殷墟、家家去祭孔吗？不“最紧迫、最切实的”在孔子老家建“中华文化标志城”，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就不能体现了吗？我甚至不敢相信这是出于你们独立的专业或学术见解。你们难道不明白这么肤浅的道理：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文化名城是人为刻意规划和强加硬套的，城市的文化是靠城市长时间的发展后，经过历史时间的积累才逐渐沉淀而形成的。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对文化遗产的内涵与特性缺乏充分的认识，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产业资源开发，是典型的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我请你们听听马丁．路德说过的一段名言：“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越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虽然有不少高官、媒体、专家及学术机构为此捧场叫好，在某些人的意识形态里，似乎不支持就有不爱我中华之嫌。我仍然不隐瞒我的观点：好大喜功，目前无此必要！今天十分需要的是真正潜心地去超越文化断层，去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去提升文化的内在力量，而不是那种表面化的“傍风景、傍名胜、傍文化、傍遗存”的躁动。我对你们这些头上顶着“院士”名衔，号称中国科学知识界一流人物的所作所为，真感到十分的失望！
在此，我要向中国知识界写出这样一段有着警世意义的历史：1914年（还不是希特勒纳粹执政），当整个德国在“大德国万岁”的民族主义疯狂中，作为德国人的爱因斯坦宁愿被毁家蒙难，千夫所指，万人痛骂，众口铄金，坚决拒绝在狂热张扬德国民族主义、德国顶级名流几乎都已签上名的《文明宣言》上签字。1915年3月，面对欧洲各国刮起的民族爱国主义风潮，他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指出：“在我们欧洲，300年紧张的文化工作，只引导到以民族主义的狂热来代替宗教的狂热，后辈人能感谢我们欧洲吗？许多国家的学者作出的举动，似乎他们的大脑已被切除……。”当德国许多作家、艺术家为战时的德国政府辩护时，罗曼．罗兰发表《精神独立宣言》表示自己的心痛：“我只听到了狐群狗党的喧嚣。”可惜这两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势单力薄，未能唤醒头脑发热的同胞，让德国极权主义的领袖希特勒借炽烈燃烧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之火，掀起纳粹运动，在1933年1月30日上台执政。老谋深算的希特勒阴险地说：“必须给小人物的灵魂烙上自豪的信念，虽然他是一个小人物，但却是一条巨龙的一部分。”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指示宣传机构：“人民大众绝大多数始终是愚蠢、粗鲁、盲目的，他们很容易被蛊惑者和政客所蒙骗。”“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纳粹的真正凶险在于：这个第三帝国政权调动了一切宣传工具，以激情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持久地进行声势极为浩大的鼓吹，对人民不断地进行蒙蔽和误导。在道义基础和道德优势上，在日耳曼民族人种优生学说上，在曾是战败国的国家耻辱仇恨上，在德意志“不死军团”、“地球轴心”的神话上，在拥有武装暴力的优势上，把以法西斯精神为内涵的伪爱国主义和伪民族主义塑造成整个德国的国家信仰。极权主义的魅力于兹为甚！不少德国著名知识分子就是在国家主义的幌子下，沦为纳粹主义的卖力轿夫与邪恶共犯。如德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主义哲学和阐释学方法论的奠基人，写出过《存在与时间》这样优秀哲学著作的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年—1976年），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后，竟在大学的讲台上宣称：“救世主已经降临，元首希特勒让德国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时代——一个思想上整齐划一和政治上绝对服从的时代！”……结果把德国人民绑上了侵略战车，祸害全德国、祸害全世界，给全人类造成苦难，几千万人丧命在战火之中！
真是：千里坟堆，万里血飘，混世魔王，嗜凶狎天骄；河山碎破，生灵草草，多少无辜尽折腰。民苦矣，无道弯弓怎风骚？
《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在此书扉页的题记中忍不住问道：德国人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众多的杰出人士，为什么整个民族却卷入了纳粹的战争，在人类历史上造成空前的浩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的作者、研究德国现代历史专家、英国学者迪克．吉尔里（DickGeary）作出了明确回答：任何社会只要缺乏民主和保护自由抗争的机制，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激发起来的民族仇恨通过“累积激进化”的过程就会导致纳粹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后人从中得到启迪，决不重蹈覆辙，经过德国政治家和艺术家们10多年的呼吁努力，德国联邦议院在1999年作出决定，拨款2760万欧元，在柏林市中心建立《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纪念全欧洲被纳粹德国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德国总理施罗德曾在一个公开场合说：“对于纳粹暴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来铭记这段历史，永不遗忘，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可以从我们历史上最羞耻的一页中学到很多东西。”体现出德国对其犯下的历史罪行能够进行深切的忏悔和对其历史责任毫不推卸的诚实态度。面对2711个沉郁的纪念碑体，也让我对总设计师艾森曼先生对良知、公义的执着肃然起敬，他说，他的设计将强迫人们面对过去。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郑思肖诗）、“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诗）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作为十三亿中国人中的普通一员，不管身处何方，我的身上流着的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血液。我当然也喜欢听见许多人，许多媒体言之凿凿地在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正在成为强盛的大国。然而，亲爱的同胞，你有没有诚实地问过内心，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公民？你是否已有了超越民族概念的以人类精神为内涵的悲悯和仁爱？你在思想观念上、时代精神上、品德操守上都实实在在地准备好了吗？？
我们是否应该注意到，2008年就是《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我们应该有责任地想一想，作为有13亿人口、GDP总量在世界上的影响不小的东方大国，能为这人类普世价值贡献一些什么？尽哪一些应尽的义务？我们能否从“人权就是吃饭生存权”这种下层思维中向上提升呢？
我们是否应该注意到，2008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有16个……。今年4月底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的癌症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增长了八成以上，我国一些专家为此惊呼：“抗击癌症，中国几乎全面溃败！”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董志伟教授警告：中国癌症严峻的流行态势和薄弱的防控体系令人担忧！
我们是否应该注意到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到了危机四伏、内状恐怖的地步，一些大型企业、“国家免检产品”以及某些顶着“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招牌的董事长们，不断重复着从害人到自毁的简单逻辑，暴露出中国政治文化撒谎、造假、欺骗的基因在中国工商企业界的再次恶性病变，并催生了资本主义早期弊端的恶性爆发！
我们将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生态环境？
对一个灵魂缺失的国家来说，强国将永远只是一个梦。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究竟要走向何方？！
21世纪及未来的新世纪，一个伟大的国家必定是由极大多数合格的、有着人性闪光的公民所组成，能不能造就培养出这样的公民，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系是否具备持久竞争优势的根本体现。我们有必要头脑清醒的认识到，在不少同胞的思想上，民族自豪感的深层其实是无法言说的自卑。病态的文化造就病态的人，病态的个体又使他们的文化思维更加病态。一个缺少生命尊重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民族。冰成于水而寒于冰，我们不得不警觉心灵的灾难，从一群同情伊斯兰恐怖主义对西方文明的仇恨，在纽约“911”事件中为拉登恐怖主义叫好的中国青年身上，我们看到了怎样扭曲的变态人性？当有的官员、有的艺术家、有的企业家、有的文化人竟也表现出幸灾乐祸的神态时，我们又看到了怎样被污染了的文化心理素质和偏好灾祸娱悦的病态趣味？当时，不仅仅事件中遭难华侨们的亲友，而是海外整个华人社会、许多对中国友好人士对此劣态都感到震惊、难过、羞耻和愤怒，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封电邮涌进我的电脑，这些在当地颇有名望的人士向我这个中国画家发问：“他们难道不为死在大楼里的同胞感到沉痛吗？”我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发呆，心潮起伏，浪催峭岸，无言以复。
“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汉纳．阿伦特的警句幡然响起。
“嗔是心中火，能烧功德林。”高僧寒山子的文字在我眼前闪过。
我的思索分外清凉：那是一种丑陋国民性及劣根文化再加上草根愚民专横情绪的发酵膨胀；那是一种虚妄自大暴力勃兴下的非理性狂热！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有一句名言：“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仿佛间，我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片黑暗的荒原中，闪烁着点点鬼火，一群无所适从的狼众，抬头望着天上的北斗星，正在发出撕心的嗥叫！
我明白，人性与天道，是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去背离的。如果悖逆了这一原则，任何理就成了歪理，最大的学会变成胡说，虔诚信仰实质上成了邪教。如果漠视了良知、正义和真理；如果失去了道义、诚信、勇气、公义、慈爱这些高尚的精神价值，总有一天，全民族，全社会都将为之付出沉重代价！
我理所当然地羞于与那些缺乏一个文明个体应有品质，有着合群而大的势利，油言润舌、虚光盈目、自称爱国、实为点滴盘算、极端自私狭隘，贪婪霸道，假冒伪劣的“爱国者”为伍。
我懂得了“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的份量。我明白了“爱国”两字的深层意义。我不能让自觉不自觉的民族主义立场来遮蔽理性的质询。
今天，为了我们中华民族自身健康良性的发展，我要说：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自豪的民族信心空前高涨，神州沸腾，大海扬波，许许多多人陶醉在激动漩涡里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必要冷静地对那些张扬“大中国文化”又充满暴力的、狭隘与排他的论调保持警觉呢？是否有必要提醒民众，古希腊的奥运圣火，起源于为了祭祀为人间盗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传说中，为了让漫漫黑夜燃烧起文明的火光，他被宙斯绑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难以描述的残酷折磨中，痛苦呻吟了三万年。古地中海奥运会一共举办了293届，达1170年之久。公元394年，罗马教廷为了推行它的神学教条，将古希腊奥运会定为“异教文化”，把自由、和平、光明、团结、友谊的奥运精神定为“异端思想罪”加以彻底镇压。14至18世纪欧洲发生的三大思想文化运动（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于1894年6月23日和12个国家79名代表决定成立国际奥委会时，就确定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精神是人的和谐发展，是思想自由、身心健康、友谊和平。已故美国著名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说得好：“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
“真诚邀一梦，大笑越雷池。”有人说我是以艺术家的狂傲姿态对既定精神秩序进行对撞，用艺术家的情感路径进行现实主义批判，以骨子里透出的无可掩饰的文化精神作更高层次的美学追求，这是一条危险的艰难之路，似一个女子拿着一枝秃笔闯进了机关重重的“白虎堂”，履险而行，祸福难料；有人说现在不仅仅是文化界、美术界、政经界，社会上许许多多人都在作假，有的地方已经到了假到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地步，诚实敢言讲真话只会招祸，要是你管不住自己的良知，你会遭难、你会疯掉；大风起，书生毙，坑儒杀来时你会第一批被灭！你有名有望又有利，还有机会跃龙门，日子过得好好的，完全可以在画室书斋里作作画、写写诗、弹弹琴，优哉遊哉，傻乎乎地怎么来真的？我是命里带风波的人，从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学术刊物《新美术》2006年第4期刊发我的美术理论文章《中国绘画艺术创新与发展的思考》以来，有些人是如芒刺背，杯弓箭影、草木皆兵。类似“某位美术官员对周天黎很有看法”、“周天黎否定民族文化”、“周天黎颠覆传统”、“周天黎竟敢不拜码头”、“要好好修理对付她”等等带点黑社会式威吓的言传也常从某个暗角里钻出，似蝗虫叫声从我耳边聒过。美术圈有个不学无术的小官僚还从北京跑到深圳来放话，说我“抹黑中国美术界的大好形势！”以化名刊发的“ｘｘｘ、周天黎两个艺术之妖，一个在大陆，一个在海外，一男一女，一唱一和抹黑中华文化。”“ｘｘｘ、周天黎一老一少，一里一外宣扬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文字也时有看到。我个人的艺术网站也常被黑客突袭破坏。我要告诉一些人，我的任何观点言论都可以批评，有不同的艺术观点，是很正常的事，大家完全可以坐下来面对面的讨论商榷，也可以光明正大地写文章批评争论，而背后出阴招损人，除了暴露自己人格低下外，只能给中国美术史、文化史增添一些可笑的邪行史实。是什么年代了，还像旧时的太监那样只会阴阴闪闪的、不男不女的、獐头鼠目的用下三滥的猥鄙诬陷来诡作算计害人。对这些事，我通常是“忍它、避它、由它、耐它、敬它、不要理它，再过几年且看它。”我也鼓励有的人给自己一点点自信，站到阳光底下来，公开亮出自己的文化思想和艺术观点，不管你来自黑道还是白道，或者是间道；不管你的乌纱帽是方的还是圆的，或者是三角形的；不管你是哪个小圈子里的班头，或者是破庙中的神棍；不管你是中国美术界的大贪还是小贪，或者是巧贪；不管你是浑身猫腻的学阀还是只有半桶水的专家，或者是其势力范围内的刀笔幕僚，请署上你的真名，理直文壮、气贯长虹地来批驳我吧。你们也不必费心机来查我周天黎有什么背景，“自有琴书增道气，只将翰墨答年华。”我还不至於无聊到去代表艺术圈大大小小山头的某一个，更不从属于任何政治势力，当然也不会去追随某个派别。我只是个自立独行的女画家，既不唯物，也不唯心，在艺术上寻求一种超越任何党派团体的、以人性为依归的精神意识；而且有着一颗对美和苦难敏感的心，还有着一身骨子里头的孤独。“一枝破笔走天下，生死不虑肝胆挂；千金散尽清风来，五陵豪气去写画。”（拙作《病中吟》）
所罗门在耶和华答应满足他的任何请求时，只提了一个请求：“求你赐给我敏于感受的心！”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移海力移山。”（梁漱溟语）
林语堂在《人生的盛宴》里写过一段文字：“他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看穿了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他自己的努力的徒然。可是还是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
一句清晰的道义之声直冲耳廓，抨我心壁：“我的心灵因为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拉吉舍夫面对死刑威胁时发出的感叹。（1749年—1802年，俄国著名哲学家、启蒙主义学者，主张摧毁专制制度与农奴制。）
艺术创作上的突破和艺术思想上的探索，其本身就是一条艰险之路，险途上的行者当然是十分寂寞的，也许，那就是一场罄其所有而不指望现实回报的绝世苦恋。持俗见的世人难以明白：真正的艺术家无法摆脱永世的内心挣扎，昼夜不安的灵魂不会有真正的歇息！
“今古清流祸自多。”一位在京城工作的友人发来苏东坡这首《蝶恋花》好心相劝：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
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消，
多情却被无情恼。
我故意不用传统词文，而给他回复去俄罗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现代诗句：
行囊里装满了灵魂的诗行，
我——一无所有。
行走在大地上，
是为了将爱存留。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晚清诗人外交家黄遵宪七绝《赠梁任父同年》句。遗憾的是这位受光绪皇帝看重的清廷驻日大使，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作为新党要犯，被慈禧罢官，差点丧命。1904年，黄遵宪逝世前一年，他看到历史不会等待，人民不会等待，清室大厦已是梁柱脱榫，门窗曲斜，即将倒塌。宗祏之陨，根本颠仆的结局不可避免，百感交集地写下了生命最后的感慨：“举世趋大同，度时有必至。”）纵使世界皆伪，亦吾心是真。在真与假，善与恶问题上，我是聪明难，糊涂尤难，此生难避。好矣，坏矣，嫉矣；赞矣，骂矣，笑矣，都随他去吧。我记得艾青有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就是我，一个立场清楚、思想明确、心胸透明、开诚布公的中国画家周天黎！“女娲补天所剩水，一滴融成千年淚。不羡九霄锦秀地，为缘人间苦轮回。”（拙作《感怀》）
祖国啊，我把满腔赤诚献给您，我愿意做您前进道路上的一块垫脚石，从我身上踏过去吧，哪怕踏得粉身碎骨，只盼您能从此踏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作家萧伯纳说。
高山品洁，流水长清。我衷心服膺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中写的一段话：“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一道通百艺，这里，我要再一次阐明我的艺术观点：艺术良知担当着艺术的精神，艺术的精神体现在艺术良知。人文精神是艺术的真正脊梁。——它不仅是中国美学格调的重要表征，更是中国艺术的核心和灵魂！艺术家所追求的真善美，并不是纸上写写的道德审美语言，也不是嘴上说说的忽悠辞藻，而是现实生存环境里感视得到的东西。我希望优秀的美术批评家们能特别注意到，在当前的中国画坛，一个画家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是否具有人文情怀的支撑，是否具有普世价值观的精神取向，是否具有对人性之美的坚定的扶持，才是最值得关注的。我向来主张艺术家不必去做文化贵族，但一定要做精神贵族，应该为提升民族的精神高度尽一份力。荀子说：“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也。”在这个奋不顾身地追逐权利金钱的社会中，我要自信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文化精神是一个时代的金字塔，而艺术则是镶在塔尖上闪射着照耀与穿越时空光芒的红宝石，在高尚的艺术面前，位阶很高的权力者、财大气粗的金主，往往也是贫穷的！
作为一种个人的艺术探索与大胆实验，台湾画家刘国松先生的现代水墨画有可取之处，他对“国画到了今天，不得不变，要不然死路一条。”的观点我认为有道理。但他最近振振有词地表示：中国文人画是外行画画。这就显得他对中国历史文化认识上的浅薄。中国文人画绝非如刘先生讲的仅仅只有“片面强调书画同源，追求书法入画”这一标准。陈寅恪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通常“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藉以发抒“性灵”或个人抱负，间亦寓有对封建专制压迫或对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他们标举“士气”、“逸品”，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很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历代文人画对中国画的美学思想以及对水墨、写意画等技法的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和贡献。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以前秦知识分子创造的以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为基础的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的中华文化的自由精神，是中国文人画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精神砥柱。生命深处奔涌着画家情感波澜、与封建专制文化不断博弈、在反皇权精神奴化中成长起来的真正文人画，是传统绘画艺术的最高代表，……半个多世纪以来，文人画日渐息微，多半是因为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被不断人为摧残所致。”
“不曾意摹宋明清，羞画春山拜四王。”当然，我们也不能去学1670年的进士、《佩文斋画谱》总裁官、封建王朝最高权力层极力捧场的清“四王”领袖人物王原祁之辈，他们那种专以绘画供奉内廷的职业，以逼肖的拟古风格讨得皇帝老子欢心为最高企求的作为，在我眼中只是一些皇家狗奴才、画坛老瘸朽而已！我觉得曾在18世纪后期多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的康有为的这段话仍值得画家朋友们好好听一听：“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岂止衰弊，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数笔，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见康氏《万木草堂藏画目》）
“四面江水来眼底，万家忧乐上心头。”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华文化艺术的本质是人文精神，包括以超现实主义手法绘出的优秀作品，千诡百谲中都无法脱离生界与死界的关联。商业操作与权力推动可以虚张声势，骗人一时，但绝对骗不了历史。“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艺术家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真正的艺术必定来自艺术家对生活的真诚体验和感悟，同时也折射出艺术家本身的人格和它所包含的道德境界。石涛言：“呕血十斗，不如啮雪一团。”呕心沥血地苦练钩、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白等中国画的笔法、墨法、水法技巧固然十分重要，但啮下一团能滋养出一颗不染世俗烟尘心灵的白雪，提升高旷澄明的精神养练，犹为重要。上述诸法只有在画家的知识修养、人文内涵、思想哲理、良知正义为深厚文化底蕴的状况下，才能把相对程序化的技巧上的“法”，浑化发挥到一个至高的境界，才能真正展现出属于美学范畴的精神气质与独具魅力的艺术个性。在我们中国，一个艺术家如果逃避现实、逃避苦难、逃避对社会的深层观察、逃避自己良心对道义的承担，以及完全抛开当代生活中的社会问题、生态问题、文化问题、善恶是非问题、精神追问问题等等，就等于丧失了中国美学的内在核心，纵然有唐髓宋骨，翰林流韵；哪怕是溢彩锦绣，声名鼎沸；不管是经院鸿儒，堂会画手，人未亡画也俗，人一亡烂画一堆，掂量起来，又值得几个破铜钱？只是现代文化中的精神废物！当艺术不再成为艺术家寻求社会意义的视觉语言，当作品不再是带着个人血脉的从心里长出的花，其情怀和境界只属于低端层次的生态，他们的手工绘画件只不过是或粗糙或精工的技法演练，无法构成为具有较高社会文化价值的艺术品。君子忧道不忧贫，也就是因为世道黑、人心毒，物欲横流，道德溃败，高尚的艺术创作才是灵魂的生活；也就是因为名缰利锁，善念殆尽，只见鳄鱼眼泪，煽情、滥情、矫情遍地而独缺真情，高尚的艺术创作才是心灵的上品。北宋学者周敦颐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爱莲说》，其“出淤泥而不染”之句，又让多少正直的艺术家们为之倾倒，喻为自我人格的写照。
俄国大作家契訶夫断言：“人必须有信仰，至少必须追求信仰，不然，生活将一片空虚。”由于没有高尚的人文精神的支撑，甚至堕入缺少精神意境的低等动物化的危机，必然孽衍权力腐败、知识堕落、道德沦丧、思想狭隘、弊病丛生。画人无品，为人无赖，美术界有不少人还把中国画坛当成了道德的屠宰场、江湖店。当然，知人论世，大千世界，什么地方都有清浊之分，云泥之殊。在中国美术界拉、托、攀、套、做、捧、拍、拜、跟、唬的情状写照影像里，在信仰塌陷的现实环境中，并不是要求每一个画家都能画笔纵横，胸中垒块泼千钟，何况“柴米油盐酱醋茶煙，除却神仙少不得。”比起那些华丽外袍下的肮脏，那些道貌岸然内的狠毒，那些与社会黑势力、黑窑主沆瀣一气，蠹居棊处，虚伪冷酷，饕餮国资，中饱私囊，丧尽天良，丧心病狂地残害百姓，甚至设计把情妇炸成上半身飞出几十米、下半身不知所终、血肉模糊、内脏暴晒、让人闻之后背发凉的贪官污吏们——如此世风，也不能仅仅指责中国文化艺术（美术）界人士无法镇住内在的沦陷，太多苟营的聪明，太少通达的智慧，以及人不要脸鬼都怕：操守猥琐、同行间酸葡萄似的晦暗心态常常作祟，好名鲜实，争风呷醋，宗派之争，竞相诋毁，且财迷心窍、情色潜规则、哈叭狗一样奴颜婢膝、鄙俗下贱、倚门卖笑、乞食乞怜、巧取豪夺、坑蒙拐骗、言行背离、谄词令色、野狗抢骨头、巴结权贵求闻达者是什么大错、特错了。我还要特别说明一点，文化托命从来只属于少数站在思想顶层、坎坷前行、敢于舍身成义的人。虽然说道德正义的自我确立，是一个中国艺术家自我意识发展的必要台阶，自我生命状态的深度检视，是中国艺术创作中一个永远不朽的命题。但水至清则无鱼，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艺术家们不同的人生经历所构成的情感世界和心态尤其复杂，每个画家只能站在自已的高度去观察去理解人生和社会。我对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有相当的保留，要容许艺术家们走向生命正面价值时的怯懦观望和忐忑踌躇，甚至沉默逃避。是否选择崇高的道德标准，也是每一个画家的个体权利，而不应该差强人意，把泛道德化强加给每一个自由的艺术家。因为尽管艺术家人格和艺术作品的层次有高低，但艺术家的自我情感只有在自由开放的空间下，他们的创作才有艺术的意义。（当然，那些助纣为虐、专做卑鄙龌龊勾当的厮混者例外，那是属另一档次了。）
歌德曾感伤：“变化与死亡的世界中，人只不过是黑暗大地上，模糊不清的过客。”看茫茫大地，问天下英雄不入彀者有几辈？又有多少人能书雄九域，论振神州，断鳌立极？又有多少人敢于在茫茫的虚无之上秉烛待旦地雕刻生命的意义？但我的灵魂不肯枯瘪，我的良心无法泯灭，我的思想在混沌与深邃中上下求索，故我在绝望的气氛中也要执着的祈盼、在寂寞悲凉的时空中身心停不住地追寻、在黯然的环境里仍坚定地相信，对苦难而步履沉重、坚韧且百折不挠的中华民族来说，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其生命的品质中也必然树立着一个神圣的价值参照，并且至少能从一千年来的大变局中，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去鸟瞰、去思索感悟中国绘画艺术在新千年的革新和求变，使自己的艺术杰作成为人类精神历程的见证；成为中国艺术延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印象画派大师塞尚说：“真正困难的是证明你的信仰。”目前，中国画坛人文精神缺陷普遍、艺术之魂萎靡锢蔽的状况下，对一个当代的中国画大家大师而言，有责任对中国艺术精神，乃至人类文化进程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唯美之路与哲思之路穿行者的角色，以他们非凡的艺术思想、艺术才能和人生智慧、高贵品格去影响和引领他们的时代文化。在这个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如果不去努力夯实自己的知识与信仰思辩，不能以风骨盈健为魂，不能以正气大象为格，不能突破旧传统和官僚式的束缚，不能跳出小圈子的作派，没有深重的人性体悟，没有直抒心灵的勇气，没有深刻的思想求索，没有对美的价值、对艺术精神的坚守，仅仅只注重追求形式而忽略时代精神和现实感受；甚至向世俗力量献媚，和乐感文化合流，被那种遁世、出世、享乐、虚伪、消费主义的创作观牵引，以功利和游戏人间的心态来对待绘画（绘画在不少人中其实只是一门赚钱的手工艺，故涂着文化脂粉游走江湖者何其多也），那已经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是画不出具有独特风貌的艺术杰作，也决不可能尺幅千里，佳品传世。
人类的存在具有三个层次：躯体、心理与精神，而精神层次是最高的。如果没有了高尚文化和高尚精神，人类将会堕落到禽兽不如的境地，我们的世界将会变成人间地狱。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年代，我常常想，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脊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中坚。对所有愿意在精神家园里坚持纯真的艺术家而言，只有在心中拥有对中华民族无私的大爱，我们才能给善恶以公正，给灵魂以道义，才能给艺术赋于艺术的尊严；我们只有看清自己人格的欠缺和扭曲，以及高尚精神的丧失，同时又认识到我们这一代艺术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所承负的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们才能省悟良知，怀有悲悯，逃出心狱，拯救自己。这是因为这个时代，我们的民族，要求自己的艺术大家、大师们能够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去理解人生，理解艺术。
作画切忌庸俗的缺乏个性的写实主义。我个人体会，看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特别是中国画，除了精奇的布局、严谨的结构、新的画面美感和笔墨技巧效果以外，另一重要的是要看艺术家是否在作品中折射出自己内心深处的精神审视。“真正的绘画要有‘心灵’，要有感受，要有感情，要表达。”这样的作品才真正经得起“品”，才是真正的“宝中之宝”。
莫道孤卓立大野，日铸精魂月铸神。荷花不就是一个不愿被浊流、恶浪、污泥裹挟沉沦的精灵？“碧荷出幽泉，朝日艳且鲜。”荷花不就是天地间的一种灵秀？她的造型、色彩也非常能入画，笔与墨会，锋发气流，淋漓氤氲，柔波韵致，那么阔的叶、那么大朵的花、那么细长的茎，红绿相配，对比强烈，情思无限，任画家神游其间，恣意豪放、泼墨满纸、大笔挥洒，或轻敷淡彩，秀丽温雅。即使秋冬的残荷，银钩铁线，也分外富有笔墨的意趣。因此我曾经试作多种探索，写小荷才露尖尖角、写新荷含苞未放时、写红莲怒绽穿叶而出，也画过秋后采莲怀人，冬寒清晓，蒹葭苍苍，风卷残荷听涛声等等。这次，在知天命之年，应杭州市古都文化研究会等机构的邀请，到杭州再画荷花，内心别有一番感悟。记得一则流传甚久甚广的神话传说里，有一种美丽的大鸟，每过五百年，都要背负着人世间的苦难和仇恨，投身于熊熊烈火，在无与伦比的痛苦和煎熬中，告别旧的生命，获得新的更美丽更强壮的生命。这就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我真实的感到一个多世纪来，我们国家走过的是一条变化多端、折冲往返的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崎岖发展之路，自已的祖国实际上还是一个步履蹒跚的现代国家的雏儿，而对我们民族文化疾病的彻底治疗，须始于国民对过往历程的深刻反思和新时代观念的认知。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处的一段话反应出我复杂的哲理感受:“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又走向另一个方向……。”顿时，“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天演论》译者、维新思想家严复语）作《风定池莲》图一幅，又偶涉闲笔，感性与反思性地喃喃不休地写下这篇并不轻松的文字。“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乘自己的感觉还没有完全被岁月和疾病磨钝，把自己快成灰烬的心扉撩拨得再现火光，甚至于还原为一团火，燃烧至生命的终端。不惴浅见，钩沉发微，同时也为这个年代的中国文化艺术史弹出一个激情与沉郁的音符，留下一个中国女画家在特定年代中的思想与精神历程和一份可查阅的真实资料。并以杜甫的一首名诗《春夜喜雨》作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之，花重锦官城。”
2007年6月20—25日杭州“绝色风荷”画展期间初稿于西子湖畔
2008年10月完稿于香港一清轩
接天绿锦影摇波。天马行空的思绪疾行至此，我与眼前的西湖荷花已产生出一种不需言说的、激荡胸怀的美学共鸣。见其风骨，感其节操，念其脱俗，使我深深体会到荷花真象滚滚红尘大漠中一片难得的沁人心脾的绿荫，一淘清凉碧绿的喷泉，深深体会到她洁身自爱性格中难能可贵的生命价值与文化价值。我发现，其实她就是我心中葳蕤的精神之花！“佛眼看魔都是佛，魔眼看佛也成魔。”思维方式的严肃较量中我再一次颖悟，外在仪貌的亮丽就能代表本质的光辉吗？否！一个真正伟大的爱国者并不是胜利欢庆之中的个体利益的精明盘算者，也不是民族情绪汹涌澎湃时的献媚者。对一些为求权力青睐，出位出得太奇，打着“弘扬东方文化思想、反对西方文化霸权”旗号，四处亮相媒体，著书立说，力证把现代艺术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阴谋”的“文化英雄”们，我是既可怜同情又蔑视笑看他们。我要说的是“行无愧诈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政治只可以算计招降没有灵魂的所谓艺术家，而有灵魂的艺术家必定具有一种抵抗邪恶的心灵力量，同时，他们对任何国家、任何政治集团禁锢自由精神的作为都会深恶痛绝。再者，历史与客观地看事物的发展，不必否认美国、苏联为首的东西两大政治阵营核武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苏联克格勃在文化领域内进行的某种世俗政治的艺术层次不甚高的争斗较量。如果中国回头看看过去的文化上的政策思维，那些作废的政治宣传和说教里也是充满“暴力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倒美帝国主义”、“输出革命、解放全世界”，“在全世界实行共产主义”这类杀气腾腾地斗争思维。但这些毕竟是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游离艺术创作规律之外的东西。当然，那些心理严重畸形变态，鬼眼看人，人人皆鬼的人，已经不再相信、理解、接受这个世界还有真善美爱的存在了。我几年前就说过，伟大的艺术不可能是某种政治功利手段之下一元化的列队集合体！真正的艺术应成为超越政治文化狹隘功利性的人类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因为艺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反之只能算政治潜规则下的“亚艺术”或“伪艺术”及“伪艺术家”。除非你如“文化塔利班”样的货色，缺智缺德，永远读不懂生命的清洁与尊严，否则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必定批判否定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为大肆破怀文化、大革文化的命）运动一样；也和我们改革开放与世界和平接轨的转变一样，不能老停留在旧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冷战思维的政治境域来认知当今各国的文艺变迁与勃兴，（照这些人的逻辑，当年毛泽东也不该把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请到北京来。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都错了。今天中国政府把那么多的外债放在美国简直是天大的叛国罪了！）除非你想来一个大倒退，把已打开的国门重新关闭起来回到上世纪50年代。我还要用粗粝的有刺痛感的语言向一些人发出诘问：当吃错药的十位博士联名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人民拒绝圣诞节；（他们可能不懂得中西文化的兼容和并存是我们寻求和平发展的一项重要基础，也是我们国家和世界接轨的必经途径。不知他们是否清楚公元的纪年方式就来自耶稣的诞生年？）当头脑不清的某名牌大学校长公开表示要把汉服作为大学学位服；（我担心这是否是这所大学人文衰微的先兆，蔡元培如还活着，不被气昏才怪。）当一些忽然爱国的知识分子无事生非，要大众去抵制麦当劳、肯德基，（是不是要挑动外国人去捣毁唐人街、让开满全世界的中餐厅都破产？）我真觉得有的学者教授博士博导越来越不值钱，像走江湖卖狗皮膏药者，浅薄如旧时烟花巷里的货色，（而且还不是挂头牌的）学问的含金量越来越低，越来越不要脸，见怪不怪，愚蠢尴尬，误人子弟！
尽管许多人我是得罪不起的，甚至会遭到方方面面射来的带毒的冷箭，我仍要做一个本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深刻批评者，骨鲠直言，说出令人不愉快的真相：不要看文坛、画坛、政坛某些聪明透顶的冒牌“爱国者”们口沫乱飞，仗势滑头，一副激昂愤青、以爱国主义典范自居，爱国要么爱得呼天嚎地、要么爱得咬牙切齿，爱国爱到死还要从棺材里爬起来再爱国的样子，并且举着随时准备砍人的“极左”大斧头，很大的欺骗性里还威示着吓人的讹诈性，常常以“左”得发怵的面目，向人们索取绝对的忠诚。有的人是一副急于炫耀的土财主暴发户嘴脸，自私、狭隘、炫富，底气不足，既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却又不懂得尊重别人，十二分的忌讳外人说三道四，唯恐别人瞧不起自己。其实，真正站在洋人面前，只要可以得到一点儿利益，垂涎欲滴、卑躬弯腰最彻底、十八代祖宗都可以丢掉、出卖所有可以出卖的恰恰就是这类利禄之徒。我还要告诉自己的同胞，曾经祸害全世界的希特勒纳粹主义，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文缩写的音译！相比之下，那些不怕粉身碎骨，从真理、文明、人道的人类发展高度去思考自己国家、自己民族长远利益的人，才更配享有“爱国者”的称号。我愿与有兴趣的朋友共读十九世纪著名哲学家叔本华（ Anthur Schopenhauer, 1788年—1860年）说过的一段话：“最廉价的骄傲就是民族自豪感。沾染上民族自豪感的人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人缺乏个人的、他能够引以为豪的素质。如果不是这样，他也不至于抓住那些他和数百万人共有的东西为荣了。拥有突出个人素质的人会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民族的缺点，因为这些缺点就在自己眼前，但每一个可怜巴巴的笨蛋，在世上没有一样自己能为之感到骄傲的东西，他就只能出此最后一招：为自己所属的民族骄傲了。由此他获得了补偿。他充满感激之情，准备不惜以‘牙齿和指甲’去捍卫自己民族所有的一切缺点和愚蠢。每一个国家，人们的狭窄、反常和卑劣都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国民性。”
几乎被世界公认的20世纪最卓越的心灵导师、印度大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1895年—1986年）也曾讲过让人振聋发聩的名言：“当智慧存在的时候，作为一种愚蠢的形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才会消失。”
国际知名的人本主义哲学家、也是新弗洛伊德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年—1980年）在其重要著作《逃避自由》中深刻地指出：“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偶像崇拜和精神病症。‘爱国主义’正是它的崇拜对象。显然，我这里所讲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把自己民族凌驾于人性、真理和正义原则之上的态度……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爱，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的爱，就不是爱而是偶像崇拜。”
茨威格的眼光是锐利的：“所谓国家意志，民族主义等宏大主题，由于其语义指涉含混而且没有明确的主体，因此最容易被极权主义挟政治正确和国家光荣的目标，对公民实施合法性伤害，这种后果必然产生对个人的整合兼併，乃至精神和肉体上的消灭，其危险性在于它们都有一种简洁而内含丰富的表述，再加上言辞内在力量的煽惑鼓动，因而便可以随时转化为灾难性的行动。”
列宁把话说得更白：“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诚哉斯言！警世恒言!
最近，一份注明由69位正部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学院院士签名的《中国院士发起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倡仪书》在国内外被炒得火红，爱国之诚，声势之大，豪言之壮真让人晕眩：“在儒家文化发源地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形成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能为海内外中华儿女所广泛认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心展示基地和文化标志性城市意义重大，可以此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振兴和繁荣，并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文化工程而加载史册。”“这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千秋的文化工程。”“集中建设一个‘文化标志城’，应是最紧迫、最切实的举措。”“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
初步估计，这要花一笔天文数字的钱。请问这些两院院士，中华民族的共同标志是什么？什么才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你们究竟弄明白了没有？当前中国的钱真的多到可以到处烧吗？你们有否清楚，开放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可以自豪，但现实使我们无法自大。中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许多遭遇雪灾的农民，还未走出艰难，还有很多的人有病没钱看，很多的孩子好读没钱上学。我看你们的倡议不但没有科学决策的合理性，甚至是一股复古逆风，是一个典型的劳民伤财的误国之议！强国靠什么？靠建一片巍峨的宫殿？还是再去造一条中原长城？或者是恢复殷墟、家家去祭孔吗？不“最紧迫、最切实的”在孔子老家建“中华文化标志城”，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就不能体现了吗？我甚至不敢相信这是出于你们独立的专业或学术见解。你们难道不明白这么肤浅的道理：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文化名城是人为刻意规划和强加硬套的，城市的文化是靠城市长时间的发展后，经过历史时间的积累才逐渐沉淀而形成的。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对文化遗产的内涵与特性缺乏充分的认识，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产业资源开发，是典型的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我请你们听听马丁．路德说过的一段名言：“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越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虽然有不少高官、媒体、专家及学术机构为此捧场叫好，在某些人的意识形态里，似乎不支持就有不爱我中华之嫌。我仍然不隐瞒我的观点：好大喜功，目前无此必要！今天十分需要的是真正潜心地去超越文化断层，去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去提升文化的内在力量，而不是那种表面化的“傍风景、傍名胜、傍文化、傍遗存”的躁动。我对你们这些头上顶着“院士”名衔，号称中国科学知识界一流人物的所作所为，真感到十分的失望！
在此，我要向中国知识界写出这样一段有着警世意义的历史：1914年（还不是希特勒纳粹执政），当整个德国在“大德国万岁”的民族主义疯狂中，作为德国人的爱因斯坦宁愿被毁家蒙难，千夫所指，万人痛骂，众口铄金，坚决拒绝在狂热张扬德国民族主义、德国顶级名流几乎都已签上名的《文明宣言》上签字。1915年3月，面对欧洲各国刮起的民族爱国主义风潮，他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指出：“在我们欧洲，300年紧张的文化工作，只引导到以民族主义的狂热来代替宗教的狂热，后辈人能感谢我们欧洲吗？许多国家的学者作出的举动，似乎他们的大脑已被切除……。”当德国许多作家、艺术家为战时的德国政府辩护时，罗曼．罗兰发表《精神独立宣言》表示自己的心痛：“我只听到了狐群狗党的喧嚣。”可惜这两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势单力薄，未能唤醒头脑发热的同胞，让德国极权主义的领袖希特勒借炽烈燃烧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之火，掀起纳粹运动，在1933年1月30日上台执政。老谋深算的希特勒阴险地说：“必须给小人物的灵魂烙上自豪的信念，虽然他是一个小人物，但却是一条巨龙的一部分。”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指示宣传机构：“人民大众绝大多数始终是愚蠢、粗鲁、盲目的，他们很容易被蛊惑者和政客所蒙骗。”“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纳粹的真正凶险在于：这个第三帝国政权调动了一切宣传工具，以激情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持久地进行声势极为浩大的鼓吹，对人民不断地进行蒙蔽和误导。在道义基础和道德优势上，在日耳曼民族人种优生学说上，在曾是战败国的国家耻辱仇恨上，在德意志“不死军团”、“地球轴心”的神话上，在拥有武装暴力的优势上，把以法西斯精神为内涵的伪爱国主义和伪民族主义塑造成整个德国的国家信仰。极权主义的魅力于兹为甚！不少德国著名知识分子就是在国家主义的幌子下，沦为纳粹主义的卖力轿夫与邪恶共犯。如德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主义哲学和阐释学方法论的奠基人，写出过《存在与时间》这样优秀哲学著作的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年—1976年），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后，竟在大学的讲台上宣称：“救世主已经降临，元首希特勒让德国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时代——一个思想上整齐划一和政治上绝对服从的时代！”……结果把德国人民绑上了侵略战车，祸害全德国、祸害全世界，给全人类造成苦难，几千万人丧命在战火之中！
真是：千里坟堆，万里血飘，混世魔王，嗜凶狎天骄；河山碎破，生灵草草，多少无辜尽折腰。民苦矣，无道弯弓怎风骚？
《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在此书扉页的题记中忍不住问道：德国人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众多的杰出人士，为什么整个民族却卷入了纳粹的战争，在人类历史上造成空前的浩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的作者、研究德国现代历史专家、英国学者迪克．吉尔里（DickGeary）作出了明确回答：任何社会只要缺乏民主和保护自由抗争的机制，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激发起来的民族仇恨通过“累积激进化”的过程就会导致纳粹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后人从中得到启迪，决不重蹈覆辙，经过德国政治家和艺术家们10多年的呼吁努力，德国联邦议院在1999年作出决定，拨款2760万欧元，在柏林市中心建立《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纪念全欧洲被纳粹德国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德国总理施罗德曾在一个公开场合说：“对于纳粹暴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来铭记这段历史，永不遗忘，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可以从我们历史上最羞耻的一页中学到很多东西。”体现出德国对其犯下的历史罪行能够进行深切的忏悔和对其历史责任毫不推卸的诚实态度。面对2711个沉郁的纪念碑体，也让我对总设计师艾森曼先生对良知、公义的执着肃然起敬，他说，他的设计将强迫人们面对过去。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郑思肖诗）、“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诗）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作为十三亿中国人中的普通一员，不管身处何方，我的身上流着的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血液。我当然也喜欢听见许多人，许多媒体言之凿凿地在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正在成为强盛的大国。然而，亲爱的同胞，你有没有诚实地问过内心，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公民？你是否已有了超越民族概念的以人类精神为内涵的悲悯和仁爱？你在思想观念上、时代精神上、品德操守上都实实在在地准备好了吗？？
我们是否应该注意到，2008年就是《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我们应该有责任地想一想，作为有13亿人口、GDP总量在世界上的影响不小的东方大国，能为这人类普世价值贡献一些什么？尽哪一些应尽的义务？我们能否从“人权就是吃饭生存权”这种下层思维中向上提升呢？
我们是否应该注意到，2008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有16个……。今年4月底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的癌症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增长了八成以上，我国一些专家为此惊呼：“抗击癌症，中国几乎全面溃败！”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董志伟教授警告：中国癌症严峻的流行态势和薄弱的防控体系令人担忧！
我们是否应该注意到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到了危机四伏、内状恐怖的地步，一些大型企业、“国家免检产品”以及某些顶着“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招牌的董事长们，不断重复着从害人到自毁的简单逻辑，暴露出中国政治文化撒谎、造假、欺骗的基因在中国工商企业界的再次恶性病变，并催生了资本主义早期弊端的恶性爆发！
我们将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生态环境？
对一个灵魂缺失的国家来说，强国将永远只是一个梦。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究竟要走向何方？！
21世纪及未来的新世纪，一个伟大的国家必定是由极大多数合格的、有着人性闪光的公民所组成，能不能造就培养出这样的公民，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系是否具备持久竞争优势的根本体现。我们有必要头脑清醒的认识到，在不少同胞的思想上，民族自豪感的深层其实是无法言说的自卑。病态的文化造就病态的人，病态的个体又使他们的文化思维更加病态。一个缺少生命尊重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民族。冰成于水而寒于冰，我们不得不警觉心灵的灾难，从一群同情伊斯兰恐怖主义对西方文明的仇恨，在纽约“911”事件中为拉登恐怖主义叫好的中国青年身上，我们看到了怎样扭曲的变态人性？当有的官员、有的艺术家、有的企业家、有的文化人竟也表现出幸灾乐祸的神态时，我们又看到了怎样被污染了的文化心理素质和偏好灾祸娱悦的病态趣味？当时，不仅仅事件中遭难华侨们的亲友，而是海外整个华人社会、许多对中国友好人士对此劣态都感到震惊、难过、羞耻和愤怒，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封电邮涌进我的电脑，这些在当地颇有名望的人士向我这个中国画家发问：“他们难道不为死在大楼里的同胞感到沉痛吗？”我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发呆，心潮起伏，浪催峭岸，无言以复。
“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汉纳．阿伦特的警句幡然响起。
“嗔是心中火，能烧功德林。”高僧寒山子的文字在我眼前闪过。
我的思索分外清凉：那是一种丑陋国民性及劣根文化再加上草根愚民专横情绪的发酵膨胀；那是一种虚妄自大暴力勃兴下的非理性狂热！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有一句名言：“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仿佛间，我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片黑暗的荒原中，闪烁着点点鬼火，一群无所适从的狼众，抬头望着天上的北斗星，正在发出撕心的嗥叫！
我明白，人性与天道，是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去背离的。如果悖逆了这一原则，任何理就成了歪理，最大的学会变成胡说，虔诚信仰实质上成了邪教。如果漠视了良知、正义和真理；如果失去了道义、诚信、勇气、公义、慈爱这些高尚的精神价值，总有一天，全民族，全社会都将为之付出沉重代价！
我理所当然地羞于与那些缺乏一个文明个体应有品质，有着合群而大的势利，油言润舌、虚光盈目、自称爱国、实为点滴盘算、极端自私狭隘，贪婪霸道，假冒伪劣的“爱国者”为伍。
我懂得了“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的份量。我明白了“爱国”两字的深层意义。我不能让自觉不自觉的民族主义立场来遮蔽理性的质询。
今天，为了我们中华民族自身健康良性的发展，我要说：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自豪的民族信心空前高涨，神州沸腾，大海扬波，许许多多人陶醉在激动漩涡里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必要冷静地对那些张扬“大中国文化”又充满暴力的、狭隘与排他的论调保持警觉呢？是否有必要提醒民众，古希腊的奥运圣火，起源于为了祭祀为人间盗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传说中，为了让漫漫黑夜燃烧起文明的火光，他被宙斯绑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难以描述的残酷折磨中，痛苦呻吟了三万年。古地中海奥运会一共举办了293届，达1170年之久。公元394年，罗马教廷为了推行它的神学教条，将古希腊奥运会定为“异教文化”，把自由、和平、光明、团结、友谊的奥运精神定为“异端思想罪”加以彻底镇压。14至18世纪欧洲发生的三大思想文化运动（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于1894年6月23日和12个国家79名代表决定成立国际奥委会时，就确定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精神是人的和谐发展，是思想自由、身心健康、友谊和平。已故美国著名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说得好：“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
“真诚邀一梦，大笑越雷池。”有人说我是以艺术家的狂傲姿态对既定精神秩序进行对撞，用艺术家的情感路径进行现实主义批判，以骨子里透出的无可掩饰的文化精神作更高层次的美学追求，这是一条危险的艰难之路，似一个女子拿着一枝秃笔闯进了机关重重的“白虎堂”，履险而行，祸福难料；有人说现在不仅仅是文化界、美术界、政经界，社会上许许多多人都在作假，有的地方已经到了假到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地步，诚实敢言讲真话只会招祸，要是你管不住自己的良知，你会遭难、你会疯掉；大风起，书生毙，坑儒杀来时你会第一批被灭！你有名有望又有利，还有机会跃龙门，日子过得好好的，完全可以在画室书斋里作作画、写写诗、弹弹琴，优哉遊哉，傻乎乎地怎么来真的？我是命里带风波的人，从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学术刊物《新美术》2006年第4期刊发我的美术理论文章《中国绘画艺术创新与发展的思考》以来，有些人是如芒刺背，杯弓箭影、草木皆兵。类似“某位美术官员对周天黎很有看法”、“周天黎否定民族文化”、“周天黎颠覆传统”、“周天黎竟敢不拜码头”、“要好好修理对付她”等等带点黑社会式威吓的言传也常从某个暗角里钻出，似蝗虫叫声从我耳边聒过。美术圈有个不学无术的小官僚还从北京跑到深圳来放话，说我“抹黑中国美术界的大好形势！”以化名刊发的“ｘｘｘ、周天黎两个艺术之妖，一个在大陆，一个在海外，一男一女，一唱一和抹黑中华文化。”“ｘｘｘ、周天黎一老一少，一里一外宣扬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文字也时有看到。我个人的艺术网站也常被黑客突袭破坏。我要告诉一些人，我的任何观点言论都可以批评，有不同的艺术观点，是很正常的事，大家完全可以坐下来面对面的讨论商榷，也可以光明正大地写文章批评争论，而背后出阴招损人，除了暴露自己人格低下外，只能给中国美术史、文化史增添一些可笑的邪行史实。是什么年代了，还像旧时的太监那样只会阴阴闪闪的、不男不女的、獐头鼠目的用下三滥的猥鄙诬陷来诡作算计害人。对这些事，我通常是“忍它、避它、由它、耐它、敬它、不要理它，再过几年且看它。”我也鼓励有的人给自己一点点自信，站到阳光底下来，公开亮出自己的文化思想和艺术观点，不管你来自黑道还是白道，或者是间道；不管你的乌纱帽是方的还是圆的，或者是三角形的；不管你是哪个小圈子里的班头，或者是破庙中的神棍；不管你是中国美术界的大贪还是小贪，或者是巧贪；不管你是浑身猫腻的学阀还是只有半桶水的专家，或者是其势力范围内的刀笔幕僚，请署上你的真名，理直文壮、气贯长虹地来批驳我吧。你们也不必费心机来查我周天黎有什么背景，“自有琴书增道气，只将翰墨答年华。”我还不至於无聊到去代表艺术圈大大小小山头的某一个，更不从属于任何政治势力，当然也不会去追随某个派别。我只是个自立独行的女画家，既不唯物，也不唯心，在艺术上寻求一种超越任何党派团体的、以人性为依归的精神意识；而且有着一颗对美和苦难敏感的心，还有着一身骨子里头的孤独。“一枝破笔走天下，生死不虑肝胆挂；千金散尽清风来，五陵豪气去写画。”（拙作《病中吟》）
所罗门在耶和华答应满足他的任何请求时，只提了一个请求：“求你赐给我敏于感受的心！”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移海力移山。”（梁漱溟语）
林语堂在《人生的盛宴》里写过一段文字：“他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看穿了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他自己的努力的徒然。可是还是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
一句清晰的道义之声直冲耳廓，抨我心壁：“我的心灵因为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拉吉舍夫面对死刑威胁时发出的感叹。（1749年—1802年，俄国著名哲学家、启蒙主义学者，主张摧毁专制制度与农奴制。）
艺术创作上的突破和艺术思想上的探索，其本身就是一条艰险之路，险途上的行者当然是十分寂寞的，也许，那就是一场罄其所有而不指望现实回报的绝世苦恋。持俗见的世人难以明白：真正的艺术家无法摆脱永世的内心挣扎，昼夜不安的灵魂不会有真正的歇息！
“今古清流祸自多。”一位在京城工作的友人发来苏东坡这首《蝶恋花》好心相劝：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
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消，
多情却被无情恼。
我故意不用传统词文，而给他回复去俄罗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现代诗句：
行囊里装满了灵魂的诗行，
我——一无所有。
行走在大地上，
是为了将爱存留。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晚清诗人外交家黄遵宪七绝《赠梁任父同年》句。遗憾的是这位受光绪皇帝看重的清廷驻日大使，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作为新党要犯，被慈禧罢官，差点丧命。1904年，黄遵宪逝世前一年，他看到历史不会等待，人民不会等待，清室大厦已是梁柱脱榫，门窗曲斜，即将倒塌。宗祏之陨，根本颠仆的结局不可避免，百感交集地写下了生命最后的感慨：“举世趋大同，度时有必至。”）纵使世界皆伪，亦吾心是真。在真与假，善与恶问题上，我是聪明难，糊涂尤难，此生难避。好矣，坏矣，嫉矣；赞矣，骂矣，笑矣，都随他去吧。我记得艾青有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就是我，一个立场清楚、思想明确、心胸透明、开诚布公的中国画家周天黎！“女娲补天所剩水，一滴融成千年淚。不羡九霄锦秀地，为缘人间苦轮回。”（拙作《感怀》）
祖国啊，我把满腔赤诚献给您，我愿意做您前进道路上的一块垫脚石，从我身上踏过去吧，哪怕踏得粉身碎骨，只盼您能从此踏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作家萧伯纳说。
高山品洁，流水长清。我衷心服膺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中写的一段话：“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一道通百艺，这里，我要再一次阐明我的艺术观点：艺术良知担当着艺术的精神，艺术的精神体现在艺术良知。人文精神是艺术的真正脊梁。——它不仅是中国美学格调的重要表征，更是中国艺术的核心和灵魂！艺术家所追求的真善美，并不是纸上写写的道德审美语言，也不是嘴上说说的忽悠辞藻，而是现实生存环境里感视得到的东西。我希望优秀的美术批评家们能特别注意到，在当前的中国画坛，一个画家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是否具有人文情怀的支撑，是否具有普世价值观的精神取向，是否具有对人性之美的坚定的扶持，才是最值得关注的。我向来主张艺术家不必去做文化贵族，但一定要做精神贵族，应该为提升民族的精神高度尽一份力。荀子说：“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也。”在这个奋不顾身地追逐权利金钱的社会中，我要自信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文化精神是一个时代的金字塔，而艺术则是镶在塔尖上闪射着照耀与穿越时空光芒的红宝石，在高尚的艺术面前，位阶很高的权力者、财大气粗的金主，往往也是贫穷的！
作为一种个人的艺术探索与大胆实验，台湾画家刘国松先生的现代水墨画有可取之处，他对“国画到了今天，不得不变，要不然死路一条。”的观点我认为有道理。但他最近振振有词地表示：中国文人画是外行画画。这就显得他对中国历史文化认识上的浅薄。中国文人画绝非如刘先生讲的仅仅只有“片面强调书画同源，追求书法入画”这一标准。陈寅恪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通常“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藉以发抒“性灵”或个人抱负，间亦寓有对封建专制压迫或对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他们标举“士气”、“逸品”，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很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历代文人画对中国画的美学思想以及对水墨、写意画等技法的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和贡献。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以前秦知识分子创造的以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为基础的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的中华文化的自由精神，是中国文人画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精神砥柱。生命深处奔涌着画家情感波澜、与封建专制文化不断博弈、在反皇权精神奴化中成长起来的真正文人画，是传统绘画艺术的最高代表，……半个多世纪以来，文人画日渐息微，多半是因为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被不断人为摧残所致。”
“不曾意摹宋明清，羞画春山拜四王。”当然，我们也不能去学1670年的进士、《佩文斋画谱》总裁官、封建王朝最高权力层极力捧场的清“四王”领袖人物王原祁之辈，他们那种专以绘画供奉内廷的职业，以逼肖的拟古风格讨得皇帝老子欢心为最高企求的作为，在我眼中只是一些皇家狗奴才、画坛老瘸朽而已！我觉得曾在18世纪后期多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的康有为的这段话仍值得画家朋友们好好听一听：“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岂止衰弊，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数笔，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见康氏《万木草堂藏画目》）
“四面江水来眼底，万家忧乐上心头。”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华文化艺术的本质是人文精神，包括以超现实主义手法绘出的优秀作品，千诡百谲中都无法脱离生界与死界的关联。商业操作与权力推动可以虚张声势，骗人一时，但绝对骗不了历史。“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艺术家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真正的艺术必定来自艺术家对生活的真诚体验和感悟，同时也折射出艺术家本身的人格和它所包含的道德境界。石涛言：“呕血十斗，不如啮雪一团。”呕心沥血地苦练钩、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白等中国画的笔法、墨法、水法技巧固然十分重要，但啮下一团能滋养出一颗不染世俗烟尘心灵的白雪，提升高旷澄明的精神养练，犹为重要。上述诸法只有在画家的知识修养、人文内涵、思想哲理、良知正义为深厚文化底蕴的状况下，才能把相对程序化的技巧上的“法”，浑化发挥到一个至高的境界，才能真正展现出属于美学范畴的精神气质与独具魅力的艺术个性。在我们中国，一个艺术家如果逃避现实、逃避苦难、逃避对社会的深层观察、逃避自己良心对道义的承担，以及完全抛开当代生活中的社会问题、生态问题、文化问题、善恶是非问题、精神追问问题等等，就等于丧失了中国美学的内在核心，纵然有唐髓宋骨，翰林流韵；哪怕是溢彩锦绣，声名鼎沸；不管是经院鸿儒，堂会画手，人未亡画也俗，人一亡烂画一堆，掂量起来，又值得几个破铜钱？只是现代文化中的精神废物！当艺术不再成为艺术家寻求社会意义的视觉语言，当作品不再是带着个人血脉的从心里长出的花，其情怀和境界只属于低端层次的生态，他们的手工绘画件只不过是或粗糙或精工的技法演练，无法构成为具有较高社会文化价值的艺术品。君子忧道不忧贫，也就是因为世道黑、人心毒，物欲横流，道德溃败，高尚的艺术创作才是灵魂的生活；也就是因为名缰利锁，善念殆尽，只见鳄鱼眼泪，煽情、滥情、矫情遍地而独缺真情，高尚的艺术创作才是心灵的上品。北宋学者周敦颐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爱莲说》，其“出淤泥而不染”之句，又让多少正直的艺术家们为之倾倒，喻为自我人格的写照。
俄国大作家契訶夫断言：“人必须有信仰，至少必须追求信仰，不然，生活将一片空虚。”由于没有高尚的人文精神的支撑，甚至堕入缺少精神意境的低等动物化的危机，必然孽衍权力腐败、知识堕落、道德沦丧、思想狭隘、弊病丛生。画人无品，为人无赖，美术界有不少人还把中国画坛当成了道德的屠宰场、江湖店。当然，知人论世，大千世界，什么地方都有清浊之分，云泥之殊。在中国美术界拉、托、攀、套、做、捧、拍、拜、跟、唬的情状写照影像里，在信仰塌陷的现实环境中，并不是要求每一个画家都能画笔纵横，胸中垒块泼千钟，何况“柴米油盐酱醋茶煙，除却神仙少不得。”比起那些华丽外袍下的肮脏，那些道貌岸然内的狠毒，那些与社会黑势力、黑窑主沆瀣一气，蠹居棊处，虚伪冷酷，饕餮国资，中饱私囊，丧尽天良，丧心病狂地残害百姓，甚至设计把情妇炸成上半身飞出几十米、下半身不知所终、血肉模糊、内脏暴晒、让人闻之后背发凉的贪官污吏们——如此世风，也不能仅仅指责中国文化艺术（美术）界人士无法镇住内在的沦陷，太多苟营的聪明，太少通达的智慧，以及人不要脸鬼都怕：操守猥琐、同行间酸葡萄似的晦暗心态常常作祟，好名鲜实，争风呷醋，宗派之争，竞相诋毁，且财迷心窍、情色潜规则、哈叭狗一样奴颜婢膝、鄙俗下贱、倚门卖笑、乞食乞怜、巧取豪夺、坑蒙拐骗、言行背离、谄词令色、野狗抢骨头、巴结权贵求闻达者是什么大错、特错了。我还要特别说明一点，文化托命从来只属于少数站在思想顶层、坎坷前行、敢于舍身成义的人。虽然说道德正义的自我确立，是一个中国艺术家自我意识发展的必要台阶，自我生命状态的深度检视，是中国艺术创作中一个永远不朽的命题。但水至清则无鱼，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艺术家们不同的人生经历所构成的情感世界和心态尤其复杂，每个画家只能站在自已的高度去观察去理解人生和社会。我对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有相当的保留，要容许艺术家们走向生命正面价值时的怯懦观望和忐忑踌躇，甚至沉默逃避。是否选择崇高的道德标准，也是每一个画家的个体权利，而不应该差强人意，把泛道德化强加给每一个自由的艺术家。因为尽管艺术家人格和艺术作品的层次有高低，但艺术家的自我情感只有在自由开放的空间下，他们的创作才有艺术的意义。（当然，那些助纣为虐、专做卑鄙龌龊勾当的厮混者例外，那是属另一档次了。）
歌德曾感伤：“变化与死亡的世界中，人只不过是黑暗大地上，模糊不清的过客。”看茫茫大地，问天下英雄不入彀者有几辈？又有多少人能书雄九域，论振神州，断鳌立极？又有多少人敢于在茫茫的虚无之上秉烛待旦地雕刻生命的意义？但我的灵魂不肯枯瘪，我的良心无法泯灭，我的思想在混沌与深邃中上下求索，故我在绝望的气氛中也要执着的祈盼、在寂寞悲凉的时空中身心停不住地追寻、在黯然的环境里仍坚定地相信，对苦难而步履沉重、坚韧且百折不挠的中华民族来说，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其生命的品质中也必然树立着一个神圣的价值参照，并且至少能从一千年来的大变局中，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去鸟瞰、去思索感悟中国绘画艺术在新千年的革新和求变，使自己的艺术杰作成为人类精神历程的见证；成为中国艺术延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印象画派大师塞尚说：“真正困难的是证明你的信仰。”目前，中国画坛人文精神缺陷普遍、艺术之魂萎靡锢蔽的状况下，对一个当代的中国画大家大师而言，有责任对中国艺术精神，乃至人类文化进程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唯美之路与哲思之路穿行者的角色，以他们非凡的艺术思想、艺术才能和人生智慧、高贵品格去影响和引领他们的时代文化。在这个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如果不去努力夯实自己的知识与信仰思辩，不能以风骨盈健为魂，不能以正气大象为格，不能突破旧传统和官僚式的束缚，不能跳出小圈子的作派，没有深重的人性体悟，没有直抒心灵的勇气，没有深刻的思想求索，没有对美的价值、对艺术精神的坚守，仅仅只注重追求形式而忽略时代精神和现实感受；甚至向世俗力量献媚，和乐感文化合流，被那种遁世、出世、享乐、虚伪、消费主义的创作观牵引，以功利和游戏人间的心态来对待绘画（绘画在不少人中其实只是一门赚钱的手工艺，故涂着文化脂粉游走江湖者何其多也），那已经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是画不出具有独特风貌的艺术杰作，也决不可能尺幅千里，佳品传世。
人类的存在具有三个层次：躯体、心理与精神，而精神层次是最高的。如果没有了高尚文化和高尚精神，人类将会堕落到禽兽不如的境地，我们的世界将会变成人间地狱。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年代，我常常想，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脊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中坚。对所有愿意在精神家园里坚持纯真的艺术家而言，只有在心中拥有对中华民族无私的大爱，我们才能给善恶以公正，给灵魂以道义，才能给艺术赋于艺术的尊严；我们只有看清自己人格的欠缺和扭曲，以及高尚精神的丧失，同时又认识到我们这一代艺术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所承负的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们才能省悟良知，怀有悲悯，逃出心狱，拯救自己。这是因为这个时代，我们的民族，要求自己的艺术大家、大师们能够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去理解人生，理解艺术。
作画切忌庸俗的缺乏个性的写实主义。我个人体会，看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特别是中国画，除了精奇的布局、严谨的结构、新的画面美感和笔墨技巧效果以外，另一重要的是要看艺术家是否在作品中折射出自己内心深处的精神审视。“真正的绘画要有‘心灵’，要有感受，要有感情，要表达。”这样的作品才真正经得起“品”，才是真正的“宝中之宝”。
莫道孤卓立大野，日铸精魂月铸神。荷花不就是一个不愿被浊流、恶浪、污泥裹挟沉沦的精灵？“碧荷出幽泉，朝日艳且鲜。”荷花不就是天地间的一种灵秀？她的造型、色彩也非常能入画，笔与墨会，锋发气流，淋漓氤氲，柔波韵致，那么阔的叶、那么大朵的花、那么细长的茎，红绿相配，对比强烈，情思无限，任画家神游其间，恣意豪放、泼墨满纸、大笔挥洒，或轻敷淡彩，秀丽温雅。即使秋冬的残荷，银钩铁线，也分外富有笔墨的意趣。因此我曾经试作多种探索，写小荷才露尖尖角、写新荷含苞未放时、写红莲怒绽穿叶而出，也画过秋后采莲怀人，冬寒清晓，蒹葭苍苍，风卷残荷听涛声等等。这次，在知天命之年，应杭州市古都文化研究会等机构的邀请，到杭州再画荷花，内心别有一番感悟。记得一则流传甚久甚广的神话传说里，有一种美丽的大鸟，每过五百年，都要背负着人世间的苦难和仇恨，投身于熊熊烈火，在无与伦比的痛苦和煎熬中，告别旧的生命，获得新的更美丽更强壮的生命。这就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我真实的感到一个多世纪来，我们国家走过的是一条变化多端、折冲往返的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崎岖发展之路，自已的祖国实际上还是一个步履蹒跚的现代国家的雏儿，而对我们民族文化疾病的彻底治疗，须始于国民对过往历程的深刻反思和新时代观念的认知。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处的一段话反应出我复杂的哲理感受:“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又走向另一个方向……。”顿时，“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天演论》译者、维新思想家严复语）作《风定池莲》图一幅，又偶涉闲笔，感性与反思性地喃喃不休地写下这篇并不轻松的文字。“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乘自己的感觉还没有完全被岁月和疾病磨钝，把自己快成灰烬的心扉撩拨得再现火光，甚至于还原为一团火，燃烧至生命的终端。不惴浅见，钩沉发微，同时也为这个年代的中国文化艺术史弹出一个激情与沉郁的音符，留下一个中国女画家在特定年代中的思想与精神历程和一份可查阅的真实资料。并以杜甫的一首名诗《春夜喜雨》作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之，花重锦官城。”
2007年6月20—25日杭州“绝色风荷”画展期间初稿于西子湖畔
2008年10月完稿于香港一清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