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
杨逸（44岁）以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的小说《渗透时光的早晨》获得了芥川奖（这是第一次外国人获得该奖）。杨逸认为，“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将重心放在经济上，完成了令人惊异的发展，中国有适合于自己的模式，首先是老百姓的生活，那并不一定是在民主主义之下。”
20年前，杨逸也去了天安门广场。用在日本打工赚来的钱买了机票，在广场中央作为指挥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她拿出了日本的学生证，并被允许进入。登上纪念碑，俯瞰天安门广场，满目都是寻求民主的人、人、人。
“凡事都得小心翼翼说话的社会压抑感突然消失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如此爽快。”为了让还在上高中的妹妹也看到这一切，杨逸回故乡黑龙江省去接妹妹。但是，几天以后回到广场，广场上已经没有了人影。杨逸失望了，“在广场上所见到的究竟是什么？”
19年后的去年，她写了《渗透时光的早晨》，因为想要“直面在人生中给了自己最大冲击的事件”。但是，她避开了对事件的评价。因为“没有必要评论对错，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视点看法，那就行了”。
不下结论，这种思维方式与杨逸的人生观有关，经历了在日本的留学、工作、结婚、育儿和离婚，她表示：“真是很艰难，世人、世事都很复杂，我懂得了无法单纯下定论。”
许多在日华人都在北京或日本经历了1989年的民主化运动，在这20年间，他们对于天安门事件和民主化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岁月让中国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对于致力于商业的在日华人来说，现在的中国充满了机会。
精于画像处理的情报技术（IT）企业、CyberNet technology社（东京）的张林峰社长（41岁）正在致力于将这些技术在明年的上海万博出展推销。
张林峰也曾活跃在天安门广场，曾为了避免军队进入北京市中心而与别人一起进行劝说活动，但是，军队在一星期之后袭来，占领了广场。失望之中，他决定离开中国。
他在1992年来到日本，在日本企业磨砺了技术，1999年与朋友创办了Cyber公司，与多家大公司有了商务来往。他认为，“无论是什么主义，能让老百姓幸福的就是好政党。”
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杨中美（63岁）是东京民主化运动的领袖，在与那一年出生的女儿的对话中，能感受到这20年的岁月流逝。
杨中美在4所大学担任非常勤讲师，并且在1998年携全家加入日本国籍。成长为大学生的女儿，颇为欣赏在政府的强有力的指导之下，不断增强经济力量和国际影响力的祖国。
“中国确实是抛弃了弱者，但这种体制不是一种很快可以让国家变得强盛的体制吗？我觉得有一些牺牲也是没法子的。”
杨中美在家一般不提民主化运动，但他认为长女的话有著“统治阶级的道理。独裁主义一旦有偏差，就会给民众造成极大的灾害”。他加重语气这样说。
他1981年来日本，曾在立教大学院上学。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后，在日本创办了杂志《民主中国》，批判政权。
但是，当中国的改革派失势之后，海外的民运势力也有偃旗息鼓之势。自1992年中国加速发展市场经济起，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向它靠近了。
“起码从经济方面来说，中国的现实已经走到了我们的理想之前。”
夥伴间的纠纷和家庭的负担都增加了，1993年，杨中美从民运中退出，“作为研究者来客观地观察中国”。上个月，他给党干部订阅的杂志发去稿件，一方面对“党内民主”的展开给予正面评价，一方面也表示“领导部门应该给民众展示民主选举的具体构想。”
对于20年前的运动，他表示，“理想和理念都没有错。但是，凡事应该有它合理的进行速度”。
一位在京都女子大学当非常勤讲师的在日华人男子（45岁）也坚信民主化运动是正确的。当时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电视采访，并因此而受到研究所领导的批判。尽管已经决定要留学，但护照却发不下来，而且原本已定的部委的位子也没了。他比预期晚了5年来日本，并在日本留下，取得了日本国籍。但是，考虑到老了以后他想回国，他一直与政治活动保持著距离。
民主化组织越来越无力了。1989年12月，由逃亡中国人在巴黎组织的“民主中国阵线”日本支部有300人。但是，因“影响工作”、“给家人带来麻烦”等理由，参加者减少，如今约有40人，真正在活动的只有15人。两年前，还经历了一次分裂，分为两部分。一个成员这样说：“只见时间流逝，却没有结果的话，热情也就变冷了。仅用理想来维持组织太难了。”
报道原文刊登于《朝日新闻》2009年6月7日朝刊第3版
原文采写：山根佑作、林望、浅仓拓也
中文翻译：杜海玲
本文相关照片由《朝日新闻》独家提供
杨逸（44岁）以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的小说《渗透时光的早晨》获得了芥川奖（这是第一次外国人获得该奖）。杨逸认为，“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将重心放在经济上，完成了令人惊异的发展，中国有适合于自己的模式，首先是老百姓的生活，那并不一定是在民主主义之下。”
20年前，杨逸也去了天安门广场。用在日本打工赚来的钱买了机票，在广场中央作为指挥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她拿出了日本的学生证，并被允许进入。登上纪念碑，俯瞰天安门广场，满目都是寻求民主的人、人、人。
“凡事都得小心翼翼说话的社会压抑感突然消失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如此爽快。”为了让还在上高中的妹妹也看到这一切，杨逸回故乡黑龙江省去接妹妹。但是，几天以后回到广场，广场上已经没有了人影。杨逸失望了，“在广场上所见到的究竟是什么？”
19年后的去年，她写了《渗透时光的早晨》，因为想要“直面在人生中给了自己最大冲击的事件”。但是，她避开了对事件的评价。因为“没有必要评论对错，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视点看法，那就行了”。
不下结论，这种思维方式与杨逸的人生观有关，经历了在日本的留学、工作、结婚、育儿和离婚，她表示：“真是很艰难，世人、世事都很复杂，我懂得了无法单纯下定论。”
许多在日华人都在北京或日本经历了1989年的民主化运动，在这20年间，他们对于天安门事件和民主化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岁月让中国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对于致力于商业的在日华人来说，现在的中国充满了机会。
精于画像处理的情报技术（IT）企业、CyberNet technology社（东京）的张林峰社长（41岁）正在致力于将这些技术在明年的上海万博出展推销。
张林峰也曾活跃在天安门广场，曾为了避免军队进入北京市中心而与别人一起进行劝说活动，但是，军队在一星期之后袭来，占领了广场。失望之中，他决定离开中国。
他在1992年来到日本，在日本企业磨砺了技术，1999年与朋友创办了Cyber公司，与多家大公司有了商务来往。他认为，“无论是什么主义，能让老百姓幸福的就是好政党。”
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杨中美（63岁）是东京民主化运动的领袖，在与那一年出生的女儿的对话中，能感受到这20年的岁月流逝。
杨中美在4所大学担任非常勤讲师，并且在1998年携全家加入日本国籍。成长为大学生的女儿，颇为欣赏在政府的强有力的指导之下，不断增强经济力量和国际影响力的祖国。
“中国确实是抛弃了弱者，但这种体制不是一种很快可以让国家变得强盛的体制吗？我觉得有一些牺牲也是没法子的。”
杨中美在家一般不提民主化运动，但他认为长女的话有著“统治阶级的道理。独裁主义一旦有偏差，就会给民众造成极大的灾害”。他加重语气这样说。
他1981年来日本，曾在立教大学院上学。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后，在日本创办了杂志《民主中国》，批判政权。
但是，当中国的改革派失势之后，海外的民运势力也有偃旗息鼓之势。自1992年中国加速发展市场经济起，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向它靠近了。
“起码从经济方面来说，中国的现实已经走到了我们的理想之前。”
夥伴间的纠纷和家庭的负担都增加了，1993年，杨中美从民运中退出，“作为研究者来客观地观察中国”。上个月，他给党干部订阅的杂志发去稿件，一方面对“党内民主”的展开给予正面评价，一方面也表示“领导部门应该给民众展示民主选举的具体构想。”
对于20年前的运动，他表示，“理想和理念都没有错。但是，凡事应该有它合理的进行速度”。
一位在京都女子大学当非常勤讲师的在日华人男子（45岁）也坚信民主化运动是正确的。当时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电视采访，并因此而受到研究所领导的批判。尽管已经决定要留学，但护照却发不下来，而且原本已定的部委的位子也没了。他比预期晚了5年来日本，并在日本留下，取得了日本国籍。但是，考虑到老了以后他想回国，他一直与政治活动保持著距离。
民主化组织越来越无力了。1989年12月，由逃亡中国人在巴黎组织的“民主中国阵线”日本支部有300人。但是，因“影响工作”、“给家人带来麻烦”等理由，参加者减少，如今约有40人，真正在活动的只有15人。两年前，还经历了一次分裂，分为两部分。一个成员这样说：“只见时间流逝，却没有结果的话，热情也就变冷了。仅用理想来维持组织太难了。”
报道原文刊登于《朝日新闻》2009年6月7日朝刊第3版
原文采写：山根佑作、林望、浅仓拓也
中文翻译：杜海玲
本文相关照片由《朝日新闻》独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