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位当年家喻户晓的“神童”的命运，发人深思。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中科大校友、盛元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树新回忆说，“那时他们在整个国家都是绝对的明星。”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宁铂。据当时的报道，宁铂2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为整个国家所熟知。他被称为“神童”。
受宁铂影响最深的是当时的孩子们。这个超乎寻常的“神童”刺激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促使他们向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相当多的孩子因此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多么平凡无奇。一些受到激励的孩子效仿宁铂，开始超前学习并跳级，另一些孩子则备感压力。
宁铂在1980年代早期的影响力是如此之高，以至20多年后，有人把他与张华、朱伯儒并列为当年的“时代人物”。
一切都源自一封信。1977年，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这位江西赣州八中高二级的少年天才。其时，中国百废待兴，举贤正是要务。当年11月3日，方毅副总理批示当时为中科院下属单位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到赣州考察宁铂，准备进行“破格”的教育，接着又为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
宁铂被公众看成是“神童中的神童”。从举荐信发出的那一刻起，这命运就注定无法逆转。1978年3月，宁铂和谢彦波由此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而其后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一时期后来即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代。整个国家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各种赞美也达到了最高峰。
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后来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张亚勤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看完之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神童”宁铂的事迹。几天之后，张亚勤跳了级。6个月后，他也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同样，谢彦波也被“选中”了。“宣传宁铂是因为他最有名，”当年的少年班校友说，“宣传谢彦波则是因为他年龄最小。”
很快，谢彦波天真的微笑、算术板书的背影，也出现在了媒体刊登的照片上。其后几年中，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广告上都有他的身影。尽管他还系着红领巾，又是一个畏惧与人交往的孩子，还是被安排经常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许久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如今，谢彦波也持相似的观点。他们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们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个中原因，正是多年以来甚少公开过的事实：在那宁铂与谢彦波的时代，两个主人公自己却忍受着苦闷的煎熬。
宁铂的“逃亡”
在宁铂自己看来，青春期是把双刃剑。比当时大多数孩子早得多，宁铂11岁就进入了青春期。这使得他相对成熟，在学习时拥有比同龄人更强的自控能力。不过发育与年龄之间的落差，似乎又让他备尝苦闷的滋味。
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不仅擅长围棋、中医，还是张树新组织的“星期天”诗社的成员。尽管如此，以当时中科大11?1的男女生比例，以及他的比别人更小的年纪，实现浪漫憧憬的机会还是相当渺茫。另外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他身材矮小，在女生面前的魅力值并不高。
真正的苦恼大约出现在16岁左右。“当时明显地看得出来，他对女孩子感兴趣，”张树新回忆说，“但是他就那样──我是宁铂啊──不说，绷着。”对于当时的少年班来说，类似的问题并不典型。入学时谢彦波11岁，干政12岁，他们的青春期焦虑还要在几年之后才能出现。
即便是在“神童云集”的少年班里，宁铂的聪明程度也让大家钦佩不已。不过，他在课业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过了一般同学。然而外界的赞美仍在继续，公众意义上极具天赋的宁铂形象从来就没有被否定过。
“其实当时宁铂就不行了。”27年后，当年的同学彭兴说，“他的成绩很一般，而且表现出来的性格很怪。”尽管如此，一条通往圣殿的道路一直铺到了宁铂和谢彦波的面前。这座圣殿就是在当时中国科学界红极一时的理论物理。
宁铂与物理学的结缘却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错误。在赣州八中时，宁铂的物理成绩就在各科目中较弱，更重要的是，他对它缺乏兴趣。
入学一年后，少年班学生开始选系。宁铂告诉汪惠迪老师，“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汪惠迪帮宁铂打了一份报告，请求调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离开科大，也是失败得最干脆的一次。“因为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如今汪惠迪说。
她把报告交给了教务处长，报告立刻就驳回了，原话是，“既来之，则安之。”
对天文学的爱好受阻之后，宁铂把它转向了对神秘主义“星象学”的研究。在中科大内部，宁铂的“怪异”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彭兴觉得，宁铂后来对宗教和气功的执着似乎与这一时期的爱好也有关系，“当时他就神神道道的。”
离开少年班16年后，宁铂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
“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他说，“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长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顺从、克己复礼，因此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个性中度过的。‘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本科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并在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不过，这已经是他能创造的最后一个纪录了。
宁铂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1980年代后期，在科大天体物理系的课堂上，他开始向学生询问托福考试的情况。1989年、1990年、1991年，他连考3次托福，均未过关。1988年结婚之后，他练习气功，吃素，与常见的生活习惯渐行渐远。1993年，因为与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门，四处游荡了半个多月。这之后两年间，他一度下海，最远跑到了海南，最终却不得不回到科大。
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败。再一年后，他成功了。
做不成普通人
多年以后，每当谈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张亚勤，以证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少年班同学彭兴认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当年的默默无闻。
“其实他和谢彦波的情况差不多，刚来的时候年纪都小，基础都不行，跟着课程都很吃力，但是天分比较好。”他说，“他们俩的差别，就在于谢彦波被宣传得太多，心理压力大，人也容易张狂。张亚勤受到的宣传就很少。”
“那个年代需要一个宁铂去唤醒人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视，这种需要形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却压垮了宁铂。”秦禄昌说。
当年的秦禄昌在那个著名班级里不受瞩目，如今则在美国北卡大学物理系和材料系担任教授，因其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而被称为“纳米博士”。
当年的少年班同学，如今供职于旧金山议价金融机构的裴益川说，人生路上变量太多，很难说清楚什么才是宁铂等人的麻烦的真正制造者。“也许我们看到的都是皮毛呢？”他说，“也许这是高智商群体中必然出现的宿命呢？”
实际上，在成年之后，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张树新说，宁铂等人的麻烦，恰恰在于没有人会把他们当做普通人看待。
9年之后，情况又大不相同。如今人们已经忘记了追问宁铂、谢彦波和干政的去向。他们的名字几乎不再出现在新闻之中。即便是宁铂的父亲宁恩渐，也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所有幻想。他现在的期望只是，儿子能够重新回到科大工作。
“宁铂还在学习，他还没有完蛋。”这位父亲倔强地说，“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回来的。”宁恩渐拒绝透露儿子的行踪，只是在一家网站上，有宁铂建立的一处同学录，成员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就是他自己。网站记录的建立时间表明当时他已出家为僧，不知身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