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亦农
寄身海外的年数不算短了，感觉上最难调节的还是过年。其实因暂时还没出现外债、说年关并不准确，但问题却在于元旦和春节之间毕竟还有传统和所在地的气氛相抵，所以真不知前后两个假日到底哪个才是大年！前些年因有侨界大佬对旧历年的重视，年前年后都会招呼大家聚一聚；家中的那一位也是考虑到的是孩子的心向在打点新年方面还算到位，所以面对尴尬还能敷衍。如今侨领李海天老爷子病倒了，另一位大佬纪兴东老将军也因年过九十基本处于闭关状态，具体到我则碍于家中那位则因无法忍受在接济友人方面的作为故最终选择了回国，所以眼下的这个当口差不多是每年最难面对的时段。例如近前我在回复友人问候的短函中就忍不住抱怨说：咱们中国人就是事多，连年都要比外国人多出一个！
其实对“年”的认识远不如当年那样强劲在国内也很普遍，这在近前大学时代的一个女生在发来的函里就有流露。只是如果把生活水准的提高看做对过年重视程度的减淡太落套的话，那么这位女生描述其在孩时对大年的期待全在于‘可穿上一套新衣服’的讲法还是给了我很多联想，感觉里就仿佛真看到一个小女孩在严冬的蓝天下嬉笑、追逐，童心恰因那套新衣而得到了满足，以至笑容都异常灿烂。其实如果把贫穷看做老人家治世时的一个写照，烙印该至少是深刻在两代乃至三代人记忆当中的。而今时代却是发展了，不过作为一种阶层区分的负继承，被称为‘农民工’的庞大群体还没有完全从当年这一政策的阴影里摆脱出来却是事实。据此区别农村和城市对大年的重视程度仅基于传统显然不够，不过即便亲情和乡情在这里该是重中之重，但把界定旅游‘是从自己住腻了地方到别人住腻了的地方去’用在这里寓意想必会更深刻一些：长年劳作的厂房或工地毕竟会令人生厌，而由家乡山水凸显出的自然是诱惑力。可否说返乡的行程远没旅途那么惬意，但浓郁的归心和对大年的感觉还是比照出了城里人失落感那？嫉妒谈不上了，不过羡慕中还是掺杂了纠结，即国家确是富裕了，但在以返乡互为连接的情感两端就不能完全否定其中也涵盖了孩子们的新衣！
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除夕夜的央视春晚都该是一个吸引眼球的热点。不过对于我却可以说自假道日本之后就很少光顾，尽管最早知道‘春晚’至少可以追溯到改革之初。那时我刚毕业就被派到伊拉克，国内的主管部门为丰富援外人员的文化生活就把大量的录像很及时地送到国外，而其中就包括了‘春晚’。在那里攒下的美金成全了我的留学之梦，然而随之而来的但劳碌还是让我和春晚渐行渐远。后来所以在认知上与其彻底绝缘，则可归为赵本山带给全国的那份足可定义为庸俗的灿烂。对一个很具有草根性的演员来说，其成名本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只是很难让人理解在一个人口大国里一个唱二人转的何以能独霸春晚近30年！为群众喜爱是一种解释，但在本不存在竞争的国度里引导毕竟不容忽视，在这里即便不追究所谓群众喜爱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只是如果不计品味的放任如果可行，央视的党组织或文化部的存在岂不等同虚设或多余！
去年西方发表署名文章，重点提及的就是“中国人在接受庸俗方面有超强的容忍能力”；著名的兰德公司也在一篇报告中把国人的自私冷漠归结为由信仰空白而丧失的社会亲和能力。其实这样的指摘并非外人首创，早在“六．四”之际，一位政治观点并不吻合的留学生就鉴于国内面向金钱而连带的人情趋淡，在对照全球化的大趋势时就忧心忡忡地涉及到“整体沉沦”的话题。二十多年过去了，而今‘无官不贪’的社会感觉、由购置房产衍生出的‘岳母文化’；‘碰瓷’导致的是非观混乱、以及由小悦悦事件揭示出的人情冷漠和由社会不公酿造出的仇富心态导致的社会对立，竟令其一言中的。早前发表的文章里我曾把责任归结给江泽民和朱熔基，对胡温尚能网开一面，则鉴于其作为的同时首先面对的毕竟该是前任留下的难题。在这方面本人习惯把毛泽东时代人际间由虚构出的阶级做切割的历史看做前因，而把所谓的思想空白理解为当年厉行空头政治的必然结果。亦即当年因成功塑造了女游击队长形象而成名的刘晓庆何以早在改革刚一起步就急不可待地沦落成一个嗜钱如命的文化妓女，即可视之该一观点的论据。
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差不多快四十年了，在涉及到人的意识以至和人性相关的话题时所以还要提到他，就在他生前致力于的社会憧憬虽然没有实现，但一些基于人的本能而被自觉接受的思维模式却到今天还在继续。在这个点上如仅以负面内容做针指，由曾经的思想要求被释放到另一极而至的落差在起因上就可归为原则与诚信的对立。对于我们自己，‘习惯成自然’亦可解释为接受或认同，但这在外人眼里却显得非常另类。例如当年为配合专业实践笔者自然和日本的法学界多有交往、而在千禧之交无端被卷进命案故也和警方也有过纠缠，然而过程中先后被双方很诚恳地请教的内容却都焦聚在‘为什么在证据聚在的情况下，我们被拘的同胞几乎很少有认账’一点！对于这些我自然是以当事者也许很无辜做答，只是在把这些讲给国人的时候，伴随著哄笑声的结论却无不锁定在“党的政策”上面。亦即当年的群众这一客体自然也涵盖到今天的肇事者，而倒置的认知即便不能抽析为文化，却近乎演变成一种社会通念！
今年的除夕夜我本想动员膝下的两只小雏一起守岁，因无法对他们解释得很明白，所以他们还是按往常那样很早就去睡了，留我一人边听于魁智边浏览新闻以为消遣。我很欣赏于先生的唱腔，从网上也了解到他能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有音乐专长的母亲，因远非出身京剧世家，故属于自我奋斗的典型。其在京剧艺术上却有天分，但我不赞成有的舆论用天才来形容。天才与天分仅一字之差，但依笔者来看天分属于很适合做什么、或比同行在造诣上高出一筹，而天才特指的该是那些能为常人所不能的人。文艺界里我觉得李玉刚应是天才，而根据就在于他在艺术上的天分几乎是与生具有的。不过天才仅是一种评价，却不等同很伟大或表现得都很正面。例如希特勒就曾被《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奉承为天才，但按西方的观点审视却不能称之伟大，因为理论上英雄的标准基于的是给人类生活以正面影响的程度。据此、西方哲学界的大腕胡佛在《论历史上的英雄》一文中就曾把贝德芬和莎士比亚定义为英雄，至于历史上那些宛如救世主一般的风云人物虽然在其笔下也得到了可定，但却很悲观，而文章以“一将成名万骨枯”作为结尾，在解释上就是想用我们这个古老国度对英雄的真实感受证明他的观点。
林彪曾不切实际地把老人家捧为国外几百年中国几千年仅有的天才，假如不以成败论英雄，我反倒觉得林彪的儿子不可小视，而根据也就在于其敢为常人所不能。去年传出茅于轼主张审判毛泽东的消息，不过茅氏的根据如与“571工程纪要”部分重迭，林立果作为先行者至少在时间上超前了四十年！所以做如此指摘，该归结为老人家确是一个极有理想和抱负的伟人，并且其胸中的社会蓝图也远非其身后任何一届领导人可比，然而问题却在于其厉行尽管不能草率地结论为胡来，但即便把政治上的荒诞、经济上的滞后、以及对文化和传统的诸般摧残作为舍项，其无一例外地整治了早年的友人或同事无疑是过了。公开出的史料可以证实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临终也未屈服的党内最高层，但这毕竟是妥协无望之后的抗争；彭老总也如是，不过近前又由史料披露彭老爷子曾对当年鉴于党不至分裂而违心放弃坚持深感懊悔，还是给阴霾郁闷的历史留下一道光线。
这自然可归纳为人性表露，而在区分上刘主席和彭总是一种类型、林家父子也是一种类型，至死不肯或不敢做反思的周恩来以及愚忠得令人生厌的罗瑞卿也是一种典型，但问题却在于这些人的身份太特殊，故在看待上势必要联系到信仰或党性。其实这在毛泽东眼里并没有太大价值，而面对西方客人提问时其曾坦承马克思主义亦是一种宗教即可看做佐证。在这点上最可指摘的是在文革已经揭开序幕当口，预见到前景堪忧的彭真亦未顾及到真理，而其在中央会议上最后一次近乎歇斯底里的挣扎，却是为证明在党内最先喊出“毛主席万岁”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
历史发展到今天，在西方的政治学领域马克思依然占有显著位置。也就是说历史上的诸先哲所以被称为思想家，就在于无不是以探索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模式为前瞻的，而从最终以一种思想体系出现并给人类社会以撼动一点出发，说马克思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位大思想家也不为过。无论列宁还是毛泽东，该是实践家或者革命家，尽管他们都有魄力在实践中极尽发挥，但在理论上都没有超越，故很难说在推动社会前进方面真形成了一种思想体系。
西方民主政治确有它的科学内涵，只是焦点到我国则无法回避13亿人口和56个民族这个难点。现在的民主国家不算少，但基于国民投票而表现为直接民主的国家只有瑞士；美国不很普遍的直接立法也仅在州的层面有所表现。印度在制度上是无可挑剔的民主国家，但很少被提及不仅其超大的国体碍难诠释，姓氏传统下的贱民制度也是一种很难认同的界限。严格来说被称之为民主制母国的英国，因为至今仍有贵族和爵位存在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的主著眼点是数量，但在遂行上却不等同合理主义，例如英国和日本民主政治的高扬期就无不同侵华历史相关联，而眼下蔓延在部分基层群众当中的社会主义乡愁，如果锁定改革之初的人心所向，“摸著石头过河”的决策本身就基于了民意。尽管这样强调，但却不能说当年以“民主”“自由”为口号争取到群众的党，在取得政权一个多甲子的今天仍不肯在政治上给人民以实际的权利有多合理！
基于前述的强调，笔者并不认为搞欧美式的民主政治是中国将来的合理趋向，然而无论是眼下的资本主义、还是坚持走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群众必须占据主人公的地位该是不可扭转或再行拖延的大前提。
对照而言，台湾选举该是海外华人春节期间议论的一个热点，一切都遵循了民主规则是事实，但却不代表台湾民主已经趋于成熟。即按西方的理论来审视，选举反映出的该是民粹主义的遂行，与民主政治还有实质上的距离。因为民主政治只能衍生在匀质社会，而围绕“统独“的尖锐对立，台湾社会是被隔断或被撕裂的，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态下，秩序上的理性与民主政治的条件本不是可在一个维度类比的东西。于对照上、大陆民主制度的不在，主要焦点在群众通常是被代表了的，而焦点在官民之间和贫富之间的对立，也可以说早就存在了社会意识被切割的危机。不过鉴于网络的发达，人民参政且对政府抉择形成制衡亦是一种民主政治的体现。前不久外交部辩称“外交强硬并非靠动武”，其压力就来自民间；去年秋末胡锦涛欧洲赴会，因被理解为又去撒钱故遭致网民骂声一片，致使其在会议上到底没有提出已由外交部事先表态过的债务减免。事实是在民主制发达的西方，“民主主义学校”和“民主主义的火车头”都是就民众细微的政治参加实践而言的，即秩序和规则自然是一个很大的看点，但讨论和妥协则是民主政治的最大关键！
过年期间能牵动神经的新闻还包括了孔庆东先生又口爆粗话、以及在这之前一名小海归受到了节目主持和贵宾围剿等两个内容。应该说事情公开之后由网友所代表的舆论就很正面，亦即事物在受评价时总会有两个不同面对，但多数网友的态度在呼应上恰因堪与前述“整体沉沦”的隐忧成反照，故还是给人带来了期盼。也就是说面对国内道德已经处于跌破底线的今天，责任感要求我们决不可用“莺歌燕舞”来粉饰的话，我们既可把对孩童及那位年轻母亲行加刁难的香港小市民以及围攻刘莉莉的那个团伙当做国内不和谐以至前述“沉沦”问题根源来看待，也可以把淞沪抗战之后有歌曲将“中国不会亡”的根由归为我们民族还有谢晋元团长那样，把中肯负责的网友看做眼下中国的脊梁。本人没有对孔先生特别留意过，只是焦点到眼下这个事端却不觉得其态度或言辞有什么夸张。甚至因为视屏上的对话无法听得很清楚，故不知这对母子下车是她们到站所为还是中途半端地被请下去的，所以感觉上不仅挣扎也遗憾自己没在现场，否则情况若真是后者至少会督促她们坚持行程并保护其一行到达目的地！在这里我不否认承有内地人的情结在起作用，不过即便此一行来自美国、哪怕事发地就在北京，结论仍不会丝毫偏离。
从就事论事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到那个脸上还带著稚气的孩子不仅没再继续、其母也在极尽解释，故可断定她们不是有意违规，即从立刻纠正的态度来看也与流传甚广的所谓内地人无视公德完全沾不上关系。但那个满口广东话的小市民何以不依不饶，除去鄙视内地同胞该没有别的解释，而这一港人中的败类在殖民地时代是否对外国人也如此坚持如此挑剔那？如果没有，那么仅从其表现为窝里横且是以殖民地文化来挑战内地同胞情感一点来审视，说其连狗都不如应该是很宽容了，因为儒家文化对狗的认识至少完全不等同于对待汉奸。基于同样道理，对小海归表现极不宽容的节目主持人和那些贵宾理应遭到鄙视也在于他（她）们毕竟比受殖民统治过的港人更有义务对内地子弟表现出亲近。结果除去轮班狂轰乱炸，凸显在底气方面既有男士用自己也有国外的生活经历做张扬，也有女人在为小海归著色时先入为主地一口咬定对方在国外的成长环境即等同歧视。按常情来推论这伙人所以能够如此刻薄，却可以用内心本身就缺少平衡感来做解释。我们不是当事者，只是从民族道德已经倾斜的视角出发，在秉持基本是非的问题方面则有义务也把自己搅合进去。
用前述这些内容敷衍年关该不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但关注感本身也是一种充实。不敢确切说我们是否正面临一个新文化的起点，但明显感觉道德如果是建设市民文化的迫切内容，网友们就表现得既有承担也很前卫。眼下有舆论导向的时代或许已经成为历史，而在网民这个多元化领域里自然形成的舆论主流正显现出无限的生命力，在感觉中就宛如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