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亚明 (旅日作家、编辑)
佐野洋子11月5日因乳腺癌去世了，享年72岁。按照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来说，她属于早逝（尽管日本最近查出不少死了也不销户口继续领养老金的“长寿老人”）。佐野是日本著名的作家、画家，有各种头衔，得过包括天皇授勋的多种奖项。她创作的图画书名作《活了一百万次的猫》在日本30多年来畅销不衰，在中国也深受欢迎。佐野比我长15岁，我们是“同乡”、“同行”，也是多年的忘年交。在这篇短文里，我不打算对她的业绩做过多的描述，只想写写她与中国的缘分和情愫。
记得在1999年建国50周年大庆时，我带她和她妹妹去北京“寻根”。那是她相隔54年后第一次回中国。当车从机场高速下来驶入平安大道时，一排排灰色的平房映入眼帘。突然，坐在我旁边的佐野洋子放声哭了起来。在日本，出声音大哭的人很少见，我更是第一次看到她哭，而且哭得那么动情。我著实吃了一惊，大概出租司机受惊的程度也不亚于我，车放慢了速度。可我却找不出适当的话来安慰佐野，只好默默地等她哭完。
她哭完后也到了饭店。她告诉我，那些灰色的四合院，是她半世纪来无数次萦绕在脑际出现在梦中的。佐野出生在1938年的北京，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年月，日本人为什么会出生在中国。幸亏她父亲双手没有沾满鲜血，他是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专业是中国农村问题，而且据说他是受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影响上的路。他后来参加了满铁农村调研组，在华北农村对中国农民的生活生产状况做了极为细致的调查。当然，这些研究成果最终恐怕是要为侵华战争服务的，可是没有等到它们派上用场战争就结束了。后来，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六大本《中国农村调查》的巨著，成为二战时期中国农村研究的世界性权威成果。
佐野洋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生在北京的。那时，他们全家住在西单小口袋胡同甲六号的小四合院里。每天，父亲上班走后，她就在四合院的院子里和弟弟玩。她说，她印象里北京的天空是方形的。她清楚地记得邻家的猫总是蹲在她家的墙上。她很少走出那座小四合院，偶尔出去，冬天会看到路上冻死的人。但是家里的佣人都是中国人，所以她有很多机会与中国的大人接触。
那时，每天有驴车进城卖水，有一次她不小心拔掉了水车上木塞，闯了大祸。她很少有机会和中国孩子玩，有一天在院外的大树下和一个中国的男孩子玩的半天，成为她终生的愉快记忆。
就这样，佐野在北京的四方形的天空下长到了6岁。后来，战况吃紧，她们全家搬到了大连住了一年，战败后回国。
佐野洋子一直很怀念她的父亲。她说：“小时候父亲总不在家，但是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们带回好多中国的点心和玩具。”第二次重访北京时，她一定要亲眼看看她父亲调查过的农村。我根据《中国农村调查》里的资料，找到了离京较近的昌平沙井村。当我们驱车前往时，发现沙井村已不是农村，变成了一片住宅小区，一栋栋新建的公寓楼房正在出售。
佐野洋子黯然。但意外的是，我们通过问讯竟然在楼里找到了原来的村民。他们以住进楼房为条件，把土地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更令人惊喜的是，70多年前的《中国农村调查》里出现的村民名册中，竟然有人还在世！
我们马上爬楼梯敲开了那家门。当年因父亲去世17岁就当了户主，名册上最年轻的张姓农民，虽已高龄，但身体硬朗，对日本调查组的情况记忆犹新。他看著我带来的复印件告诉我，这些村里的照片他是第一次见到，资料上关于他家有几头牛几把锄等记载也很准确，关于他进京打过工的描述也一点儿没错。说著说著，他那小脚的妻子从厨房里拿出来两把木柄勺子。我一眼就看出是日本的东西。我小时候见过奶奶的小脚，没有想到在二十一世纪还能看到小脚！
小脚的妻子说：“当年我给日本人做饭，他们净吃白面呢。我们女人在厨房里不能出去见他们。他们一共6个人，我不知哪个叫佐野。他们走时，给我留下了两把勺子做礼物。你看，可好用呢。多少年了，我们搬了好几次家我都舍不得扔，也许一直用到死吧。”当我把她的话译给佐野洋子时，佐野又一次大哭起来。
佐野洋子在中国成长的7年，奠定了她的人生基础。北京的空气、水、食物不仅养育了她的身躯，而且对她的美感和想象力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我想，她的艺术土壤与中国的水土密不可分。她作品中的直率、大气、夸张的大陆型风格，在日本作家中很少见，很新颖，成为她最叫座的特色。
而且，她幼时眼中的中国，没有大人的那些复杂成分和利害关系，她那像北京蓝天般纯净的孩子的好奇心，那种辽阔的视野，后来融入了她的作品中。连她的代表作中那个“活了一百万次”的比喻，都不是纯日本人的气魄所能想象出来的。只有大陆广阔的天地，才会产生近似于“白发三千丈”的意境。
记得我领佐野去天坛公园时，她惊叫起来：“哎，天坛的房顶怎么是紫色的？不是绿色的吗？” 我心想，你说什么呢？紫色的屋顶是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象征，什么时候变出了绿色呢？ 但是，当我们站到了天坛下面，我全明白了。原来，屋顶上面是紫色的，而屋顶下面是绿色的。幼小的洋子抬头看，看到的自然是绿色，所以她的记忆中，天坛的屋顶就成为绿色的了。
我陪同佐野洋子三次回北京，其中两次去西单一带寻找她的故居。根据她记忆中的门牌号，以及能在家里听到有轨电车的铃声、院里有枣树、门外有4棵大榆树、不远处有女子中学等记忆，我们走遍了附近的大小胡同，可最终也未能确认她的故居。估计是道路扩建时拆掉了。她站在西单的大路上，伸开双臂，幽默地说：“这一带都算我的故乡吧！”
佐野洋子总是向我显示：你虽然是北京人，但是你不知道这种吃的吧，这种用的吧……她往往会拿出笔来画。我的确大都没有见过。那时我想到，随著时代的变迁，北京的很多东西永远地消失了。虽然春天里地上桌上总是浮著一层细沙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但是北京已经没有运水的驴车、街上阔步的骆驼、长袍马褂的行人、路旁僵直的尸体……。和70多年前相比，北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要找到昔日北京的身影，本身就是一种奢望。佐野说：“这和我记忆中的北京，已不是同一个国家了。”我心说：“现在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呀！”
我还陪佐野洋子去过上海和苏杭等地，但她的兴致总也比不上去北京高。在她病得很严重时，我们全家带她最后一次回北京。她说：“我哪儿都不想去，只希望在四合院的院子里坐坐。”我们满足了她的要求，住在一家四合院宾馆。她真的从早上起来就一直坐在院里，望著院里的平房、海棠树和枣树，还有四方形的天空，陷入长久的冥想之中。也许，她的一生像走马灯一样在眼前不断地掠过吧。
在佐野洋子的告别仪式上，望著她安详的遗容，我想了许久。她是一个日本人，由于她所不能左右的原因，出生在北京，并度过了童年时代。中国的风土人情自然环境滋润了她，造就了她，形成了她作为作家的基本风格。而她又把这些来自中国的营养通过作品输给无数读者，影响了不同年龄层的日本人。
那么，这样一个日本人，她是否像我们说的那样一定要“热爱中国”呢？我不欣赏这种说法。我们都知道，LOVE和LIKE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有“爱”就有“恨”，而“喜欢”这种心情则比较稳定。我与佐野洋子交往近二十年，我知道，她对中国也不是那种LOVE的心情，最多可以称之为LIKE吧。她真正爱的是自己，还有祖国日本。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时，日本儿童图书评议会决定把佐野洋子的《活了一百万次的猫》中文版作为礼物赠送给受灾的儿童们。佐野说，那批书的版税也一起赠送吧。我作为该书的译者，非常感激她。
但是，当她知道自己病入膏肓时，买房买车挥金如土。她说想在生前把大笔资产挥霍掉，最后的时光不用在工作上而要用在打麻将上，全玩掉算了。她也没有想过把钱捐给养育过她的中国，也没有想过要帮助那些上不了学的中国农村贫困的孩子们。
佐野洋子并不是一个需要媒体吹捧的那种活在理想中的人物。她活得很真实，很坦白，很自由，她的思维是典型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她不虚伪，不掩饰，不充当好人，不自认是好人，想怎么干就拼命怎么干，为自己认真地活了一辈子。可以说，这些也是她的人格魅力之一吧。
我想，我们不能强求一个外国人“热爱”中国，我也不想把她描绘成一个“洋雷锋”，只要她喜欢中国就足矣。如同住在日本的中国人，恐怕也很少有几个“热爱”日本的吧。不同民族的交往，特别是近邻，建立LIKE对方的感情才是最现实、最牢靠，也是最能持久的。中日两国人民不需要也不可能互相“热爱”。我们互相喜欢对方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才能建立和谐与稳定的邻国关系。
我作为佐野洋子的朋友和半个老乡，在她去世的时候，像她一样说几句真话以纪念她。
再见吧！
可惜你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也没有想学过。
佐野洋子11月5日因乳腺癌去世了，享年72岁。按照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来说，她属于早逝（尽管日本最近查出不少死了也不销户口继续领养老金的“长寿老人”）。佐野是日本著名的作家、画家，有各种头衔，得过包括天皇授勋的多种奖项。她创作的图画书名作《活了一百万次的猫》在日本30多年来畅销不衰，在中国也深受欢迎。佐野比我长15岁，我们是“同乡”、“同行”，也是多年的忘年交。在这篇短文里，我不打算对她的业绩做过多的描述，只想写写她与中国的缘分和情愫。
记得在1999年建国50周年大庆时，我带她和她妹妹去北京“寻根”。那是她相隔54年后第一次回中国。当车从机场高速下来驶入平安大道时，一排排灰色的平房映入眼帘。突然，坐在我旁边的佐野洋子放声哭了起来。在日本，出声音大哭的人很少见，我更是第一次看到她哭，而且哭得那么动情。我著实吃了一惊，大概出租司机受惊的程度也不亚于我，车放慢了速度。可我却找不出适当的话来安慰佐野，只好默默地等她哭完。
她哭完后也到了饭店。她告诉我，那些灰色的四合院，是她半世纪来无数次萦绕在脑际出现在梦中的。佐野出生在1938年的北京，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年月，日本人为什么会出生在中国。幸亏她父亲双手没有沾满鲜血，他是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专业是中国农村问题，而且据说他是受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影响上的路。他后来参加了满铁农村调研组，在华北农村对中国农民的生活生产状况做了极为细致的调查。当然，这些研究成果最终恐怕是要为侵华战争服务的，可是没有等到它们派上用场战争就结束了。后来，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六大本《中国农村调查》的巨著，成为二战时期中国农村研究的世界性权威成果。
佐野洋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生在北京的。那时，他们全家住在西单小口袋胡同甲六号的小四合院里。每天，父亲上班走后，她就在四合院的院子里和弟弟玩。她说，她印象里北京的天空是方形的。她清楚地记得邻家的猫总是蹲在她家的墙上。她很少走出那座小四合院，偶尔出去，冬天会看到路上冻死的人。但是家里的佣人都是中国人，所以她有很多机会与中国的大人接触。
那时，每天有驴车进城卖水，有一次她不小心拔掉了水车上木塞，闯了大祸。她很少有机会和中国孩子玩，有一天在院外的大树下和一个中国的男孩子玩的半天，成为她终生的愉快记忆。
就这样，佐野在北京的四方形的天空下长到了6岁。后来，战况吃紧，她们全家搬到了大连住了一年，战败后回国。
佐野洋子一直很怀念她的父亲。她说：“小时候父亲总不在家，但是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们带回好多中国的点心和玩具。”第二次重访北京时，她一定要亲眼看看她父亲调查过的农村。我根据《中国农村调查》里的资料，找到了离京较近的昌平沙井村。当我们驱车前往时，发现沙井村已不是农村，变成了一片住宅小区，一栋栋新建的公寓楼房正在出售。
佐野洋子黯然。但意外的是，我们通过问讯竟然在楼里找到了原来的村民。他们以住进楼房为条件，把土地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更令人惊喜的是，70多年前的《中国农村调查》里出现的村民名册中，竟然有人还在世！
我们马上爬楼梯敲开了那家门。当年因父亲去世17岁就当了户主，名册上最年轻的张姓农民，虽已高龄，但身体硬朗，对日本调查组的情况记忆犹新。他看著我带来的复印件告诉我，这些村里的照片他是第一次见到，资料上关于他家有几头牛几把锄等记载也很准确，关于他进京打过工的描述也一点儿没错。说著说著，他那小脚的妻子从厨房里拿出来两把木柄勺子。我一眼就看出是日本的东西。我小时候见过奶奶的小脚，没有想到在二十一世纪还能看到小脚！
小脚的妻子说：“当年我给日本人做饭，他们净吃白面呢。我们女人在厨房里不能出去见他们。他们一共6个人，我不知哪个叫佐野。他们走时，给我留下了两把勺子做礼物。你看，可好用呢。多少年了，我们搬了好几次家我都舍不得扔，也许一直用到死吧。”当我把她的话译给佐野洋子时，佐野又一次大哭起来。
佐野洋子在中国成长的7年，奠定了她的人生基础。北京的空气、水、食物不仅养育了她的身躯，而且对她的美感和想象力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我想，她的艺术土壤与中国的水土密不可分。她作品中的直率、大气、夸张的大陆型风格，在日本作家中很少见，很新颖，成为她最叫座的特色。
而且，她幼时眼中的中国，没有大人的那些复杂成分和利害关系，她那像北京蓝天般纯净的孩子的好奇心，那种辽阔的视野，后来融入了她的作品中。连她的代表作中那个“活了一百万次”的比喻，都不是纯日本人的气魄所能想象出来的。只有大陆广阔的天地，才会产生近似于“白发三千丈”的意境。
记得我领佐野去天坛公园时，她惊叫起来：“哎，天坛的房顶怎么是紫色的？不是绿色的吗？” 我心想，你说什么呢？紫色的屋顶是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象征，什么时候变出了绿色呢？ 但是，当我们站到了天坛下面，我全明白了。原来，屋顶上面是紫色的，而屋顶下面是绿色的。幼小的洋子抬头看，看到的自然是绿色，所以她的记忆中，天坛的屋顶就成为绿色的了。
我陪同佐野洋子三次回北京，其中两次去西单一带寻找她的故居。根据她记忆中的门牌号，以及能在家里听到有轨电车的铃声、院里有枣树、门外有4棵大榆树、不远处有女子中学等记忆，我们走遍了附近的大小胡同，可最终也未能确认她的故居。估计是道路扩建时拆掉了。她站在西单的大路上，伸开双臂，幽默地说：“这一带都算我的故乡吧！”
佐野洋子总是向我显示：你虽然是北京人，但是你不知道这种吃的吧，这种用的吧……她往往会拿出笔来画。我的确大都没有见过。那时我想到，随著时代的变迁，北京的很多东西永远地消失了。虽然春天里地上桌上总是浮著一层细沙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但是北京已经没有运水的驴车、街上阔步的骆驼、长袍马褂的行人、路旁僵直的尸体……。和70多年前相比，北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要找到昔日北京的身影，本身就是一种奢望。佐野说：“这和我记忆中的北京，已不是同一个国家了。”我心说：“现在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呀！”
我还陪佐野洋子去过上海和苏杭等地，但她的兴致总也比不上去北京高。在她病得很严重时，我们全家带她最后一次回北京。她说：“我哪儿都不想去，只希望在四合院的院子里坐坐。”我们满足了她的要求，住在一家四合院宾馆。她真的从早上起来就一直坐在院里，望著院里的平房、海棠树和枣树，还有四方形的天空，陷入长久的冥想之中。也许，她的一生像走马灯一样在眼前不断地掠过吧。
在佐野洋子的告别仪式上，望著她安详的遗容，我想了许久。她是一个日本人，由于她所不能左右的原因，出生在北京，并度过了童年时代。中国的风土人情自然环境滋润了她，造就了她，形成了她作为作家的基本风格。而她又把这些来自中国的营养通过作品输给无数读者，影响了不同年龄层的日本人。
那么，这样一个日本人，她是否像我们说的那样一定要“热爱中国”呢？我不欣赏这种说法。我们都知道，LOVE和LIKE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有“爱”就有“恨”，而“喜欢”这种心情则比较稳定。我与佐野洋子交往近二十年，我知道，她对中国也不是那种LOVE的心情，最多可以称之为LIKE吧。她真正爱的是自己，还有祖国日本。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时，日本儿童图书评议会决定把佐野洋子的《活了一百万次的猫》中文版作为礼物赠送给受灾的儿童们。佐野说，那批书的版税也一起赠送吧。我作为该书的译者，非常感激她。
但是，当她知道自己病入膏肓时，买房买车挥金如土。她说想在生前把大笔资产挥霍掉，最后的时光不用在工作上而要用在打麻将上，全玩掉算了。她也没有想过把钱捐给养育过她的中国，也没有想过要帮助那些上不了学的中国农村贫困的孩子们。
佐野洋子并不是一个需要媒体吹捧的那种活在理想中的人物。她活得很真实，很坦白，很自由，她的思维是典型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她不虚伪，不掩饰，不充当好人，不自认是好人，想怎么干就拼命怎么干，为自己认真地活了一辈子。可以说，这些也是她的人格魅力之一吧。
我想，我们不能强求一个外国人“热爱”中国，我也不想把她描绘成一个“洋雷锋”，只要她喜欢中国就足矣。如同住在日本的中国人，恐怕也很少有几个“热爱”日本的吧。不同民族的交往，特别是近邻，建立LIKE对方的感情才是最现实、最牢靠，也是最能持久的。中日两国人民不需要也不可能互相“热爱”。我们互相喜欢对方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才能建立和谐与稳定的邻国关系。
我作为佐野洋子的朋友和半个老乡，在她去世的时候，像她一样说几句真话以纪念她。
再见吧！
可惜你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也没有想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