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景路
国人素好动辄炫耀中华文明，有时甚或恨不得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文明都与中华文明挂上点钩方趁心愿。近来坊间研究日本之风甚骤。于是乎，在今日剖析日本历史文化书籍匮乏的实境下，七、八十年前蒋百里的《日本人》、戴季陶的《日本论》等就又都重新热乎起来。尤其是那位从未涉足日本半步的美国老太本尼迪克特的一部《菊与刀》以及解析《菊与刀》的各种论著，更是一时“人气”大升。“本老太”在《菊与刀》中闭门造出的日本“耻感文化”论，也就理所当然的被我们的研究者及时发现并鉴定出其乃源于中国儒教。经过我们的研究家们把“日本耻感文化”的放大、光大后，“日本耻文化”五字，在华夏就颇有时髦感了。
“耻”，发于中国。《辞海》中就把《书．说命下》的“其心愧耻”作为对“耻”字的基本释义。而儒家著作里也处处可见对“耻”的阐述。《论语》中把“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作为“士”的条件之一。《孟子．尽心上》上说：人不可以无耻，羞耻之心，义之端也。孔子更把“知、仁、勇”作为人的三大美德来阐述。他的“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数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孜孜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欧阳修亦说：“廉耻是立人之大节。”康有为也有：“风俗之养，在养民知耻”留世。其实，自古以来，古人一直也是把“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作为人生训条的，而违背了这些儒学要义，皆被视为“耻”，由此亦衍生出了世世代代规范国人行为的风俗信条。
而翻检《广辞苑》，发现日本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者，最初引进的中国儒家的廉耻观与中国古代典籍的释义亦很近似。近代培养了多位日本政坛精英的松下村塾主人吉田松阴，在其《讲孟杂记》中论及日本应有的新民族精神时，就首论“耻”字，说：“……君子之耻与小人之耻相比较，君子耻无德义，小人耻无名誉。君子耻无才能，小人耻无官禄……耻之一字，乃本帮武士之常言，可谓无有不知耻者。”他又说：“若要兴武士之道，必先兴知耻之道……”吉田之说，可谓概括了古时日本人对于耻的总体认识。但古代日本在引进中国儒家道德观的时候，对礼、智、信、忠、节等发扬光大，却由于地理环境和国情等因素影响，未能真正对“仁义”统领儒家道德体系的灵魂加以发扬。这就使得日本的古民今人的道德观念模糊不清暧昧横生。由此，今天我们也才能看到日本人一方面对上级忠诚、对事物认真、对人彬彬有礼；另一方面又藐视生命，毫无道义。这种畸形的道德观也导致了日本人没有固定的善恶观，只关心自己的行为是否不为上级及周围的人接受，让自己感到羞耻。如周围的人不接受自己的行为，则即使正义亦不为，如周围的人认可接受，那么，即使多么无耻的行为，日人也会欣然为之。只要随大流就不会感到羞耻，日本人畸形的道德伦理观就是这样练成的。这种畸形的道德伦理观导致了日本人视所谓的名誉如生命，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人战场上受到挫败感到极大的羞耻时，无论雪耻行动成功与否，其结局大都是悲剧性的“切腹自杀”。日本武士把我们视为“懦夫”行为的自杀奉为武士的至上信条，这种畸形的耻观念，被日本人确认为日人应有的最重要的伦理道德。以至于当今日本集团社会中，就演变成了个人都以集团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当他们做错了事情产生了无法挽回的坏影响而不被周围的人所认可时，内心的羞耻感便会无限制的放大，最终自杀谢罪。日本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周围群体的宽宥，消除生前之耻，这就与我们的耻观念大相径庭了。
世人往往对彬彬有礼的日本人之好色、急色和日本性产业性文化之发达而目瞪口呆。但了解了日本的“耻文化”概念后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那是因为今日日本人的“羞耻”概念已主要局限于是否给周围的群体添了麻烦。若无，则很少感到羞耻，正如有记者采访“援助交际”的当事者双方时当事者双方的妙答所述的那样：这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没有给任何人带来麻烦，谈何羞耻？以此论反击世论，世论就立时无言了。佩服日本人，找到了一块高级遮羞布——日本独有的“耻文化观念”，也只有在这种观念下，日本人才能不分大庭广众，说起性事来，立时就会眉飞色舞。其实即使没有这个畸形的耻文化观念，日本人还有古已有之的以神社性事来悦神的祭神活动等做借口而大行无遮大会之习俗。神仙尚且好色，何况普通民众乎。这正是：岛国人民不惧耻，奈何以耻惧之。
国人素好动辄炫耀中华文明，有时甚或恨不得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文明都与中华文明挂上点钩方趁心愿。近来坊间研究日本之风甚骤。于是乎，在今日剖析日本历史文化书籍匮乏的实境下，七、八十年前蒋百里的《日本人》、戴季陶的《日本论》等就又都重新热乎起来。尤其是那位从未涉足日本半步的美国老太本尼迪克特的一部《菊与刀》以及解析《菊与刀》的各种论著，更是一时“人气”大升。“本老太”在《菊与刀》中闭门造出的日本“耻感文化”论，也就理所当然的被我们的研究者及时发现并鉴定出其乃源于中国儒教。经过我们的研究家们把“日本耻感文化”的放大、光大后，“日本耻文化”五字，在华夏就颇有时髦感了。
“耻”，发于中国。《辞海》中就把《书．说命下》的“其心愧耻”作为对“耻”字的基本释义。而儒家著作里也处处可见对“耻”的阐述。《论语》中把“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作为“士”的条件之一。《孟子．尽心上》上说：人不可以无耻，羞耻之心，义之端也。孔子更把“知、仁、勇”作为人的三大美德来阐述。他的“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数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孜孜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欧阳修亦说：“廉耻是立人之大节。”康有为也有：“风俗之养，在养民知耻”留世。其实，自古以来，古人一直也是把“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作为人生训条的，而违背了这些儒学要义，皆被视为“耻”，由此亦衍生出了世世代代规范国人行为的风俗信条。
而翻检《广辞苑》，发现日本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者，最初引进的中国儒家的廉耻观与中国古代典籍的释义亦很近似。近代培养了多位日本政坛精英的松下村塾主人吉田松阴，在其《讲孟杂记》中论及日本应有的新民族精神时，就首论“耻”字，说：“……君子之耻与小人之耻相比较，君子耻无德义，小人耻无名誉。君子耻无才能，小人耻无官禄……耻之一字，乃本帮武士之常言，可谓无有不知耻者。”他又说：“若要兴武士之道，必先兴知耻之道……”吉田之说，可谓概括了古时日本人对于耻的总体认识。但古代日本在引进中国儒家道德观的时候，对礼、智、信、忠、节等发扬光大，却由于地理环境和国情等因素影响，未能真正对“仁义”统领儒家道德体系的灵魂加以发扬。这就使得日本的古民今人的道德观念模糊不清暧昧横生。由此，今天我们也才能看到日本人一方面对上级忠诚、对事物认真、对人彬彬有礼；另一方面又藐视生命，毫无道义。这种畸形的道德观也导致了日本人没有固定的善恶观，只关心自己的行为是否不为上级及周围的人接受，让自己感到羞耻。如周围的人不接受自己的行为，则即使正义亦不为，如周围的人认可接受，那么，即使多么无耻的行为，日人也会欣然为之。只要随大流就不会感到羞耻，日本人畸形的道德伦理观就是这样练成的。这种畸形的道德伦理观导致了日本人视所谓的名誉如生命，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人战场上受到挫败感到极大的羞耻时，无论雪耻行动成功与否，其结局大都是悲剧性的“切腹自杀”。日本武士把我们视为“懦夫”行为的自杀奉为武士的至上信条，这种畸形的耻观念，被日本人确认为日人应有的最重要的伦理道德。以至于当今日本集团社会中，就演变成了个人都以集团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当他们做错了事情产生了无法挽回的坏影响而不被周围的人所认可时，内心的羞耻感便会无限制的放大，最终自杀谢罪。日本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周围群体的宽宥，消除生前之耻，这就与我们的耻观念大相径庭了。
世人往往对彬彬有礼的日本人之好色、急色和日本性产业性文化之发达而目瞪口呆。但了解了日本的“耻文化”概念后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那是因为今日日本人的“羞耻”概念已主要局限于是否给周围的群体添了麻烦。若无，则很少感到羞耻，正如有记者采访“援助交际”的当事者双方时当事者双方的妙答所述的那样：这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没有给任何人带来麻烦，谈何羞耻？以此论反击世论，世论就立时无言了。佩服日本人，找到了一块高级遮羞布——日本独有的“耻文化观念”，也只有在这种观念下，日本人才能不分大庭广众，说起性事来，立时就会眉飞色舞。其实即使没有这个畸形的耻文化观念，日本人还有古已有之的以神社性事来悦神的祭神活动等做借口而大行无遮大会之习俗。神仙尚且好色，何况普通民众乎。这正是：岛国人民不惧耻，奈何以耻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