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张纪浔：城西大学教授
赵 军：千叶商科大学教授
毛 峰：《亚洲周刊》驻日特派员、记者
关志雄：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书面发言）
朱金诺：全日空海外贩卖企划部主席部员（书面发言）
整 理：
杨文凯：《中文导报》编集长
张 石：《中文导报》副编集长
冯昭奎
去年年底，我曾在媒体上写道，2005年这个中日关系敏感之年，也是不进则退之年。我认为，小泉如果能在靖国神社问题上退一步，或许可能在中日关系上进两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实现访华，就会在历史上留下亮点；如果坚持错误的历史认识，只会留下污点。我认为小泉还是留下亮点为好。
中国的反日游行爆发后，日本把问题看成中央政府操纵，是绝对错误的。这次游行爆发的原因有五点。第一，日本一再刺激中国。从2003、2004年以来，如果搞个中日事件表，那不得了。特别是从今年，日本对中强硬。中国人说事不过“三”，但是日本对中国挑?远远超过了“三”。第二，小泉满足于政治上较劲，经济上拿好处。“政冷经热”是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中日关系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种子系统的大系统。结构性矛盾带来不稳定，肯定会找一个机会爆发。有缓进型爆发，也有急进型爆发。这次游行，是一个急进型爆发。第二，这次游行也是一个迭加式爆发。历史问题没解决，现实问题又出现了，新仇加旧恨。在中国的现实中，有一种“历史记忆镜像”。比如说抵制日货，这是历史口号，人们在感情上好像回到了过去的年代，中国有些人陷入“ 历史镜像”和“历史错觉”中，原因不在于中国的历史教育而在于小泉。靖国神社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你去参拜靖国神社，等于召唤日本军国主义亡灵。你把历史亡灵召唤回来，就让中国人把今天的日本又与东条英机的日本联系起来。中国说，爱国主义教育不是反日教育，而小泉的参拜行为将一些民众引向“历史记忆镜像”，所以说反日教育的总教师是小泉。第四，交互式爆发。这次游行源自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与日本人的民族主义互相刺激还不确切，应该是日本政府的民族主义与中国部分民众的激进民族主义形成对决。中国如何对待日本，与日本如何对待中国也是互动的，反之亦然。中国的对日政策依然稳健平和，没有根本改变。相反日本政府这边的民族主义升温，最近连中曾根都说小泉有“过剩的民族主义”。第五，这次游行也是蔓延的结果。
出国之前，我在网上发现非常强烈批判政府的言论：为什么韩国能做到，中国人不能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次反日是由韩国波及到中国，由海外的华人影响到国内。
我觉得经过这次反日运动，小泉政府应该有5点值得反思：1、日本在政治上与中国较劲，在经济上想捞好处，行不通。这是结构矛盾将导致“政冷经冷”；2、日本在外交上的对美一点主义值得反思。我偶然听过冈崎久彦的讲话录音，他说日本对外外交，是多元联立方程式，变量只有一个，就是对美外交，只要搞好对美关系，对其他国家的外交都不在话下。据说小泉对此很欣赏。亲美过头了，连有些美国学者都感到恶心；3、日本在入常问题上，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就是在历史问题上倒退，在入常问题上冒进。联合国是反法西斯胜利的产物，你对二战的结果不服气，又要入常争座位，这是矛盾的。14个甲级战犯是东京审判定案的，靖国参拜行为是藐视人类反法西斯胜利果实的表现。4、在东海问题上，日本政府标榜维护国家利益，但根本无视或轻视经济合理性问题。日本开发并利用东海天然气，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是不利的，一个合理的方案就是把开采出来的天然气通往上海，给日资企业用。现在的能源消费不是国别性消费，已经全球化了。中国有8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占世界第一，许多是外资与合资企业生产的，能源消费也已经全球化了。
日本无视经济全球化现实，和世界潮流相悖，行不通。日本政治家的爱国主义表演，是为了捞政治资本。如为了东海问题和中国关系恶化，日本会丢掉很多中国市场，斗则两伤，受伤害更大的是日本。当今世界经济的关键，一个是资源，一个是市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市场比资源更重要。日本如果从中国撤资，欧美企业、港台企业马上会来填补空白，当然，也不能小看对中国经济的震荡。5、不管小泉主观愿望如何，他一再激怒中国，迎合了日本右翼企图通过刺激中国、引发中国国内矛盾的企图。反日游行爆发后，日本有言论认为中国体制会崩溃，误判中国国内形势，这是痴心妄想。从游行队伍的成分看，没有出现弱势团体加入队伍的情况。所以，小泉对华外交不应该误判。
有关中国的对策，我认为，第一，就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首先，为了国家要维护社会稳定，这是爱国主义在当前最突出的表现。口头爱国，行动上却破坏国家稳定，这是误国。其次、要为建设我们的国家出力。毛主席说：落后就要挨打。学生学习，工人工作。国家强大了，就是对日本右翼的有力批判。其三、为了国家，努力维护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其四、爱国家，就是爱生我养我的地方，爱中国的大好河山。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特别是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第二，提倡国际主义。今天在媒体上看不到国际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提倡国际主义，而且在一个相当长时期提国际主义的次数比爱国主义更多。我们的国际主义过去有片面性，提什么世界革命，但正像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中提取合理内核一样，我们要从国际主义传统中提取合理的历史内核。我们的国际主义教育提纲中提出：世界各民族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这些都是合理内核。天安门前现在还是两条标语：“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这就是爱国主义；“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就是国际主义。两条标语很对称很平衡，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想境界上也要有平衡感，对称感。第三、对日外交应该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中日恢复邦交是典范。当年周恩来在对日外交上就是坚持两点论，有许多地方我们是斗争和妥协的结合。老百姓总希望政府强硬，但作为政府和外交部门，必须考虑国家的利益，国家战略。小泉其实不懂外交，外交是妥协的艺术，不懂妥协，就不懂外交。小泉在国内可以当“怪人”，可以任性，但在国际上是行不通的。第四，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通过交流解决历史问题。爱知大学有一个中国教员讲课时，一个日本学生站起来说：南京大屠杀是谎言。这位中国教员就介绍他看历史书，后来他去中国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回来对教员说：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谎言，那么长崎、广岛的原爆也是谎言。所以，中日真正解决历史问题，只有通过扩大交流，从国民层次上来解决。第五，就是大力推进国家统一大业，尽量避免台湾问题被美日利用。新领导层做了很大努力，成绩很大。通过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和中日关系问题，我们的政府的威望更高了。
张纪浔
我是从72年学日语的，我自己的人生，基本和建交以后的中日历史平行前进。
我觉得中日双方在游行问题上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会让步。从历史上看，72年解决复交问题时，中国作出了很大的历史让步。当时中国被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70年代末期，中国的紧迫感非常强，认为如果不搞改革开放，就会被开除“ 球籍”。当年我学日语，是因为喜欢日本。复交是两国政府领导人实现的，但和国民的努力分不开。那个时代，日本社会也有反华和亲华两种声音。当时中国的政策是把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和人民分开。当时我们在广交会工作，那里特意成立了“二办”，专门为日本人办公，而“一办”是为全体外国人办公的。我最成功的一次是为日本女排当翻译，离开时大家都哭了。在我升教授的庆祝宴会上，当年日本女排的教练说把我当时说的话当作座右铭贴在墙上，现在还贴着。
我觉得在建交以后，中日之间从不了解到了解，真正达到了解是在1983年。中首根和胡耀邦达成共识，就是面向未来。当时中国政府邀请3000名日本学生到中国参观，我和15个学生及老师参与了这次活动。当时中国的主要实行者是团中央的胡锦涛，日本方面是冈崎嘉平太。我是第四组的，我们组长是刘延东。当时全国动员了十几万人，我被分配到杭州地区。我们所到地方，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那次举行了5千人大宴会，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是历史问题要讲，但是主要是友好互动，这些日本青年回去后，对中国都很亲近。
中国反日的历史有100多年，但是复交的历史很短。83年是个高潮，以后持续了几年。89年以后，日本还继续对中国进行ODA援助。95年以后，中日关系开始转入低潮，整体上很压抑。我回国内，许多人谈到美国，骂得很少，但谈到日本，就骂得很厉害。95年以后，中日关系在经济上继续往来，但在政治上，变得很怪。周恩来当年对日本人做了很多工作，如冈崎嘉平太，一谈到周恩来就哭。当时老一辈的领导人见日本人，是先听人家说，然后用提问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争取了许多日本人。
这次游行本身没有什么可评论，但使我想起了小时候参加游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还把老师打了，现在很后悔，回家时总是不敢去原来的小学。
中国好不容易有现在这样的稳定，要把好日子搞回到无政府状态，那太容易了。你游行可以，不要搞破坏。中国现在确实强大了，但千万千万要保持冷静。比如说，中国的实力在世界上占前列，但是平均收入很少，刚到中等国家的一个边缘。中国只有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才行。反日游行是对日本的历史认识发表意见，而游行最主要原因是小泉参拜。在历史问题上一意孤行，这是小泉对百姓的一种承诺，他有许多承诺，除了靖国参拜，他的承诺一项也没有实现。在多种矛盾相交织时，需要为主要的承诺而牺牲其它承诺，如为中日关系应该牺牲参拜的承诺。
从经济角度看，中日是不可分割的关系。在70年代，中国主要技术来源日本，占70%以上。中日贸易，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从投资上看，日本对华投资是670亿美元，日本在中国的企业有18000多家，和日本有关联的企业有30000多家。在上海地区有5、6万日本人在那里生活，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有7万多人。让“ 日本人滚出去”，其它国家近来也代替不了。中日贸易很脆弱，中国加入WTO之后，贸易赤字发生逆转（日本由赤字转为黑字），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越多，对日本的依赖就越大，如手表的机芯都是日本的，电动机床也是日本的。
对于中日关系，我们应该做到：1、寄希望于日本人。2、要从我做起。做日本人的工作，相信时间的积累，滴水可以穿石。3、我们要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政经不分离，现在不是那个时代，我们在建设上还需要日本。为了争取日本人去中国投资，我们做了多少工作？我们还处于转折期，中国还有很多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与日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小泉这个人有两面性，除参拜靖国神社外，在他当政的几年内，中日经济关系取得了最大发展，达到高峰。他在这次亚非会议上表现也不错。中日友好要从我们自己做起。
赵 军
游行事件发生以来，我也接受了几家日本媒体采访，谈了我的看法。我想谈两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反日教育，还有靖国神社问题。
历史一直是中、韩等受害国手中的一张牌，日本最近也开始打历史牌，攻击中国的教科书实行反日教育。日本指责中国使用国定教科书，反映国家意志，其中讲述抗日战争的篇幅特别大。日本媒体对此大肆宣传，几张照片、几本教科书、几句评论，却给日本国民造成很大影响。
我从十年前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初中和高中历史教科书。我搞研究，写文章，也发表过，但学者的影响非常有限，影响大众还要靠媒体。中国的教科书有几个特点：1、政治色彩浓厚，国定教科书始终与国家的外交政策相一致。但过去的教科书提革命英雄主义多过爱国主义。2、集中讲授近现代史。中国有5000年历史，4850年的古代史用一年讲完，150年的近现代史也花一年，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讲。中国近代以来备受列强欺侮，把近现代史作为重点，这种选择也是合理的。3、中国的世界史对德意日做并列批判。因为日本离中国最近，侵略中国最甚，中国教科书对日批判最多，也最严厉。4、对战争责任用两分法区别开来，责任归于日本政府，日本老百姓也是受害者。准确地说，这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教育。5、中国的教科书近年来也发生变化，比如对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也刊载了不同意见。从以上来看，一般日本媒体报道中国教科书实行反日教育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有反日教育，但不是学校教育，而是社会教育，比如影视剧对中日关系的想象和表现有些问题。在日本，一般人认为战争过去60年了，但在中国，战争的影响却持续到今天。60年前的日军武器至今还在杀人、伤人。日本媒体对这些做低调报道，受害者与加害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受害者更敏感。
近年来，日本的政治呈现整体化右倾保守倾向，历史认识也整体性倒退，已从“ 村山谈话”的基础上后退了许多。因此，可以说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与“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等右翼势力才是中国反日教育的真正教员。
有关靖国神社问题，可以从历史学和政治学两种角度去解读。靖国神社本身已成为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符号。中日恢复邦交时，两国领导人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发挥高度的政治智慧，对战争责任给出两分法：责任在国家和政府，国民是无辜的，也是受害人。中日政治家为解决历史问题拿出了公式，打开了通路──这是两国复交的前提。中国政府一直以此来说服、教育国内百姓，希望日本政府也能言行一致。但日本后来把甲级战犯移入靖国神社，参拜行为本身就推翻了日本对中国的政治承诺，颠覆了两国解决历史问题的公式和共识。小泉参拜，用了历史学和民俗学的多种解释，但这代替不了政治学的解释。
聪敏的政治家应该适可而止，但小泉执政以来，反复参拜，不断试探中国的底线。他缺乏外交的智慧和远见，使日本与近邻国家的冲突增大，危机丛生。这次反日示威游行是危机爆发，恶果显露。
毛 峰
《亚洲周刊》站在全球华人的立场上，对这次游行示威爆发的中日关系危机予以高度重视，破天荒地连续三期都以中日关系做封面专题，分别是《中日韩三国演义》、《反罪不反日》、《中日摩擦隐含中国七大危机》。
我们认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在亚洲的世纪中，中日关系最重要。可以断定，中日关系搞不好，亚洲不会太平，六国会谈、东盟与中日韩（10+3）框架都会走形。因此，《亚洲周刊》以大篇幅报道本次游行事件和中日关系。
我们探讨了日本近年来为何对中强硬，认为必须对病根下手。日本日益强硬起来，大背景是美国放松了对日本的控制，把日本推到了制衡中国的前台。日本希望成为正常国家，站出来主导亚洲，却面临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判断中国为了搞和平建设不愿出头当老大，所以日本主动出击，频频打出外交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源是日本保持着世袭政治的现实。现在当道的一代政治家主张修宪、入常、建立军队、做正常国家，其实是在实现祖辈和父辈们的政治理想。
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抗争，焦点是如何对待执政右翼保守势力，这不仅是游行示威那么简单。美国给日本松绑，民间的牵制力量日渐薄弱。王毅大使说，中日关系已到了历史转折时期。这话很对。过去中国希望从妥协中求稳定，今后可能会从斗争中争团结。中日关系必须在政策、外交、利益达成新平衡后，才能看出转向哪里。
当然，我们提倡“ 反罪不反日”，在全球化大框架里，要清算的是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简单的抵制日货行为是幼稚的，荒唐的。日本电视每天都在放中国民众抵制日货的过激镜头，影响国民心理。
恢复邦交30多年来，中日关系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握手：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与日本坦率握手；1978年，邓小平与日本坦诚握手；1983年，胡耀邦与日本热忱握手。那么，中日现任领导人是否还能再握一次手？
刘戴维
看到今天的游行示威场面，我想起了86年、89年的游行。当时我是大学生，89年刚毕业一年，也回去参加了游行。当年学生游行提出口号是打倒官倒，争取言论自由等，唤起了民心；这次游行提出抵制日货等口号，唤不起民心，因为大家都在用日货，怎么抵制？
我认为，抵制日货的提法是荒谬而愚蠢的。使用日货，是中国进入国际贸易体系的结果。国际贸易是双边的，中国产品出口日本，必然也要引进日本产品。况且现在的日货大部分还是Made in China。
现在的游行主体是8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有热情但又单纯、无知。他们整天泡在网络上，又接触不到反面意见。他们惟一的武器就是“ 爱国”，但有勇无谋。当年学生游行是反省自己，目的在于搞好国家，现在的游行是仇日排外，给世界不好的印象。
关志雄
这次示威游行，让人感到第二次非典又来了，日本人不敢去中国了。游行事件发生后，有十余家日本媒体来问询，问的问题跟非典时期很接近，重点落在投资中国的风险上。
我想，日本对中投资从长期来看不可能停下来，有不少在“ 中国特需”中获利的公司想扩大对中投资，正准备加速快跑，要下大决心的时候，遇到这次反日风潮可能会感觉不安而犹豫不决。等等看，暂时会成为主流。
我想这次风潮对中日经贸交流可能从以下几方面构成影响：1、人才问题。中国的优秀人才不愿再到日企工作，企业内部的一般性劳资纷争也容易政治化；2、联系到过去涉及日本企业一系列事件，如吉野屋、丰田汽车、东芝笔记本计算机，还有本次朝日啤酒等，都在中国市场受到打击。日本产品会遭到莫明狙击，日本企业会变得更加小心。日本企业不得不面对历史原罪问题，进入中国市场必须对危机管理下大成本，要建立有效的防御和对应机制。现在日本企业在中国热心卖广告，但社会公关做得不好，得不到社会舆论的支持。3、抵制日货如果真实行，对日本的影响不太大。因为在2004年日本对中国出口产品中，容易遭抵制的终端消费品仅占11.5%，中间的零部件配件和原材料占54.2%，制造机械占29.8%。可见，85%以上的对中出口不会受到影响。即使消费型产品出口受到影响，也仅占GDP总额的0.4%，对日本经济影响轻微。4、中国的“反日”风潮有两种发展可能：如果停留在反日层面，那么欧美企业可以拿到日企的市场份额；如果“ 反日”与“ 爱国”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 排外”，那么对外商投资和商务环境会带来整体性影响。
中日之间，“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只有“双赢”或“两败”，没有零和的可能。
朱金诺
反日示威游行发生以来，全日空的中国航线及全日空旅行社已接到不少临时退票和取消预定的案例。4月9日以后，每天取消700人左右；4月17日前后，媒体报道得比较厉害，18日以后每天取消800～1000人左右。
取消赴中预约，主要是修学旅行和团体主催旅行。日本家长们担心中国各地形势不稳，持谨慎态度；团体旅行的组织者也不愿为安全问题承担责任。今年以来，全日空花了大力气展开中国航线的形象推广宣传。这次北京、上海、大连、杭州等各地航线都受到影响。不仅仅是黄金周出游，团体观光和自治体观光等，有些已把9、10月份的访中计划都取消了。
另一方面，据全日空在中国国内代理店反馈信息，中国访日旅行团有些已改赴韩国或欧洲，即使来日的也不愿坐日本的航空公司，而选乘中国的飞机。据统计，到4月20日为止，由中国出发的访日客人已取消1000人以上。
全日空在4月25日将开通“ 东京－广州”航线，每周五个航班。在成田的首航仪式照样进行，但考虑到中国现地的情况，广州的首航仪式已被取消，非常遗憾。
连续几周的反日游行影响非常大，中国政府也在做工作。如果黄金周、五四期间不再有大游行，中日航线6月可望恢复，不然，影响和震荡将会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