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文凯
编者按：新疆乌鲁木齐在7月5日发生大规模暴力骚乱，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相当棘手，关系到经济建设需要的和谐环境和国家发展的长治久安。但本次新疆骚乱，突现了维吾尔族和汉人之间的对立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正在遭遇挑战。为此，《中文导报》专访了中国朝鲜族出身的在日华人学者、北陆大学未来创造学部教授李钢哲。
李钢哲早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多年来亲身经历并关注中国的民族政策。2008年11月22日，他参加日本华人教授会议第5届年会，发表了“全球化与民族社会——中国的现实，世界的课题”的专题演讲。在本次专访中，李钢哲分析了中国民族政策的特点，并对中国多民族社会提出了全球新时代的展望。
李钢哲首先表示，中国有这么多民族，这么大国土，能够达成长时期的相对安定是不容易的。如果没有好的民族政策是不可能的，跟前苏联比较一下，优劣自判。所以说，中国的民族政策基本上还是不错的，表现为几个方面：1、中国没有急著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中国的民族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各个民族充分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经济的阶段，这是中国的现实；2、中国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鼓励用民族语言进行教育。相比之下，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英语是第一语言，民族语言是第二语言；而在中国的许多地区，民族语言是第一语言，汉语成为第二语言；3、中国对少数民族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经济福利上的优惠，独生子女政策的例外，巨大的财政投入和支持，少数民族学生考大学加分制度等。
不过，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国的民族政策也需要根据新的形势进行调整，或者说改革。李钢哲指出，中国的民族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尚属不错，但现在已经是全球化、国际化时代，是个人自由移民、多元文化共存、社会信息发达的时代。过去，少数民族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没有比较，但现在很多少数民族人士出国，外国人也很容易走进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内政了。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里的中国，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也不限于中国的国内问题，而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多影响，受到国际关注。所以，中国的民族政策和理论，若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是不够的，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都需要有所改变。
李钢哲认为，分析中国在国际化时代应该有什么样的民族政策，首先要跟国际社会有个比较，但现在这方面做得不够。现行的民族政策，一方面通过优惠政策笼络了部分少数民族干部，却没能根据不同少数民族的实际需要出发来制定政策，而是千篇一律——这引起了少数民族不满，是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优惠政策偏袒了少数民族，又引起了汉族不满，埋下了隐患，一有导火索，就容易发生民族冲突。
从中央层面来看，中国已经制定并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法》，总体的法律框架是不错的，但在推行实施过程中，屡屡出现简单化、单一化、一刀切现象。中国现在有5大自治区、30多个自治州、100多个自治县、旗等，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在历史上原来就归在中国版图之内，而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在历史上受中国管辖的时间不长，容易成为民族分离的藉口；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缺少独立意识，不容易形成民族问题，而蒙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信仰强烈，更在海外拥有政治关联、宗教关联的国家和区域，容易内外呼应，形成民族对立，甚至对抗。
各种少数民族的情况千差万别，但中国的民族政策和管理手法仍然简单划一，与时代不符。更有甚者，在地域上，一些汉族干部和民族干部素质比较差，执行力弱，没能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权，从而埋下隐患，激化冲突。
去年发生了3．14西藏骚乱，今年发生7．5新疆骚乱，这表明中国现行的做法遭遇到挑战，民族政策已走到了极限。要解决这个敏感而重大的问题，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从长远著眼来考虑，涉及到重大政治改革。新的民族政策，应该充分强化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不排除像香港那样实现港人治港。李钢哲表示，中国有如此大的版图、人口和民族，港澳两地推行了一国两制，今后还要实现台湾的统一，再加上各种民族问题，必须以50-100年的长时段眼光来观察问题。比如，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制应该被允许议论，除了军事和外交权实行统一管理外，各地联邦州政府拥有地方自治权，这可以成为中国的参考选项之一。过去，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提倡过“联邦制”概念，这种理想在中国能否成为现实，越来越值得议论。
当前，中央政府和民族地方政府要建立起充分的信赖关系，仅仅靠权力管辖与财力输送来维持安定，是纸包不住火的。新疆因为有“东突”、“维独”等问题，导致地方干部对民族问题过于敏感，与少数民族不易建立信赖关系。另外，乌鲁木齐的汉族和维吾尔族虽然各占一半，但日常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场所和沟通机会，底层人民之间也缺少信赖关系。
李钢哲认为，本次新疆事件爆发，是偶然之中有必然，与去年的西藏事件也有一定的间接关系。在中国内部，新疆地区在一段时间里安定不下来；在国际上，会再次形成对中国的舆论攻击，海外的维独势力会频繁活动，更加嚣张，这是自然的结果。
李钢哲最后指出，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已面临新思考的必要，转换视点和思路，或可成为解决问题的新起点。因为全球化与多民族社会，不仅是中国的现实，更是世界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