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阮 翔
当炸弹声在伦敦市区四处响起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们还没有想好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在恐怖事件经过了几个或者十几个小时后，人们开始思考，带着不知所措。不知道是应该为伦敦申奥成功露一点笑容还是为恐怖事件的发生皱一下眉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到现在为止在祖国的广袤大地上还没有人说：今夜我们是伦敦人。我想，那个晚上余杰这样的精英可能都有事儿出门了。由此可见曼哈顿确实比衰败的大英帝国首都更让人仰慕。
在这个梅雨的季节里，我的眼睛常常蒙着一层雾水，以为是自己用眼过度，视线模糊，后来才知道潮乎乎的空气是地面高温把刚刚下过的雨水蒸腾起来造成的。城市看不清楚，人们都开着车灯，希望照亮前行的方向。雾都的人们肯定比这里的人更加想睁大双眼，危机四伏的意思是你根本不知道危机在何处。
没有任何一种理由可以不去谴责恐怖分子的恶行，今天我们不去谴责明天炸弹就在我们的头上开花。假如有一天炸弹落在身边，也许我们应该想想这东西是不是我们自己把它拉下来的。每个人都有要谴责的对象，恐怖分子也有。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方式去打击对方，一边是爱国者导弹，一边是人的肉身捆绑的炸药包。假如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死伤应该得到同情，那么伊拉克人当然也应该得到同情。所以恐怖分子除了人肉炸弹的制造者和实施者们，当然也包括指挥和发射导弹的人。有谁是活该被炸死的么？穷困窘迫，无路可走到要用自己当炸药包的时候，这种罪恶的背后一定有更大的罪恶存在。猪被屠宰的时候都知道挣扎，蝼蚁也知道惜命，何况人呢？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国家，在一场民族冲突中经历了可怕的屠杀，3个月的时间死亡将近100万人。如果不是因为最近一部在戛纳备受关注的电影的话，可能这个星球上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这件事情了。100万人的屠杀发生在1994年，上世纪的90年代，是我们高唱自由民主的年代，是拿着人权的长刀就可以到处冠冕堂皇地砍人的年代，我们称之为和平年代的年代。那个国家没有石油，只有炙热的太阳和贫困的老百姓，人民的皮肤是黑的，它的名字叫卢旺达。从来没有人说过：今夜我们是卢旺达人。精英们都瞎了眼睛，聋了耳朵，哑了嘴巴，其实只是因为谁都不想做卢旺达人罢了。事实上只要有一个5000人的维和部队就可以阻止屠杀，但是联合国的各国军人和长官们最终撤出了那个可怜可怕的地方，冷眼看着100万人死去。后来他们忏悔说：上帝遗忘了卢旺达！上帝冤枉啊！遗忘卢旺达的哪里是他老人家。这时候如果有人在你耳边说我们去伊拉克抓住狗杂碎的萨达姆，是为了解放那里的人民，你会不会笑？需要多大的幽默感才能说出这种笑话呢？
面对和平年代中100万被屠杀的人，忏悔和拉稀蹿出来的黄汤一样，恶臭而且毫无干货。如果上帝真的遗忘过卢旺达，那么他遗忘一下美国人和英国人也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生命是很尊贵的，尊贵到每一个死伤都应该被纪念被关注；生命也是很卑贱的，卑贱到即使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像狗一样被杀掉也不可能换来那怕一次简单的回眸。假如生命可以选择，请在出生的时候选择一张白皮而不是亮晶晶的黑皮！
所有被伤害的无辜人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关注与帮助，所有制造邪恶的人们都应该得到同样的谴责与惩罚。当这种理所当然的公平被破坏，就别抱怨有炸弹落在身边。上帝没有遗忘谁，他的子民们忘记了公平，他们提醒他们公平的存在。谁最终应该得到惩罚？当然包括所有的恐怖分子，但是同样也包括把别人逼成恐怖分子的人。如果下次再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你愿意因此成为一夜的美国人、英国人，那么也请留出一夜给阿拉伯人，给卢旺达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世界上没有无辜的人，包括你和我。
当炸弹声在伦敦市区四处响起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们还没有想好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在恐怖事件经过了几个或者十几个小时后，人们开始思考，带着不知所措。不知道是应该为伦敦申奥成功露一点笑容还是为恐怖事件的发生皱一下眉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到现在为止在祖国的广袤大地上还没有人说：今夜我们是伦敦人。我想，那个晚上余杰这样的精英可能都有事儿出门了。由此可见曼哈顿确实比衰败的大英帝国首都更让人仰慕。
在这个梅雨的季节里，我的眼睛常常蒙着一层雾水，以为是自己用眼过度，视线模糊，后来才知道潮乎乎的空气是地面高温把刚刚下过的雨水蒸腾起来造成的。城市看不清楚，人们都开着车灯，希望照亮前行的方向。雾都的人们肯定比这里的人更加想睁大双眼，危机四伏的意思是你根本不知道危机在何处。
没有任何一种理由可以不去谴责恐怖分子的恶行，今天我们不去谴责明天炸弹就在我们的头上开花。假如有一天炸弹落在身边，也许我们应该想想这东西是不是我们自己把它拉下来的。每个人都有要谴责的对象，恐怖分子也有。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方式去打击对方，一边是爱国者导弹，一边是人的肉身捆绑的炸药包。假如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死伤应该得到同情，那么伊拉克人当然也应该得到同情。所以恐怖分子除了人肉炸弹的制造者和实施者们，当然也包括指挥和发射导弹的人。有谁是活该被炸死的么？穷困窘迫，无路可走到要用自己当炸药包的时候，这种罪恶的背后一定有更大的罪恶存在。猪被屠宰的时候都知道挣扎，蝼蚁也知道惜命，何况人呢？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国家，在一场民族冲突中经历了可怕的屠杀，3个月的时间死亡将近100万人。如果不是因为最近一部在戛纳备受关注的电影的话，可能这个星球上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这件事情了。100万人的屠杀发生在1994年，上世纪的90年代，是我们高唱自由民主的年代，是拿着人权的长刀就可以到处冠冕堂皇地砍人的年代，我们称之为和平年代的年代。那个国家没有石油，只有炙热的太阳和贫困的老百姓，人民的皮肤是黑的，它的名字叫卢旺达。从来没有人说过：今夜我们是卢旺达人。精英们都瞎了眼睛，聋了耳朵，哑了嘴巴，其实只是因为谁都不想做卢旺达人罢了。事实上只要有一个5000人的维和部队就可以阻止屠杀，但是联合国的各国军人和长官们最终撤出了那个可怜可怕的地方，冷眼看着100万人死去。后来他们忏悔说：上帝遗忘了卢旺达！上帝冤枉啊！遗忘卢旺达的哪里是他老人家。这时候如果有人在你耳边说我们去伊拉克抓住狗杂碎的萨达姆，是为了解放那里的人民，你会不会笑？需要多大的幽默感才能说出这种笑话呢？
面对和平年代中100万被屠杀的人，忏悔和拉稀蹿出来的黄汤一样，恶臭而且毫无干货。如果上帝真的遗忘过卢旺达，那么他遗忘一下美国人和英国人也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生命是很尊贵的，尊贵到每一个死伤都应该被纪念被关注；生命也是很卑贱的，卑贱到即使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像狗一样被杀掉也不可能换来那怕一次简单的回眸。假如生命可以选择，请在出生的时候选择一张白皮而不是亮晶晶的黑皮！
所有被伤害的无辜人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关注与帮助，所有制造邪恶的人们都应该得到同样的谴责与惩罚。当这种理所当然的公平被破坏，就别抱怨有炸弹落在身边。上帝没有遗忘谁，他的子民们忘记了公平，他们提醒他们公平的存在。谁最终应该得到惩罚？当然包括所有的恐怖分子，但是同样也包括把别人逼成恐怖分子的人。如果下次再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你愿意因此成为一夜的美国人、英国人，那么也请留出一夜给阿拉伯人，给卢旺达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世界上没有无辜的人，包括你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