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文凯
我想有必要先谈两件社会生活中的小事情，然后可以比较顺理成章地议论我们为什么需要正本清源。
最近，我注意到国内数家新闻网站刊载了一组活生生的新闻照片。这组照片记录下一位骑车人在暴风雨中遭遇路面水坑而摔倒的全过程。当时，有一位摄影记者明知路上有水坑却不提醒路人，而是端着照相机守株待兔，等过路骑车人摔得人仰马翻而拍下“ 精彩”的新闻照片。记者表示，他在暴雨中坚持了一个小时才等到那个场面，如果没等到那个瞬间，根本不能用照片说明那里有个水坑。
另一件事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台湾知名音乐人罗大佑应邀出席一档人物访谈节目，台下的嘉宾和听众大都是罗大佑的粉丝，其中不乏颇具社会身份的人物。在宾主交流时，一位出身名牌学府、时任某上市集团副总裁的嘉宾非常认真地问罗大佑：“您不认为内地的大量盗版歌碟，在客观上传播了您的歌曲，提高了您的声望吗？”罗大佑的回答是：“ 拜托，我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声望，请你们不要盗我的版。”
我看到这两件事，心中掠过一丝悲凉和羞耻。设想在公开的高考试题中出现这样的选题，大多数考生肯定选择“ 救人第一”、“ 盗版是错”，因为这是不用讨论不证自明的社会公理，但社会精英们却在现实中做出了另一种选择。上述的新闻记者和企业总裁，年纪都在40岁以下，属于社会中坚。他们没有任何虚伪的掩饰，而是做了自己想做的，说了自己想说的。但正是这种真诚的等待和提问才更加可怕，它显示出某些本源性的东西，比如道德规范、市场规则，在中国已经被瓦解。社会价值系统的混乱清晰地反映在个人思路的错位上：当年风华正茂，充满理想主义激情和道德自豪感的一代人，已被2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塑造成了一群只重工具理性而无视价值理性的同流合污者。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掩盖不了社会公德的缺失，盗版行为的附带效果弥补不了主观动机的缺陷——个人及至社会对此好为议论的事实本身，正说明正本清源已经刻不容缓。
说来有些老套。马克斯．韦伯早在100年前就区分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指为了达到目的而行使经过理性计算的条件或手段；价值理性是指有意识地坚信伦理的、审美的、宗教的，或其它任何形式的自身价值，纯由信仰决定行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史就是工具理性驱逐价值理性的历史，为此韦伯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才会对文明世界的未来作出悲观的预测：“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当下的中国正在演绎韦伯预言过的社会情景。在韦伯之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如霍克海姆、马尔库塞、阿多诺等对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并极力张扬价值理性的意义。但在西方世界开始找回价值理性的今天，中国却进入了工具理性横行的无灵魂时代。所谓“ 灵魂”，所谓“ 心肝”，其实就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立场。举例来说，那位守株待兔的记者，他首先是个“人”，其次是“ 记者”，最后才是“ 摄影记者”。这个由大到小的逻辑顺序是不能化约的，也是不能颠倒的。作为人，他必须无条件地救人于先，这是社会道德的要求；作为记者，他应该把事实真相传播出去，但可以有多种手法和程序；作为摄影记者，他才需要用照片去记录事实。在现实中，这位记者放弃了身为“人”的道德立场，只顾追求属于自己的独家新闻照片，这个过程就是放任工具理性驱逐价值理性。精彩的独家新闻照片可以成就一名专家，但他是没有灵魂的专家，因为作为大前提的“人”，他是不合格的。同样道理，那位认为盗版泛滥客观上有助于提高罗大佑声望的企业家也是纯粹从市场结果来考察问题，而全然没有维护市场规则的自觉意识，他自以为是的提问泄露了他在市场法制方面的意识落后一个世纪。显然，价值理性受到冷落甚至被驱逐后，作为“人”的道德大前提被取消了，作为“市场”的法制大环境被破坏了，于是，中国出现了成群没有灵魂的专家和官员，涌现出大批没有心肝的纵欲者和利益攫取者，其实中国在幻想自身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的同时，更需要对社会价值理性进行正本清源。
所谓正本清源，不是政治正确，不唯爱国主义，更无须攀比到共产主义理想，而应落实为人类普适的基本道德教养和行为规范。从社会发展史来看，道德－法律－宗教，是人类自律的三重境界：道德支撑人性底线；宗教指引信仰上限；法律则守住人性底线与信仰上限之间的中间部分，规范着日常社会生活。从这个系列着眼，中国社会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中国人不信神不怕鬼，没有发自内在的敬畏之心；中国社会的法律仍在建设中，法制社会依然不成熟，无法面面俱到。因此，“ 无法无天”非常生动地形容了中国社会缺乏法律和宗教约束的现实状态。那么剩下的惟有“道德”层面。正本清源的目的唯求中国人的道德系统不要彻底崩溃，希望公共的价值理性不至于彻底丧失。
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在2400年前写下《希波克拉底誓言》称：“ 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中国医圣孙思邈也规定医生“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生灵之苦。”——这些首先都是道德誓言和道德规定，它意味着没有这样的道德立场和恻隐之心，纯粹的医术是不能成就一名医生的。非常遗憾的是，过去的人性底线在今天成了道德高标，中国人在沾沾自喜于熟练玩弄工具理性之余，正在陷入越来越深的道德迷思。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序言中说过这样的名言，有两件事使我愈来愈感到敬畏：心中永恒的道德律和头上闪烁的星光。诚如斯言。如果说法律的作用仅仅使人不要作恶的话，那么只有道德和宗教才能引人向善。
中国人现在非常需要从道德层面开始正本清源，好让雨天的骑车人不再摔倒在冷漠的镜头前，好让从启蒙时代走过来的罗大佑不再面对如此低级的提问。
我想有必要先谈两件社会生活中的小事情，然后可以比较顺理成章地议论我们为什么需要正本清源。
最近，我注意到国内数家新闻网站刊载了一组活生生的新闻照片。这组照片记录下一位骑车人在暴风雨中遭遇路面水坑而摔倒的全过程。当时，有一位摄影记者明知路上有水坑却不提醒路人，而是端着照相机守株待兔，等过路骑车人摔得人仰马翻而拍下“ 精彩”的新闻照片。记者表示，他在暴雨中坚持了一个小时才等到那个场面，如果没等到那个瞬间，根本不能用照片说明那里有个水坑。
另一件事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台湾知名音乐人罗大佑应邀出席一档人物访谈节目，台下的嘉宾和听众大都是罗大佑的粉丝，其中不乏颇具社会身份的人物。在宾主交流时，一位出身名牌学府、时任某上市集团副总裁的嘉宾非常认真地问罗大佑：“您不认为内地的大量盗版歌碟，在客观上传播了您的歌曲，提高了您的声望吗？”罗大佑的回答是：“ 拜托，我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声望，请你们不要盗我的版。”
我看到这两件事，心中掠过一丝悲凉和羞耻。设想在公开的高考试题中出现这样的选题，大多数考生肯定选择“ 救人第一”、“ 盗版是错”，因为这是不用讨论不证自明的社会公理，但社会精英们却在现实中做出了另一种选择。上述的新闻记者和企业总裁，年纪都在40岁以下，属于社会中坚。他们没有任何虚伪的掩饰，而是做了自己想做的，说了自己想说的。但正是这种真诚的等待和提问才更加可怕，它显示出某些本源性的东西，比如道德规范、市场规则，在中国已经被瓦解。社会价值系统的混乱清晰地反映在个人思路的错位上：当年风华正茂，充满理想主义激情和道德自豪感的一代人，已被2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塑造成了一群只重工具理性而无视价值理性的同流合污者。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掩盖不了社会公德的缺失，盗版行为的附带效果弥补不了主观动机的缺陷——个人及至社会对此好为议论的事实本身，正说明正本清源已经刻不容缓。
说来有些老套。马克斯．韦伯早在100年前就区分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指为了达到目的而行使经过理性计算的条件或手段；价值理性是指有意识地坚信伦理的、审美的、宗教的，或其它任何形式的自身价值，纯由信仰决定行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史就是工具理性驱逐价值理性的历史，为此韦伯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才会对文明世界的未来作出悲观的预测：“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当下的中国正在演绎韦伯预言过的社会情景。在韦伯之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如霍克海姆、马尔库塞、阿多诺等对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并极力张扬价值理性的意义。但在西方世界开始找回价值理性的今天，中国却进入了工具理性横行的无灵魂时代。所谓“ 灵魂”，所谓“ 心肝”，其实就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立场。举例来说，那位守株待兔的记者，他首先是个“人”，其次是“ 记者”，最后才是“ 摄影记者”。这个由大到小的逻辑顺序是不能化约的，也是不能颠倒的。作为人，他必须无条件地救人于先，这是社会道德的要求；作为记者，他应该把事实真相传播出去，但可以有多种手法和程序；作为摄影记者，他才需要用照片去记录事实。在现实中，这位记者放弃了身为“人”的道德立场，只顾追求属于自己的独家新闻照片，这个过程就是放任工具理性驱逐价值理性。精彩的独家新闻照片可以成就一名专家，但他是没有灵魂的专家，因为作为大前提的“人”，他是不合格的。同样道理，那位认为盗版泛滥客观上有助于提高罗大佑声望的企业家也是纯粹从市场结果来考察问题，而全然没有维护市场规则的自觉意识，他自以为是的提问泄露了他在市场法制方面的意识落后一个世纪。显然，价值理性受到冷落甚至被驱逐后，作为“人”的道德大前提被取消了，作为“市场”的法制大环境被破坏了，于是，中国出现了成群没有灵魂的专家和官员，涌现出大批没有心肝的纵欲者和利益攫取者，其实中国在幻想自身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的同时，更需要对社会价值理性进行正本清源。
所谓正本清源，不是政治正确，不唯爱国主义，更无须攀比到共产主义理想，而应落实为人类普适的基本道德教养和行为规范。从社会发展史来看，道德－法律－宗教，是人类自律的三重境界：道德支撑人性底线；宗教指引信仰上限；法律则守住人性底线与信仰上限之间的中间部分，规范着日常社会生活。从这个系列着眼，中国社会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中国人不信神不怕鬼，没有发自内在的敬畏之心；中国社会的法律仍在建设中，法制社会依然不成熟，无法面面俱到。因此，“ 无法无天”非常生动地形容了中国社会缺乏法律和宗教约束的现实状态。那么剩下的惟有“道德”层面。正本清源的目的唯求中国人的道德系统不要彻底崩溃，希望公共的价值理性不至于彻底丧失。
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在2400年前写下《希波克拉底誓言》称：“ 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中国医圣孙思邈也规定医生“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生灵之苦。”——这些首先都是道德誓言和道德规定，它意味着没有这样的道德立场和恻隐之心，纯粹的医术是不能成就一名医生的。非常遗憾的是，过去的人性底线在今天成了道德高标，中国人在沾沾自喜于熟练玩弄工具理性之余，正在陷入越来越深的道德迷思。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序言中说过这样的名言，有两件事使我愈来愈感到敬畏：心中永恒的道德律和头上闪烁的星光。诚如斯言。如果说法律的作用仅仅使人不要作恶的话，那么只有道德和宗教才能引人向善。
中国人现在非常需要从道德层面开始正本清源，好让雨天的骑车人不再摔倒在冷漠的镜头前，好让从启蒙时代走过来的罗大佑不再面对如此低级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