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长声

对话与对谈，从词典的解释看不出多大区别，但就我的感觉，日本人使用这两个词还是有所不同的。柏拉图的著作叫对话，不叫对谈。对谈是真谈，对话则较为抽象，可能是虚拟，纸上谈兵，似乎比对谈高一个档次。大人物和小人物交谈，看似平等，但名之为对话，就不同寻常，带了点俯就与仰望。

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说：和西方或印度不同，人与人相见，就一定的主题交谈——当然并不是苏格拉底那样的，无非有点抽象性的杂谈，这种习惯在日本直到明治年间几乎是没有的。江户时代末叶，志士从各地汇聚京都，却没有共通的口语，虽近在咫尺，要紧话也得用书面语言写下来，由人来回传递才得以沟通。

江户时代最高的教养是纯粹汉文，文化人可以藉助于笔谈和朱舜水、黄遵宪们交流，受教获益。古汉文言简意赅，笔谈起来不会像现今这么罗唆，写一大堆也不得要领。

极端地说——这也是司马说，能进行对话的日语在二战失败后的社会才终于成熟了。不过，日本对话并不像西方那样立论反论，而是寻求跟对方相似相近的部分，使彼此的这部分重合，皆大欢喜，其根源在于稻作社会所造成的性格。

二人相对而谈，三人鼎谈，人再多就座谈，是日本很常用的活字表现形式。一旦出了名，就会在杂志上对谈，谈来谈去便结集出书。作家当中有不少对谈的高手，例如评论家、小说家丸谷才一常领衔对谈，集在他名下出版。对谈的内容及风格因杂志而异，丸谷曾列举各类杂志的对谈高手，文艺杂志是小说家武田泰淳，综合杂志是剧作家山崎正和，周刊杂志是小说家吉行淳之介。小说、戏剧靠会话(主要是对话)成立，小说家、剧作家善于对谈也像是理所当然。二人面对面，但心存读者，是在为读者而谈。对谈不是问答，不是访谈，有主次之分，却不能听一人侃大山。逢场则滔滔不绝，这种人最自我中心，目中无人，缺少每事问的谦逊。对谈是交流、交锋，双方都得到启发、刺激、诱导。欠缺逻辑性，用语不明确，丸谷才一绝不跟他谈。小说家远藤周作在世时也很会对谈，他给儿子讲过窍门，那就是充分调查对手，倘若是建筑家，就要去参观他的建筑，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他最近的兴趣嗜好。主谈要能使什么话题都津津生趣，讷于言的人也能跟著谈起来，还要会听对方的话，耐心听。

对谈有如北京人踢毽子，各逞其能，却不让毽子落地，而不是打乒乓球，一心要把球扣死在对手的台前。从技巧来说，有赞同，有反论，也要有让步。专攻历史社会学的小熊英二当过编辑，根据他的经验，对谈说容易那是再容易不过了，但认真做好也非常费工夫。不即不离，泛泛而谈，很容易，而彼此能切中肯綮地交流，内容充实，就有了难度。作家村上龙高度评价小熊英二的著作，出版社请他们对谈，小熊要求给他一周时间，先阅读村上的作品，若深感兴趣，有话要说，那才能应允对谈。一场好对谈，事前准备为三分之一，实际对谈的好坏为三分之一，为发表而整理也占三分之一。

池田大作可能是日本对谈第一人，已经和国家首脑、有识之士七千人进行过对谈，出版对谈集五十馀种。就中国人来说，他曾和常书鸿、金庸、季羡林对谈；最近又和饶宗颐对谈，在《香港文学》杂志上连载，这大概是他首次在日本内外同步把对谈发表。池田很爱用“战斗”的说法，他说：“所谓斗争，就是触发，是唤醒人性的对话，我要把毕生用在这上面。”1972、73两年，他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伦敦对谈四十个小时，结集出版，已译成二十七种语言。年长四十岁的汤因比鼓励池田：“我强烈希望你在世界上卷起对话的旋风。”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称赞池田“和汤因比博士对谈以来，推进真正的文明之间的对话。”池田大作可以跟任何人对话，基础即在于“同样是人”。身为宗教领袖，他主张人不是为宗教，而宗教必须为人。池田大作还是摄影家，把自己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摄影展题为“和自然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