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静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学还没毕业，我就匆匆地离开了故土。当然，那时还不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归程的学途。跟众多的游子一样，理想的梦就像五颜六色的糖果，大把大把地装满了我简单明亮的胸怀。然而，时光飞逝，如今再想重新拾起那些糖果的时候，发现它们都已经化掉，只剩下陈旧的包装纸了，有时想把她们折迭，有时又想把她们扔掉，因为我终于明白，世上每一个人的手里都有很多这样的包装纸。
光阴哗哗地流去，多少岁月好象是一场急风暴雨。在这场大风大雨中，我们这一代留学生与其说以内静去观察新文化、新社会，更多的可能是彷徨以及为生存而奔波了。我们从一个大病复苏的国度里走出来，又茫然地迈进了一个弄不清、看不懂的世界。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艰难的心里路程。
八十年代初期，亚洲唯一与欧美先进国家可以比肩的日本，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他们似乎对亚洲人不屑一顾，更不需要挖掘他们的潜力。一些独特的制约或者合同制令外国人无法和他们同等，成为日本社会的二等公民。九十年代，张石先生就曾在他的中日文化评论中指出：只有把外国人作为一个公民引进，才是唯一的出路，因为人只有有了公民的自豪之后，才会有贡献的热情和恪守义务的尊严（《云蝶无心》日本东京中文导报出版社，2007）。可见那个时代，多么令人压抑和无奈。
日本是一个单民族的国家，二战以后虽然有纵向的伸延，但社会内部却很难有横向的扩展。文化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女士（1926-）在她著名的《纵型社会的人际关系》中（1967年、讲谈社）剖析了日本的社会结构以及个人与其社会的关系。他认为日本是一个纵型结构的集团主义社会。与之相反中国、印度、英美等为横型结构的社会。在本书的第二章里她分析了构成集团社会的“场”。这个“场”被认为是主体性的、是表示自己存在的凭依。在“场”内或在“场”外当然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处境。因为是纵型社会所以不能脱离自己所属的集团，否则就是“场”外人，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可以随便捏拿踩打的人。不难想象今天日本社会上的忧郁征者和浮浪者（露宿室外、以乞讨为生）为什么与日俱增。在第七章中作者又强调了日本文化令外国人难以理解，缺乏国际性。确实如此，日本人和外国人的关系实在很复杂。在本尼迪克特（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的“耻文化”的铺垫下（《菊与刀》），日本人循规守矩，编织了一个委婉暧昧，独特优美的文化。这个文化非土生土长者要想领会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多年的生活体验，令我深深地领会到日本文化颇有一种禅宗的意味□□悟。是去领悟如何把你自己融入你所属的集团，而不是用你的智能和个性与这个集团解决疑难、和平共处。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不相欠、不深交，友谊和信赖像一根风筝的线，脆弱得随时都会折断。如果你急于交朋友，大度地善待他人的时候，有可能会被误解——别有用心。他们以共同的爱好相聚，铸筑自己的世界。喜欢运动的人、喜欢工作的人、喜欢喝酒的人、喜欢品头论足的人......正可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日本人之间喜欢大家在一个温暖的气团里，每个人都争取适应这个气团的温度。有谁冲破了这个气团就立刻会被认为是“怪人”，受到“村八分”（江户时代在村落民中，制裁违反村规者不准村民与其往来）的惩罚。在大众文化里，每个集团都希望制造一个这样的“怪人”，以好使大家有发泄的场所。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日本人已经意识到这些“怪人”，都是有个性的人，他们拿出勇气来挑战这古老的习惯。但是，这些人毕竟是少数的。异文化者可以从书本上理解日本文化的表象，但是，对一些细微的过程不是轻易能够理解的，尤其是深层的文化含义和民族意识，可能只有靠每个人自己去领悟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相处多年的朋友住院了。我要去看望。在花店前我看到一盆清馨芳香的兰花。我马上想到这花会开很长时间，而且今年开完明年还可以再开。于是就提著这盆重重的兰花去了医院，并得意地跟她聊起了养花的乐趣。她没表示高兴，也没表示不高兴。可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日本人看望病人时，不能送盆栽，不然会把病根栽进医院，病人永不得痊愈。透过多年的光阴我好象看到了那天傍晚，我离开医院后她的不安和霉气。然而，至今她也没有告诉我这个习惯，也没有再提起那盆兰花。日本人不喜欢说教和非难他人，因为这是一种“耻”行为。
想起这件事，我总是难以释怀。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好朋友绝对是良药苦口，互相忠告。这不过是一个例子。在日本每个异文化者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其实这些小事里孕含著深层的日本文化，也就是说异文化者是“场”外人。有些人对“场”外人表示理解或包容，但是，更多的人还是“另眼看待”的，应该说这与日本民族的单一文化有关系。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那就是日本国会的实况转播。多年来一直令我费解，一个国家的议会应该是庄严的。为什么彬彬有礼、品格风貌高尚的日本民族，国会上竟然像大孩子吵架，互相纠葛，一片哗然呢?要说它象征著日本的民主和自由，我认为更象征著其深层的文化。有句人人皆知的谚语：“出来的钉子要挨打”。是的，国家首相就是出来的钉子，所以议会上要挨众议员的打。在孩子的社会里也是一样，从幼年起他们就知道：“要和大家一样，否则‘要挨打’”。学校灌输“都一样”的方针，老师们意识不到这是扼杀孩子们的个性，以为这就是所谓平等。如果以明暗之说来剖析日本文化，那么彬彬有礼和“耻文化”则为“明”文化，而国会的实况转播，还有“怪人”之说则可为“暗”文化吧。这“明暗”之间该是多么复杂、多么耐人寻味呢？而且“暗”往往折服了“明”，令人们宁愿孤独，也“不深交”。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泡沫经济使日本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必然性的变化，接踵而来的是要面对变革时期的各种社会现象。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在经济市场的需求下，终于无法执意地维护固有文化的“场”了。日本社会不得不引进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异文化者。据日本经济企画厅统计：日本的劳动人口从2005年开始下降，到2025年每年将下降40万人口、再往后每年将下降60万人口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当然需要外国人来填补。日本终于开始面临历史遗留下来的疑难“国际化”问题。二十一世纪前后，历来属于日本人自己的公务员、研究机构等也开始正式聘用外国人了。目前，各行各业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种族和国籍已经不再是工作的障碍了。无疑，日本经济的衰颓给日本文化带来了新的冲击，创造了日本人自省的契机，使日本文化发生了质上的变化。当然，推动这个文化变革的还有一个大力量——因特网和手机的出现。
历史的车轮仿佛一个巨大的光圈，无始也无终地运转。沉睡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也终于一声咆哮，振作了起来。现在，留学生已经不需要我们那个时代的沉重和郁闷，更多人也不再需要为学费和生活奔波了。加之日本出生率下降，引致大学学员缺位。而且，大学工作者对留学生不再陌生，他们已经有了丰富的指导经验。这些都为留学日本的年轻人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人类在进步，世界在向均衡流转。但是，不能忘记邻邦日本虽然曾经给我们带来了灾难，可一个多世纪以来又一直是我们的启蒙者和避风港湾。当年，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孙文的第一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辛亥革命也是在日本筹备的。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明治维新吸引了众多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比如廖仲恺、李大钊、陈独秀、汪精卫、蒋介石、鲁迅、周作人，都曾留学日本。
又是一个山花烂漫的时刻。多少往事象潮水一样，涌来又退去。岁月风化了昔日那些绿色的梦。迷茫、怅惘、挣扎……所有的记忆，都仿佛窗外正在飘零的樱花，清纯又哀婉。被疼痛折弯了的路，铺满了沧桑，好象一条船，在生命的大海里漂泊、离索，伴著绝望的孤寂，寻找心灵的彼岸——灵魂的梦乡。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命运的流亡者。迷蒙中在日本岛上，我已经‘流亡’了将近30个年头。生命的多半，在两个文化的碰撞中，在自己内心的抵触中匆匆而逝。今天赫然回首才知道：灵魂的梦乡，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要想抵达首先要回归于我们自身，
从众多文化的破碎中走向一个完整的自我文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学还没毕业，我就匆匆地离开了故土。当然，那时还不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归程的学途。跟众多的游子一样，理想的梦就像五颜六色的糖果，大把大把地装满了我简单明亮的胸怀。然而，时光飞逝，如今再想重新拾起那些糖果的时候，发现它们都已经化掉，只剩下陈旧的包装纸了，有时想把她们折迭，有时又想把她们扔掉，因为我终于明白，世上每一个人的手里都有很多这样的包装纸。
光阴哗哗地流去，多少岁月好象是一场急风暴雨。在这场大风大雨中，我们这一代留学生与其说以内静去观察新文化、新社会，更多的可能是彷徨以及为生存而奔波了。我们从一个大病复苏的国度里走出来，又茫然地迈进了一个弄不清、看不懂的世界。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艰难的心里路程。
八十年代初期，亚洲唯一与欧美先进国家可以比肩的日本，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他们似乎对亚洲人不屑一顾，更不需要挖掘他们的潜力。一些独特的制约或者合同制令外国人无法和他们同等，成为日本社会的二等公民。九十年代，张石先生就曾在他的中日文化评论中指出：只有把外国人作为一个公民引进，才是唯一的出路，因为人只有有了公民的自豪之后，才会有贡献的热情和恪守义务的尊严（《云蝶无心》日本东京中文导报出版社，2007）。可见那个时代，多么令人压抑和无奈。
日本是一个单民族的国家，二战以后虽然有纵向的伸延，但社会内部却很难有横向的扩展。文化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女士（1926-）在她著名的《纵型社会的人际关系》中（1967年、讲谈社）剖析了日本的社会结构以及个人与其社会的关系。他认为日本是一个纵型结构的集团主义社会。与之相反中国、印度、英美等为横型结构的社会。在本书的第二章里她分析了构成集团社会的“场”。这个“场”被认为是主体性的、是表示自己存在的凭依。在“场”内或在“场”外当然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处境。因为是纵型社会所以不能脱离自己所属的集团，否则就是“场”外人，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可以随便捏拿踩打的人。不难想象今天日本社会上的忧郁征者和浮浪者（露宿室外、以乞讨为生）为什么与日俱增。在第七章中作者又强调了日本文化令外国人难以理解，缺乏国际性。确实如此，日本人和外国人的关系实在很复杂。在本尼迪克特（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的“耻文化”的铺垫下（《菊与刀》），日本人循规守矩，编织了一个委婉暧昧，独特优美的文化。这个文化非土生土长者要想领会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多年的生活体验，令我深深地领会到日本文化颇有一种禅宗的意味□□悟。是去领悟如何把你自己融入你所属的集团，而不是用你的智能和个性与这个集团解决疑难、和平共处。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不相欠、不深交，友谊和信赖像一根风筝的线，脆弱得随时都会折断。如果你急于交朋友，大度地善待他人的时候，有可能会被误解——别有用心。他们以共同的爱好相聚，铸筑自己的世界。喜欢运动的人、喜欢工作的人、喜欢喝酒的人、喜欢品头论足的人......正可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日本人之间喜欢大家在一个温暖的气团里，每个人都争取适应这个气团的温度。有谁冲破了这个气团就立刻会被认为是“怪人”，受到“村八分”（江户时代在村落民中，制裁违反村规者不准村民与其往来）的惩罚。在大众文化里，每个集团都希望制造一个这样的“怪人”，以好使大家有发泄的场所。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日本人已经意识到这些“怪人”，都是有个性的人，他们拿出勇气来挑战这古老的习惯。但是，这些人毕竟是少数的。异文化者可以从书本上理解日本文化的表象，但是，对一些细微的过程不是轻易能够理解的，尤其是深层的文化含义和民族意识，可能只有靠每个人自己去领悟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相处多年的朋友住院了。我要去看望。在花店前我看到一盆清馨芳香的兰花。我马上想到这花会开很长时间，而且今年开完明年还可以再开。于是就提著这盆重重的兰花去了医院，并得意地跟她聊起了养花的乐趣。她没表示高兴，也没表示不高兴。可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日本人看望病人时，不能送盆栽，不然会把病根栽进医院，病人永不得痊愈。透过多年的光阴我好象看到了那天傍晚，我离开医院后她的不安和霉气。然而，至今她也没有告诉我这个习惯，也没有再提起那盆兰花。日本人不喜欢说教和非难他人，因为这是一种“耻”行为。
想起这件事，我总是难以释怀。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好朋友绝对是良药苦口，互相忠告。这不过是一个例子。在日本每个异文化者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其实这些小事里孕含著深层的日本文化，也就是说异文化者是“场”外人。有些人对“场”外人表示理解或包容，但是，更多的人还是“另眼看待”的，应该说这与日本民族的单一文化有关系。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那就是日本国会的实况转播。多年来一直令我费解，一个国家的议会应该是庄严的。为什么彬彬有礼、品格风貌高尚的日本民族，国会上竟然像大孩子吵架，互相纠葛，一片哗然呢?要说它象征著日本的民主和自由，我认为更象征著其深层的文化。有句人人皆知的谚语：“出来的钉子要挨打”。是的，国家首相就是出来的钉子，所以议会上要挨众议员的打。在孩子的社会里也是一样，从幼年起他们就知道：“要和大家一样，否则‘要挨打’”。学校灌输“都一样”的方针，老师们意识不到这是扼杀孩子们的个性，以为这就是所谓平等。如果以明暗之说来剖析日本文化，那么彬彬有礼和“耻文化”则为“明”文化，而国会的实况转播，还有“怪人”之说则可为“暗”文化吧。这“明暗”之间该是多么复杂、多么耐人寻味呢？而且“暗”往往折服了“明”，令人们宁愿孤独，也“不深交”。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泡沫经济使日本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必然性的变化，接踵而来的是要面对变革时期的各种社会现象。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在经济市场的需求下，终于无法执意地维护固有文化的“场”了。日本社会不得不引进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异文化者。据日本经济企画厅统计：日本的劳动人口从2005年开始下降，到2025年每年将下降40万人口、再往后每年将下降60万人口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当然需要外国人来填补。日本终于开始面临历史遗留下来的疑难“国际化”问题。二十一世纪前后，历来属于日本人自己的公务员、研究机构等也开始正式聘用外国人了。目前，各行各业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种族和国籍已经不再是工作的障碍了。无疑，日本经济的衰颓给日本文化带来了新的冲击，创造了日本人自省的契机，使日本文化发生了质上的变化。当然，推动这个文化变革的还有一个大力量——因特网和手机的出现。
历史的车轮仿佛一个巨大的光圈，无始也无终地运转。沉睡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也终于一声咆哮，振作了起来。现在，留学生已经不需要我们那个时代的沉重和郁闷，更多人也不再需要为学费和生活奔波了。加之日本出生率下降，引致大学学员缺位。而且，大学工作者对留学生不再陌生，他们已经有了丰富的指导经验。这些都为留学日本的年轻人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人类在进步，世界在向均衡流转。但是，不能忘记邻邦日本虽然曾经给我们带来了灾难，可一个多世纪以来又一直是我们的启蒙者和避风港湾。当年，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孙文的第一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辛亥革命也是在日本筹备的。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明治维新吸引了众多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比如廖仲恺、李大钊、陈独秀、汪精卫、蒋介石、鲁迅、周作人，都曾留学日本。
又是一个山花烂漫的时刻。多少往事象潮水一样，涌来又退去。岁月风化了昔日那些绿色的梦。迷茫、怅惘、挣扎……所有的记忆，都仿佛窗外正在飘零的樱花，清纯又哀婉。被疼痛折弯了的路，铺满了沧桑，好象一条船，在生命的大海里漂泊、离索，伴著绝望的孤寂，寻找心灵的彼岸——灵魂的梦乡。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命运的流亡者。迷蒙中在日本岛上，我已经‘流亡’了将近30个年头。生命的多半，在两个文化的碰撞中，在自己内心的抵触中匆匆而逝。今天赫然回首才知道：灵魂的梦乡，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要想抵达首先要回归于我们自身，
从众多文化的破碎中走向一个完整的自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