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曾经跟同乡砍手党团伙厮混了半年多的小伙子，一直没有像同乡那样去抢劫，却仍然杀了人。他还不满20岁。
“我杀了人”
因为去年深圳公明等地抢劫事件猖獗一时，警方发现这些抢劫团伙大多数来自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因为经常有被抢劫者的手被砍掉的案例，民间因此叫这些抢劫团伙为砍手党)。《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到温江村采访，认识了当时在家养病的阿星，他对阿星的印象是“棱角分明，但脸色蜡黄，带着一种20岁的年轻人不该有的沧桑和疲惫。”，“从15岁出来打工，永远都睡不够。”
阿星跟砍手党的几个“老大”都是从小的好朋友，但是他自称没去跟他们一样抢劫，而是从15岁就开始到深圳、东莞等地打工。
阿星当时的一句话，曾经让傅剑锋久久难忘。阿星说，“如果有一天，工厂把我辞了，或者工厂倒闭了，我又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他的话当时让我感觉一寒。”傅剑锋说。
7月9日傍晚，还在北京的傅剑锋接到阿星的电话：“你过来不过来？我出了很大的事。我昨天晚上杀人了。”
打工的日子
则凯织带厂静静地躺在潮南区峡山镇南里村的田埂旁，几台纺织机器已经停止运转，这间只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型家庭作坊式织带厂主要制作内衣裤的松紧带。阿星杀死主管后，厂子已经暂时关门了，工人也已不知去向。老板郑则凯也不见了踪影。
像郑则凯这样的小老板在潮南区数不胜数。在峡山镇，各种文胸内衣、织带广告随处可见，纺织服装业支撑起了整个潮南区的经济。根据潮南区经济贸易管理局提供的资料，去年潮南区六大支柱产业产值达到162亿元，其中针织、服装业占据了60%左右。
至于潮南区有多少外来工，潮南区劳动监督局有关负责人也说很难估计。“保守估计总有10万左右吧。”
阿星和阿海兄弟正是这些外来工的两个，今年初，弟兄俩先后进了南里村和杨美村两个厂打工，干的都是织带，生产各种衣服花边和松紧带。
“每天工作12小时，没有一天休息。”阿星说。“都是这样的，这里的每一家工厂。”29岁的赵阿荣(化名)证实说。他也是天等县人，已经在杨美村一家服装厂工作了4年。
赵阿荣介绍说，工人每天要工作12小时，忙时甚至延长到14个小时，午餐时间只有二三十分钟，“也就是吃完饭可以吸一支烟的空隙。”这样1个月可以赚到800元左右。
阿武跟阿星是堂兄弟，他只有17岁，跟阿星的弟弟阿海一起打工，一起租住在一间快要倒塌的小破屋里，30元一个月。“这里比厂里的宿舍休息好一点，那里很多人挤在一起，睡不好。”
同村老乡赵阿荣儿子的满月酒成了这场悲剧的导火索。
7月5日，第二胎喜得一子的赵阿荣摆满月酒，在峡山镇附近打工的十多个老乡都来喝酒，阿星也请了一天假来了杨美村，当天晚上他们喝酒、打麻将非常开心，几乎闹了个通宵。喝多了的阿星在弟弟阿海的房间里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没能去上班，因此导致了主管阿章和他矛盾的爆发。
据阿星的同事说，阿星一直和身为老板亲戚的阿章不和，但是阿星表示，平时阿章虽然很凶，经常呵斥他，但是他都是对方说什么他干什么，没有反抗过，可是这一次，阿章坚持要开除他。
7月6日晚上，在汕头打工的阿星打电话给在北京出差的傅剑锋：“我被工厂辞退了，如果找不到工作，我只能加入上映帮去抢劫了。”说完之后，阿星甚至笑了两声。
潮南警方拒绝透露案发现场细节，不过从阿星的供述和同厂工人的描述中，我们粗略还原了当时的凶杀过程。
据阿星透露，7月8日晚上9点，他正准备离办厂。行李收拾了一半的时候，突然想起要拿回被扣押的证件和押金，于是他去车间找阿章。
阿星和阿章一前一后走进临街的工厂宿舍，10多分钟后，铁门被打开，阿星一个人走出宿舍，朝出村的方向走去。阿星事后这样描述：“他骂我粗口，我气愤就砍了一刀，他反抗，要喊，我本能要阻止他喊，就拼命砍他，不知道砍了多少刀。”
1个小时后，阿星去了弟弟所在的杨美村，要了300元钱，连夜到了普宁，当天夜里睡在普宁汽车站，早上坐车到深圳，下午4点，他到达父母打工所在的公明镇。
阿星说，他在厂里干了4个月，应该赚到3000元左右，可是工厂只给了600元，他借了老板300元，一共得了900元，其中欠他的1000多元，老板说是必须交给厂里的押金。
曾消失过两年
2000年，初二没读完就辍学的阿星吵着要去城市，坐了十几个小时长途汽车，阿星是跳着下来的，深圳，公明，听父母说了无数次的这两个地名，那一天才真正看到。而在此之前，阿星甚至连天等县城都没有去过。阿星记得当时只说了一句话：“这里好神奇！”
一个月之后，阿星吵着要去打工，说不能天天在这里白吃父母的。当时阿星只有17岁，而一般的工厂招工都要年满18岁才行，阿星就借了老乡的一个身份证应聘到了公明一家橡根厂上班。
据阿星的姑父杨先生讲，阿星就是在那段时间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老乡。杨当时发现阿星在工作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而且有几次请假离厂，“后来，阿星就不在厂里了。”
在橡根分厂阿星的用工纪录上，最后的截止时间是2002年8月。至记者傅剑锋今年2月在温江村与阿星谈话时，阿星说他已经在家里呆了几个月了。
从2002年8月以后，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阿星在调查中消失了。这两年阿星在哪里？做了什么？他是否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清白？……阿星的家人对他这一段经历都很隐晦。
根据警方了解到的情况是，2003年以后，宝安区特别是公明镇的劫案上升。阿星承认，他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和这批被称为“砍手党”的同乡混迹在一起，帮他们做饭。
阿星这次去汕头，实际上是父亲老闭的一番苦心。“他在这边我不放心，想让他离开这个环境远一点。”
夹缝中的阿星
“我挣扎了这么久，就是想和他们不一样，可是一不小心，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我害怕跟他们一样，也想避开他们。可是我好像逃不开这个网。”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打工者都会比较看不惯一些不可一世的城里人，有时候很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阿星提到几年前自己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关被罚款的事、他的朋友无辜被保安员打残的事，还有城里人在他的年龄可以读书而他必须每天12小时呆在工厂的事，“有时会让人憋一肚子气”。
尽管如此，他又说自己已经离不开城市了，“农村的生活不习惯了，像我这种在城市里打了五六年工的年轻人，都不可能再习惯农村的生活”。
打工回来的父母讲述着城市，强大的电视文化更是无处不在。而当乡村少年们怀着生活梦想奔向城市时，却发现自己甚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巨大的落差催生了偏激的心理。原有的乡村道德体系开始溃败，甚至蜕化出一种更加残忍的生存哲学──不给钱就砍就杀，他人的生命与安全角同草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