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文凯
二战结束 60 周年，各国有不同的纪念方法。中、韩等战争受害国都以 8 ． 15 为终点，纪念战争的灾难，庆祝战后的新生；日本则习惯以 8 ． 15 为起点，淡化此前的罪恶，重申此后的悲苦。日本偶有涉及败战前的纪念活动，也总是把重点放在 3 月 10 日的东京大空袭， 8 月 6 日在广岛、 7 日在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受害事件上，反复强调东京死了 10 万人，广岛死了 20 万人，长崎死了 8 万人，如数家珍，不厌其烦。这种做法的潜在心理，或者说真实用意，不外乎以灾难置换罪恶，以国民的惨重伤亡来掩盖元凶罪魁的历史责任，以民间的水深火热来消解国家机器的战争责任。多年来，日本操练这一手早已驾轻就熟，纪念终战 60 周年只不过是重演一遍而已，不值得期待。
对战后黑暗年代的回顾，构成了日本纪念终战 60 周年的主体内容。其中，战后慰安史已成为不可剥离的时代风景。日本是风俗业相当发达的国家，而战后风俗史的起点就是以美国大兵为对象，为时不长却惊天动地的慰安运动。在这个慰安运动背后，有日本政府作为推手，美其名曰“ 为良家女子设立防波堤”，其实是由政府公然组织卖春活动，空前绝后，闻所未闻。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 月 17 日，负责处理败战事宜的东久迩宫稔彦内阁成立。 8 月 18 日，内务省警保局长早早地向各关系省厅、府县长官发送了无线电绝密指令，内容有关设立“ 进驻军特殊慰安设施”。这份指令的主要内容称：面向驻留军的慰安营业限定在一定地域内，这与一直以来的取缔法规无关，可以获得许可。警察署长应对性营业给予积极指导，急速充实有关设备。从事性营业的妇女当以艺妓、公私娼妓、女给、酌妇、常习密淫犯等为优先。当天，东京饮料组合三名负责人来到警视厅保安课。保安课长对他们说：为了保护女性的安全，需要有防波堤，希望你们提供帮助。 8 月 19 日，饮料组合与艺妓置屋、待合业、接客业、慰安所、贷座敷、练技场等七个团体会合后，正式成立了“ 特殊慰安设施协会”，颇有奉旨行事的意思。就在当天，时任国务大臣的近卫文 ? 把警视总监 ? 信弥秘密叫到永田町首相官邸，交待他说：“请保护日本的姑娘们，这件事不能交给部下，你要亲自处理。” 特殊慰安设施成立后，更名为 RAA ，靠当时的大藏省融资 3300 万日元正式启动。 RAA 用这些钱买下或借入 50 多处卖春设施，同时向社会召招募“ 愿意成为良家女子防波堤的女性”。败战前，东京都内有 660 座妓楼，聚集着 8000 多名妓女。迫于战火威胁，大部分妓女四散逃逸，再加上职业娼妓知道为美国大兵服务，自感力不能胜，纷纷敬而远之。 RAA 最后只能招募一些愿意为国献身，愿意为姐妹们充当“防波堤”，却毫无性生活经验的年轻女性。结果可想而知，这些“ 处女防波堤”一天要接待 60 名美国大兵，她们悲惨地沦为国家组织化卖春活动的集体牺牲品，也成为战后慰安史的黑暗见证人。
但是，战后的组织化慰安活动好景不长。 1946 年 3 月 27 日，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部（ GHO ）命令下， RAA 被迫关闭。慰安设施里的女性失去栖身之地，没有任何补偿，就被赶到大街上。 1946 年以后，在大街上自由流动，以美国大兵为对象的街头私娼骤然增多，揭开了战后日本风俗史的序幕。出现私娼的背景，当然出于战后的日子食品不足、生活困苦，但 RAA 实施不足一年的慰安运动无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 1945 年末到 1949 年之间，仅在东京有乐町、新桥、神田、上野、新宿、池袋六大名所，就集中了私娼 3300 人。据警视厅调查，年轻妇女招揽美国大兵的街头私娼流莺，东京在 1945 年已达 3000 人， 1946 年春则上升为 5000 人，实际人数当在调查数字 2 、 3 倍以上。在日本全国的各大都市和占领军驻屯地附近，统计称有高达 6 万人的私娼在活动，实际人数更在其上。
有乐町与银座、日比谷相连， GHO 本部就设在晴海大道的起点上。在 GHO 本部附近流连的私娼被视为“ 最高级”，因为她们接触美军将校和士兵的机会比较多。在有乐町高架电车线路下，每天傍晚时分总会聚集 100-150 名女性，开始她们赚钱的夜生活。据称，当年在这些地区各据一方的老鸨式人物，以前大都是普通中产家庭的大家闺秀出身，后来不少也结婚成家，相夫教子了。她们走上这条道路的过程及亲身经历，正是战后一个时代的写照。
战争总是残酷的。战争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战场上的刺刀见红、生死难卜，更体现于无所不在的延伸影响，关系到千万个家庭的幸福和个人的命运。任何一场战争，对国家也许有“胜者王侯败者寇”之说，对个人却不可能有输赢之分。在战争中，输光的总是个人财产和性命，被践踏、被侮辱、被损害的总是个体尊严和人格。日本在战时乃至战后的国家政策惯以牺牲国民利益为代价，但回顾历史时又总以国民牺牲为说辞来掩盖国家政策的失败，这种历史逻辑是混乱的，自相矛盾的。从女性人权的角度出发，日本在战争中逼迫外国女性充当慰安妇，已经受到指控；日本在战后公开组织本国女性提供慰安服务，也应该受到追究。
二战结束 60 周年，各国有不同的纪念方法。中、韩等战争受害国都以 8 ． 15 为终点，纪念战争的灾难，庆祝战后的新生；日本则习惯以 8 ． 15 为起点，淡化此前的罪恶，重申此后的悲苦。日本偶有涉及败战前的纪念活动，也总是把重点放在 3 月 10 日的东京大空袭， 8 月 6 日在广岛、 7 日在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受害事件上，反复强调东京死了 10 万人，广岛死了 20 万人，长崎死了 8 万人，如数家珍，不厌其烦。这种做法的潜在心理，或者说真实用意，不外乎以灾难置换罪恶，以国民的惨重伤亡来掩盖元凶罪魁的历史责任，以民间的水深火热来消解国家机器的战争责任。多年来，日本操练这一手早已驾轻就熟，纪念终战 60 周年只不过是重演一遍而已，不值得期待。
对战后黑暗年代的回顾，构成了日本纪念终战 60 周年的主体内容。其中，战后慰安史已成为不可剥离的时代风景。日本是风俗业相当发达的国家，而战后风俗史的起点就是以美国大兵为对象，为时不长却惊天动地的慰安运动。在这个慰安运动背后，有日本政府作为推手，美其名曰“ 为良家女子设立防波堤”，其实是由政府公然组织卖春活动，空前绝后，闻所未闻。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 月 17 日，负责处理败战事宜的东久迩宫稔彦内阁成立。 8 月 18 日，内务省警保局长早早地向各关系省厅、府县长官发送了无线电绝密指令，内容有关设立“ 进驻军特殊慰安设施”。这份指令的主要内容称：面向驻留军的慰安营业限定在一定地域内，这与一直以来的取缔法规无关，可以获得许可。警察署长应对性营业给予积极指导，急速充实有关设备。从事性营业的妇女当以艺妓、公私娼妓、女给、酌妇、常习密淫犯等为优先。当天，东京饮料组合三名负责人来到警视厅保安课。保安课长对他们说：为了保护女性的安全，需要有防波堤，希望你们提供帮助。 8 月 19 日，饮料组合与艺妓置屋、待合业、接客业、慰安所、贷座敷、练技场等七个团体会合后，正式成立了“ 特殊慰安设施协会”，颇有奉旨行事的意思。就在当天，时任国务大臣的近卫文 ? 把警视总监 ? 信弥秘密叫到永田町首相官邸，交待他说：“请保护日本的姑娘们，这件事不能交给部下，你要亲自处理。” 特殊慰安设施成立后，更名为 RAA ，靠当时的大藏省融资 3300 万日元正式启动。 RAA 用这些钱买下或借入 50 多处卖春设施，同时向社会召招募“ 愿意成为良家女子防波堤的女性”。败战前，东京都内有 660 座妓楼，聚集着 8000 多名妓女。迫于战火威胁，大部分妓女四散逃逸，再加上职业娼妓知道为美国大兵服务，自感力不能胜，纷纷敬而远之。 RAA 最后只能招募一些愿意为国献身，愿意为姐妹们充当“防波堤”，却毫无性生活经验的年轻女性。结果可想而知，这些“ 处女防波堤”一天要接待 60 名美国大兵，她们悲惨地沦为国家组织化卖春活动的集体牺牲品，也成为战后慰安史的黑暗见证人。
但是，战后的组织化慰安活动好景不长。 1946 年 3 月 27 日，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部（ GHO ）命令下， RAA 被迫关闭。慰安设施里的女性失去栖身之地，没有任何补偿，就被赶到大街上。 1946 年以后，在大街上自由流动，以美国大兵为对象的街头私娼骤然增多，揭开了战后日本风俗史的序幕。出现私娼的背景，当然出于战后的日子食品不足、生活困苦，但 RAA 实施不足一年的慰安运动无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 1945 年末到 1949 年之间，仅在东京有乐町、新桥、神田、上野、新宿、池袋六大名所，就集中了私娼 3300 人。据警视厅调查，年轻妇女招揽美国大兵的街头私娼流莺，东京在 1945 年已达 3000 人， 1946 年春则上升为 5000 人，实际人数当在调查数字 2 、 3 倍以上。在日本全国的各大都市和占领军驻屯地附近，统计称有高达 6 万人的私娼在活动，实际人数更在其上。
有乐町与银座、日比谷相连， GHO 本部就设在晴海大道的起点上。在 GHO 本部附近流连的私娼被视为“ 最高级”，因为她们接触美军将校和士兵的机会比较多。在有乐町高架电车线路下，每天傍晚时分总会聚集 100-150 名女性，开始她们赚钱的夜生活。据称，当年在这些地区各据一方的老鸨式人物，以前大都是普通中产家庭的大家闺秀出身，后来不少也结婚成家，相夫教子了。她们走上这条道路的过程及亲身经历，正是战后一个时代的写照。
战争总是残酷的。战争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战场上的刺刀见红、生死难卜，更体现于无所不在的延伸影响，关系到千万个家庭的幸福和个人的命运。任何一场战争，对国家也许有“胜者王侯败者寇”之说，对个人却不可能有输赢之分。在战争中，输光的总是个人财产和性命，被践踏、被侮辱、被损害的总是个体尊严和人格。日本在战时乃至战后的国家政策惯以牺牲国民利益为代价，但回顾历史时又总以国民牺牲为说辞来掩盖国家政策的失败，这种历史逻辑是混乱的，自相矛盾的。从女性人权的角度出发，日本在战争中逼迫外国女性充当慰安妇，已经受到指控；日本在战后公开组织本国女性提供慰安服务，也应该受到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