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凯
“第三条道路”怎么了？1997年新工党在英国获得大选全面胜利后，有那么一刻，令人欢欣激动的一刻，仿佛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呈现给世人的，不仅是西方世界最具魅力的政治领袖，还包括政治思维出现理论革命的美好前景。
上世纪80年代，市场原教旨主义逐渐得势；在社会主义政权的实践失败面前，支持社会主义的论据轰然倒塌。有没有“第三条道路”？一种使市场经济和左翼政治的传统动机——即怜悯与公平的价值观——相容的政治主张？何时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涉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何时这种干涉会减少公民的选择和福利？
第三条道路在空虚和嘲弄中走向了灭亡。克林顿的性丑闻摧毁了他呈现理论领导力的机会。新工党的新经济思维也受制于其对商业和（尤其是）金融的示好。不过，界定连贯统一的第三条道路的良机，也被布莱尔和时任英国财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不和所破坏，这两人之间的默契使布朗得以掌控经济政策。
布朗确实尝试了为左派勾勒出一套社会主义之后的经济哲学，他在2003年向社会市场基金会(SMF)发表的演讲就是最突出的例证。在那场演讲中，他描绘了一种再分配市场自由主义的模式。这种学说大体上同意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论断——贪婪是支配一切的人性动机、私有企业通常比公共部门更有效、市场（包括金融市场）通常是高效率的。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有限的，仅限于应对被称为市场失灵的少数几种问题。然而，再分配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在审议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方面应该扮演重大角色。
这种学说对于关注社会问题的经济学家一直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在英国《金融时报》卓越的专栏作家——例如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和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文章中，你能找到这种理念的大量元素。这种理念无疑得到布朗最亲近的一些顾问的拥护，而且作为英国财政部的主导经济哲学至少已经有20年。然而，对于那些并非专业经济学家的人士而言，再分配市场自由主义从来都没有多大的吸引力。甚至在布朗的SMF演讲中，你都能够察觉到他缺乏信心，特别是在部分章节，他试图将自己对由政府出资的国民保健服务(NHS)的政治承诺，与对私人市场运行效率的信仰相统一，但没有成功。
布朗的直觉与此大相径庭：他是天生的中间派，是出名的微观管理者。他的性情与如下观点并不真正契合：即基本上政府应该制定游戏规则，然后任由玩家们自己玩去。布朗的传记——无论是批判性的还是理想化的——所描述的教育经历表明，他是一个有着截然不同观点的人。和当今世界许多政治左派人士一样，他是一个被现实打击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现实社会主义理念源自一种假设，即正常情况下经济活动应该服从于政治控制。但鉴于事实清楚表明，这套体系并不太管用——无论是在东欧的集体化经济还是社会民主国家的计划型经济，因此政治控制的力度应当有所放缓，而且要在暗中施加。这不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学说，它也没有发挥激励作用。
2007至2008年的危机赤裸裸地揭露了再分配市场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失灵的市场范围远比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界定的有限领域更为广泛。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从阴影中重新走出。对于社会主义者，这场危机让他们重燃希望，马克思的承诺（资本主义会在自身内部矛盾的重压下崩塌）终于有兑现的可能了。对于永远在不切实际地追求稳定与和谐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解决之道在于创建一种全新的全球金融秩序，尽管似乎没有人清楚知道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全球金融秩序。
简言之，为欧洲左派寻找一种实用政治哲学的行动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倒退。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宠，社会主义的失败记忆犹新。社会民主主义似乎不可避免地与高税收和蓄意作对、专横跋扈的公共部门工会联系在一起。这种理论真空对于欧洲政治右派而言也是个问题——尽管不那么紧迫：没有了对社会主义的抵抗作为粘合剂，也就没有什么能把右翼政党立场各异的组成部分团结起来。
与他的大多数对手相比，布莱尔具备更多的天然政治才能，他确实领悟到了“第三条道路”的某些基础原理：市场只有在内嵌于社会时才能成功运转；信任与合作和市场经济并不对立，而是后者必不可少的因素；创新的推动力来自多元主义和试验，而不是贪婪与垄断；企业只有对其身处的社会有所贡献才能获得合法性。
译者/管婧
“第三条道路”怎么了？1997年新工党在英国获得大选全面胜利后，有那么一刻，令人欢欣激动的一刻，仿佛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呈现给世人的，不仅是西方世界最具魅力的政治领袖，还包括政治思维出现理论革命的美好前景。
上世纪80年代，市场原教旨主义逐渐得势；在社会主义政权的实践失败面前，支持社会主义的论据轰然倒塌。有没有“第三条道路”？一种使市场经济和左翼政治的传统动机——即怜悯与公平的价值观——相容的政治主张？何时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涉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何时这种干涉会减少公民的选择和福利？
第三条道路在空虚和嘲弄中走向了灭亡。克林顿的性丑闻摧毁了他呈现理论领导力的机会。新工党的新经济思维也受制于其对商业和（尤其是）金融的示好。不过，界定连贯统一的第三条道路的良机，也被布莱尔和时任英国财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不和所破坏，这两人之间的默契使布朗得以掌控经济政策。
布朗确实尝试了为左派勾勒出一套社会主义之后的经济哲学，他在2003年向社会市场基金会(SMF)发表的演讲就是最突出的例证。在那场演讲中，他描绘了一种再分配市场自由主义的模式。这种学说大体上同意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论断——贪婪是支配一切的人性动机、私有企业通常比公共部门更有效、市场（包括金融市场）通常是高效率的。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有限的，仅限于应对被称为市场失灵的少数几种问题。然而，再分配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在审议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方面应该扮演重大角色。
这种学说对于关注社会问题的经济学家一直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在英国《金融时报》卓越的专栏作家——例如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和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文章中，你能找到这种理念的大量元素。这种理念无疑得到布朗最亲近的一些顾问的拥护，而且作为英国财政部的主导经济哲学至少已经有20年。然而，对于那些并非专业经济学家的人士而言，再分配市场自由主义从来都没有多大的吸引力。甚至在布朗的SMF演讲中，你都能够察觉到他缺乏信心，特别是在部分章节，他试图将自己对由政府出资的国民保健服务(NHS)的政治承诺，与对私人市场运行效率的信仰相统一，但没有成功。
布朗的直觉与此大相径庭：他是天生的中间派，是出名的微观管理者。他的性情与如下观点并不真正契合：即基本上政府应该制定游戏规则，然后任由玩家们自己玩去。布朗的传记——无论是批判性的还是理想化的——所描述的教育经历表明，他是一个有着截然不同观点的人。和当今世界许多政治左派人士一样，他是一个被现实打击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现实社会主义理念源自一种假设，即正常情况下经济活动应该服从于政治控制。但鉴于事实清楚表明，这套体系并不太管用——无论是在东欧的集体化经济还是社会民主国家的计划型经济，因此政治控制的力度应当有所放缓，而且要在暗中施加。这不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学说，它也没有发挥激励作用。
2007至2008年的危机赤裸裸地揭露了再分配市场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失灵的市场范围远比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界定的有限领域更为广泛。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从阴影中重新走出。对于社会主义者，这场危机让他们重燃希望，马克思的承诺（资本主义会在自身内部矛盾的重压下崩塌）终于有兑现的可能了。对于永远在不切实际地追求稳定与和谐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解决之道在于创建一种全新的全球金融秩序，尽管似乎没有人清楚知道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全球金融秩序。
简言之，为欧洲左派寻找一种实用政治哲学的行动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倒退。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宠，社会主义的失败记忆犹新。社会民主主义似乎不可避免地与高税收和蓄意作对、专横跋扈的公共部门工会联系在一起。这种理论真空对于欧洲政治右派而言也是个问题——尽管不那么紧迫：没有了对社会主义的抵抗作为粘合剂，也就没有什么能把右翼政党立场各异的组成部分团结起来。
与他的大多数对手相比，布莱尔具备更多的天然政治才能，他确实领悟到了“第三条道路”的某些基础原理：市场只有在内嵌于社会时才能成功运转；信任与合作和市场经济并不对立，而是后者必不可少的因素；创新的推动力来自多元主义和试验，而不是贪婪与垄断；企业只有对其身处的社会有所贡献才能获得合法性。
译者/管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