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中交流研究所所长 段跃中
战后六十年，中日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和坏局面。从好的方面看，两国经贸交流合作，人员相互往来，均创造了史上空前的纪录；从坏的方面看，两国领导人持续四年之久不能正常互访。国民的“反日”、“嫌中”情绪日益强烈，相互信赖的基础越来越薄弱──对今后中日关系失望的人也越来越多。
造成这种坏局面的原因，首推小泉拜鬼──连续4年参拜靖国神社。对这样的顽固分子，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促进两国国民的信赖？笔者以为，充分发挥60万在日华侨华人的作用，是有效方法之一。
旅日华侨华人对中国革命，特别为抗日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千古生辉。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关头，有着崇高民族气节的华侨华人均会挺身而出，用智慧和力量创造惊天地、泣鬼神的奇迹。今天，中日关系出现如此恶化局面，我想60万旅日华侨华人没有不为之担忧者，大家都在想方设法为改变这种局面尽心竭力。
60年前的旅日华侨华人仅有几万人，尚能为祖国作出巨大贡献；60年后增长了十多倍的华侨华人社会，完全有能力为改变目前的困境献上良方。问题是，政府部门，特别是决策部门，有没有想到这批旅日大军，想不想更多发挥他们的作用；旅日华侨华人自身，有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能不能积极主动地献计献策。如果我们能够广开言路，内外结合，官民并举，从一件一件小事做起，我想会产生很好效果。
前不久，我听到一位国内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谈及旅日华人学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时，可谓意味深长。他说，国内报刊发表几百篇批评日本的文章，不如在日华人学者上一次日本电视有影响，不如在日本主流媒体上发一篇文章有分量。这种评价说明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我们的对日宣传，要有与时俱进的思路，要把新一代海外学人，特别是旅日华人学者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用知日派的充满理性的言论去影响更多的日本国民。
遗憾的是，中国对日宣传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尽管花了很多钱，印刷了大量日文书刊，其效果甚微，有影响者更少。借用某位官员的话，这些书刊，常常是“在国内装集装箱，运到日本进垃圾箱”。批评或许有点尖锐，但至少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运到日本的宣传品，有多少是真正发放到了一般日本国民手里；又有多少是有的放矢，针对日本国民关心的问题给出了简明扼要的回答；又有谁在分析并研究中日交流史上、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对日宣传的功与过……
值得指出的是，2001年，日本新历史教科书出笼，旅日华人学者最先行动起来，在早稻田大学举行了公开学术讨论会，两岸学者踊跃发言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之后，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汇编成书，由旅日新华侨创办的出版社公开出版，在日本全国发行，成为中国方面第一本分析、批判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的文集。这本书与国内批判文章的不同在于，针对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的错误，非常具体详细地阐明了看法，有理有据地展开论述，在日本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时隔四年，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再次浮现，又是旅日学者首先挺身而出，在日本电视上舌战群儒，其表现出的高度理性和认知水平，受到许多日本国民的好评。又例如，针对日本右翼，如石原慎太郎之流的反华反在日中国人言论，旅日华侨学者撰写《致石原慎太郎君的公开信》，用中日两种语言对译形式公开出版。日本读者读后，感到让人心悦诚服，恰到好处。石原本人看完此书，还给作者覆信。这种交流真是难能可贵，把工作做到了点子上……
旅日华侨华人社会今非昔比。一大批能人在各个领域建功立业。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能够不断地向日本社会传递自己心声的学者、作家、记者、编辑越来越多。中国人在日本取得各类博士学位6000多个，撰写硕士、博士论文数以万计，还有一千多本各类专著，四十多家中日文报刊社、出版社。这批人才，正是21世纪中日交流、对日宣传的主力军，是中日两国的宝贵资源。因此，建议组建旅日华人智囊团，是做好中日交流，对日宣传，开创中日关系新局面的重要之举。
目前，以学者为主的“日本华人教授会议”在日本社会影响日益增强；在其它领域如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亦有一批活跃分子，积极投身于中日交流；由八大团体组成的“日本新华侨华人会”也进入第三个年头。我想，在老一辈侨领、侨团的指导和帮助下，新华侨华人一定会创出实实在在的业绩。
对于活跃在日本，以促进中日交流、改善中日关系为己任的积极分子，多一些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对于他们发自日本的自由言论，多一些重视和采纳，在改善中日关系的宏伟事业中，旅日华侨华人的力量会再现战前的壮丽一幕。
战后六十年，中日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和坏局面。从好的方面看，两国经贸交流合作，人员相互往来，均创造了史上空前的纪录；从坏的方面看，两国领导人持续四年之久不能正常互访。国民的“反日”、“嫌中”情绪日益强烈，相互信赖的基础越来越薄弱──对今后中日关系失望的人也越来越多。
造成这种坏局面的原因，首推小泉拜鬼──连续4年参拜靖国神社。对这样的顽固分子，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促进两国国民的信赖？笔者以为，充分发挥60万在日华侨华人的作用，是有效方法之一。
旅日华侨华人对中国革命，特别为抗日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千古生辉。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关头，有着崇高民族气节的华侨华人均会挺身而出，用智慧和力量创造惊天地、泣鬼神的奇迹。今天，中日关系出现如此恶化局面，我想60万旅日华侨华人没有不为之担忧者，大家都在想方设法为改变这种局面尽心竭力。
60年前的旅日华侨华人仅有几万人，尚能为祖国作出巨大贡献；60年后增长了十多倍的华侨华人社会，完全有能力为改变目前的困境献上良方。问题是，政府部门，特别是决策部门，有没有想到这批旅日大军，想不想更多发挥他们的作用；旅日华侨华人自身，有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能不能积极主动地献计献策。如果我们能够广开言路，内外结合，官民并举，从一件一件小事做起，我想会产生很好效果。
前不久，我听到一位国内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谈及旅日华人学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时，可谓意味深长。他说，国内报刊发表几百篇批评日本的文章，不如在日华人学者上一次日本电视有影响，不如在日本主流媒体上发一篇文章有分量。这种评价说明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我们的对日宣传，要有与时俱进的思路，要把新一代海外学人，特别是旅日华人学者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用知日派的充满理性的言论去影响更多的日本国民。
遗憾的是，中国对日宣传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尽管花了很多钱，印刷了大量日文书刊，其效果甚微，有影响者更少。借用某位官员的话，这些书刊，常常是“在国内装集装箱，运到日本进垃圾箱”。批评或许有点尖锐，但至少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运到日本的宣传品，有多少是真正发放到了一般日本国民手里；又有多少是有的放矢，针对日本国民关心的问题给出了简明扼要的回答；又有谁在分析并研究中日交流史上、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对日宣传的功与过……
值得指出的是，2001年，日本新历史教科书出笼，旅日华人学者最先行动起来，在早稻田大学举行了公开学术讨论会，两岸学者踊跃发言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之后，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汇编成书，由旅日新华侨创办的出版社公开出版，在日本全国发行，成为中国方面第一本分析、批判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的文集。这本书与国内批判文章的不同在于，针对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的错误，非常具体详细地阐明了看法，有理有据地展开论述，在日本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时隔四年，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再次浮现，又是旅日学者首先挺身而出，在日本电视上舌战群儒，其表现出的高度理性和认知水平，受到许多日本国民的好评。又例如，针对日本右翼，如石原慎太郎之流的反华反在日中国人言论，旅日华侨学者撰写《致石原慎太郎君的公开信》，用中日两种语言对译形式公开出版。日本读者读后，感到让人心悦诚服，恰到好处。石原本人看完此书，还给作者覆信。这种交流真是难能可贵，把工作做到了点子上……
旅日华侨华人社会今非昔比。一大批能人在各个领域建功立业。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能够不断地向日本社会传递自己心声的学者、作家、记者、编辑越来越多。中国人在日本取得各类博士学位6000多个，撰写硕士、博士论文数以万计，还有一千多本各类专著，四十多家中日文报刊社、出版社。这批人才，正是21世纪中日交流、对日宣传的主力军，是中日两国的宝贵资源。因此，建议组建旅日华人智囊团，是做好中日交流，对日宣传，开创中日关系新局面的重要之举。
目前，以学者为主的“日本华人教授会议”在日本社会影响日益增强；在其它领域如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亦有一批活跃分子，积极投身于中日交流；由八大团体组成的“日本新华侨华人会”也进入第三个年头。我想，在老一辈侨领、侨团的指导和帮助下，新华侨华人一定会创出实实在在的业绩。
对于活跃在日本，以促进中日交流、改善中日关系为己任的积极分子，多一些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对于他们发自日本的自由言论，多一些重视和采纳，在改善中日关系的宏伟事业中，旅日华侨华人的力量会再现战前的壮丽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