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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暧昧的日本
日期: 05年08月3期
  ■ 李长声
  中国人最爱讲光明正大,打开天窗说亮话,而日本人偏偏暧昧,就不免招我们厌恶。
  暧昧是心下明白,嘴上含糊其词,与马虎不同,马虎是压根儿没明白或不想明白。乍到日本时,看见房间里铺满榻榻米,一块是一块,清清楚楚,不像我们那里的八平方十来平方,只有个狭小的概念,马马虎虎。吃饭则一人一份儿,也不像咱们摆上一桌子,四面八方齐下箸,多吃多占谁清楚?日久天长,听他们说话,看他们做事,和他们说话做事,体味到暧昧,哪像中国人有一点大事小情,鸭子下水、绵羊进圈一般争先恐后地表态。但近墨者黑,渐渐也跟着暧昧,而今听愤青愤老那种往死里说的激烈反倒觉得刺耳了。
  活得暧昧,日本人自己也认账。当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骑野鹅骑飞机,到斯德哥尔摩讲演,题为《暧昧日本的我》,这是套用了“日语作家第一个站在这个地方的川端康成”讲演的题目《美丽日本的我》。大江认为川端讲得“极其美丽又极其暧昧”,那种暧昧劲儿首先表现在题目上——“美丽日本的”的“的”,在日语里既表示所属,又可以理解为同位,以致英译为“美丽的日本与我”也不能算叛逆。如常地理解为所属,汉译就是“美丽日本的我”。日语使用不同的助词,“美丽的”或“暧昧的”的“的”是定性,“日本的”的“的”是所属,并非像我这样侨居,人在暧昧的日本。中文只有“的”,话就说得暧昧了,或许去掉一个“的”,“美丽”或“暧昧”就完全是“日本”的了。大江健三郎的说法似不无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但就势说到了日本的暧昧,至为深刻。他说?“据我观察,国门开放以后,近现代化一百二十年,今天的日本从根本上被暧昧性的两极撕裂。而我,作为一个被这种暧昧性创伤一般打上烙印的作家就活在其间。强大而锐利以至把国家和人一块儿撕裂的暧昧性用多种形式呈现在日本和日本人的表面。日本近现代化定向为全盘向西方学习,但日本位于亚洲,日本人一直坚定地保护传统文化。如此暧昧的进展使其自身竟至在亚洲充当了侵略者。近现代的日本文化虽然全面向西方敞开,但是在西方方面看来,始终有暗昧不明之处,总不能理解,或者至少是理解不畅。至于在亚洲,不仅政治上,而且社会、文化上也处于孤立。”
  凡事见仁见智,甚至有更多日本人觉得暧昧是以和为贵的表现,暧昧是一种美,结晶了俳句,或如水墨画的空白,他们就叹息日本越来越不暧昧了。例如池波正太郎,他是武侠小说家,也写得一手好随笔,尤其是关于美食的,读起来好像站在街上看店家杀鳗鱼,烤鳗鱼,烟味也闻了,只差没吃到嘴。他说?“近来日本,对什么事情都不是‘白’就是‘黑’,中间的色调完全没有了。”
  黑白分明,最近的事例就是在电视上闹腾了一阵子的堀江贵文:做网页起家,几年工夫富得恨不能买下天下。年轻人崇拜他,崇拜的就是他敢说敢做。三十出头,公然捅破窗户纸,说出日本人的心里话?有钱的家伙了不起;钱能买来人心;女人跟钱跑。出头露面也不系领带,轻装上阵,彷佛给毅然救地球于温暖的国会议员们带了个头。解下领带也有助于淡化日本人的双重性形象,但看惯了西装严谨,开放了领口的国会就显得闲散。电视上小泉首相蓬着头,面也像垢,总一副宵旰模样,而细田官房长官甘当反衬,答记者问无精打彩,欠人家钱似的。小泉爱说硬话,扒开来没有实质,趁人没回过味儿来,就又去靖国神社拜了拜。挨个看看日本政治家,大概石原慎太郎算是不暧昧的一个,他本人也知道,如今在中国名声最臭了。说话做事不暧昧,我们能分明知道对手在哪里,回骂也痛快,骂他个狗血喷头,这也是石原的可爱之处。
  他在月刊杂志《文艺春秋》上“正告中国”,话就说得非常狠。大意是,叫嚷反日的暴徒和当年手持毛泽东语录的红卫兵是一路货,为什么中国教科书里没有关于文革的内容?现今中国人相信的不是共产主义之类思想,而是共产政权下自由经济的好处,这是中国的历史性DNA。今后十年中国很可能分裂。用因特网、电波等手段刺激中国人的人权意识,让他们知道贫富差别之大。抵制北京奥运会。派自卫队驻扎钓鱼岛,中国绝不敢动手打。
  石原以名声最臭的日本人为荣,表示今后要继续大放厥词,偏不让中国人舒服。不止说说而已,还落实到行动上,日前就下海潜了潜,好像这下子“礁”就变成“岛”。潜海是他写小说《太阳的季节》那年月常玩的,但而今挑战的可不是挺起男根就戳个窟窿的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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