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推行基本工资，以保障低技术劳工的工作权益及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然而早期它属于临时条例，公布后却未予施行，直到1984年8月1日《劳动基准法》通过后，劳工基本工资才正式实行。
劳工基本工资在台湾的调涨情况，反映出在现实经济环境的压力下，政府面对如何平衡劳资利益的问题；原本是基于保障劳工最基本生活需求而制定的基本工资，却因为每次调涨太少，而出现基本工资与生活水准差距很大的情况，偏离了当初制定基本工资的立法精神。
基本工资调涨冻结10年
80年代的台湾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基本工资每隔一两年调涨一次。进入9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放缓，重要产业开始向外迁移，这十年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为了避免提高厂商经营成本与增加失业人口，在1997年至2007年期间，劳工基本工资冻结调涨，长期停留在每月1万5840（新台币，下同，约704新元），直到2007年7月，冻结多年的基本工资解冻，上调至1万7280新台币，涨幅9％。
去年9月，因工商团体反对基本工资调涨，劳工团体到工业总会前上演“上吊”行动剧、又到劳委会抗议，宣泄“基本工资不涨、劳工活不下去”。
面对劳工团体的强烈抗议，劳委会同月召集劳资政代表及学者，召开基本工资委员会，商讨的结果是参考过去三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以及前一年的经济负增长和高失业率，将消费者物价指数4.47％减一个百分点作为调薪基础，得出逾3％的调幅。今年一月开始，160万领取基本工资的劳工薪资，从原有的每月1万 7280新台币，增加到1万7880新台币，时薪则由95元调高至98元。
由于台湾的薪金与劳保和保健挂钩，调涨基本工资对企业而言牵一发动全身。劳工基本工资调涨逾3％，资方每年劳动成本负担估计将增加超过115亿新台币。一项网上调查显示，逾百间接受网络问卷访问的企业，有六成反对调涨基本工资。对资方而言，若过度调高，为了维持经营成本，恐会缩减员工福利或津贴，甚至减少雇佣劳工。
2007年调整基本工资
一年内近6万劳工失业
在2008年，劳委会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参考了中经院相关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2007年调整基本工资后，不到一年便有5万8000名低技术劳工失业。另一方面，学者指出，民进党执政时为了安抚劳工，在2000年将每周工时从48小时减少到42小时，对当时的经济带来了影响。隔年开始，台湾的失业率就一直回不到3％以下。
不过，劳工团体并没有考虑到调涨背后的就业危机，坚定地捍卫基本工资调涨的权益。以今年实施的新基本工资为例，调薪600元和当初要求调涨至每月2万2115元的差距太大，尽管工资有所调涨，劳工团体仍痛批政府敷衍劳工，认为政府既然看好接下来的经济增长，应把成果回馈给劳工，今年应把过去未调足的补足。受访的学者相信，今年基本工资调涨将继续成为热门议题。
国立政治大学劳工研究所教授成之约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台湾基本工资实施之初是为了满足劳工的基本生活需求，因此调涨公式也计算家户所得，并不完全是 “最低工资”的概念；但到了90年代，调涨公式却不再加入家户所得，而主要是看劳工生产力及物价指数，和其他国家的最低工资定义相同。
他说，这些年由劳委会主导的基本工资委员会一直未采用标准调涨公式，而且在基本工资冻结的十年期间，基本工资委员会也未定期开会商议。
他表示，基本工资的设立是为了要照顾劳工的基本生活需求，与此同时也能带动企业透过提供员工培训，提高生产力，以应付经营成本的增加。然而，制定法律不是唯一的方法。他以新加坡为例，虽然新加坡没有基本工资或最低工资，但是有类似台湾基本工资委员会功能的官方组织，发挥维护劳工福利的作用，对企业形成一定的约束力。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隆教授告诉本报，即使制定了基本工资，由谁来承担低薪工作者所需要的社会福利的问题仍然存在。到底劳资政三方要如何分摊，是调涨基本工资涉及的平衡问题。
他指出，台湾劳工团体认为应该由企业来承担，却忽视了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能力负担。
小企业受基本工资影响
他说，台湾虽然有基本工资，但是实际上未严格落实。以台湾南部的服务业为例，每月的薪金1万5000左右，较基本工资更低。官方每年检查的企业多数是大企业，大企业有能力支付基本工资。真正受到基本工资影响的是小型企业及弱势企业。若人力成本增加，小型企业要经营下去的选择不外是转嫁消费者或裁员，结果未必对劳工有利。
他认为，若政府正视低技术劳工的福利，除了制定基本工资，还有其他方法，包括从提供衣食住行方面的福利，例如公共住宅等，从而减轻生活负担，即使最低工资未能负担生活费用，劳工仍能维持基本生活。
劳工基本工资在台湾的调涨情况，反映出在现实经济环境的压力下，政府面对如何平衡劳资利益的问题；原本是基于保障劳工最基本生活需求而制定的基本工资，却因为每次调涨太少，而出现基本工资与生活水准差距很大的情况，偏离了当初制定基本工资的立法精神。
基本工资调涨冻结10年
80年代的台湾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基本工资每隔一两年调涨一次。进入9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放缓，重要产业开始向外迁移，这十年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为了避免提高厂商经营成本与增加失业人口，在1997年至2007年期间，劳工基本工资冻结调涨，长期停留在每月1万5840（新台币，下同，约704新元），直到2007年7月，冻结多年的基本工资解冻，上调至1万7280新台币，涨幅9％。
去年9月，因工商团体反对基本工资调涨，劳工团体到工业总会前上演“上吊”行动剧、又到劳委会抗议，宣泄“基本工资不涨、劳工活不下去”。
面对劳工团体的强烈抗议，劳委会同月召集劳资政代表及学者，召开基本工资委员会，商讨的结果是参考过去三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以及前一年的经济负增长和高失业率，将消费者物价指数4.47％减一个百分点作为调薪基础，得出逾3％的调幅。今年一月开始，160万领取基本工资的劳工薪资，从原有的每月1万 7280新台币，增加到1万7880新台币，时薪则由95元调高至98元。
由于台湾的薪金与劳保和保健挂钩，调涨基本工资对企业而言牵一发动全身。劳工基本工资调涨逾3％，资方每年劳动成本负担估计将增加超过115亿新台币。一项网上调查显示，逾百间接受网络问卷访问的企业，有六成反对调涨基本工资。对资方而言，若过度调高，为了维持经营成本，恐会缩减员工福利或津贴，甚至减少雇佣劳工。
2007年调整基本工资
一年内近6万劳工失业
在2008年，劳委会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参考了中经院相关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2007年调整基本工资后，不到一年便有5万8000名低技术劳工失业。另一方面，学者指出，民进党执政时为了安抚劳工，在2000年将每周工时从48小时减少到42小时，对当时的经济带来了影响。隔年开始，台湾的失业率就一直回不到3％以下。
不过，劳工团体并没有考虑到调涨背后的就业危机，坚定地捍卫基本工资调涨的权益。以今年实施的新基本工资为例，调薪600元和当初要求调涨至每月2万2115元的差距太大，尽管工资有所调涨，劳工团体仍痛批政府敷衍劳工，认为政府既然看好接下来的经济增长，应把成果回馈给劳工，今年应把过去未调足的补足。受访的学者相信，今年基本工资调涨将继续成为热门议题。
国立政治大学劳工研究所教授成之约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台湾基本工资实施之初是为了满足劳工的基本生活需求，因此调涨公式也计算家户所得，并不完全是 “最低工资”的概念；但到了90年代，调涨公式却不再加入家户所得，而主要是看劳工生产力及物价指数，和其他国家的最低工资定义相同。
他说，这些年由劳委会主导的基本工资委员会一直未采用标准调涨公式，而且在基本工资冻结的十年期间，基本工资委员会也未定期开会商议。
他表示，基本工资的设立是为了要照顾劳工的基本生活需求，与此同时也能带动企业透过提供员工培训，提高生产力，以应付经营成本的增加。然而，制定法律不是唯一的方法。他以新加坡为例，虽然新加坡没有基本工资或最低工资，但是有类似台湾基本工资委员会功能的官方组织，发挥维护劳工福利的作用，对企业形成一定的约束力。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隆教授告诉本报，即使制定了基本工资，由谁来承担低薪工作者所需要的社会福利的问题仍然存在。到底劳资政三方要如何分摊，是调涨基本工资涉及的平衡问题。
他指出，台湾劳工团体认为应该由企业来承担，却忽视了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能力负担。
小企业受基本工资影响
他说，台湾虽然有基本工资，但是实际上未严格落实。以台湾南部的服务业为例，每月的薪金1万5000左右，较基本工资更低。官方每年检查的企业多数是大企业，大企业有能力支付基本工资。真正受到基本工资影响的是小型企业及弱势企业。若人力成本增加，小型企业要经营下去的选择不外是转嫁消费者或裁员，结果未必对劳工有利。
他认为，若政府正视低技术劳工的福利，除了制定基本工资，还有其他方法，包括从提供衣食住行方面的福利，例如公共住宅等，从而减轻生活负担，即使最低工资未能负担生活费用，劳工仍能维持基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