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应该是提倡民主和自由的地方，但是不能保护我。有这种感觉的原留学生不只我一个。”

　　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在大阪大学大学院研究社会学的46岁的赵京先生言词里透著气愤。

　　作为中国政府的公派留学生的赵先生，担任天安门事件后成立的民主化组织的关西地区代表。接近护照更新期限的1991年夏天，他到学校去谘询此事，他的指导教授要求他在向中国总领事馆提交的检讨书上签名。检讨书中写著“参加学业以外的活动是不恰当的。今后要专心学业”等内容。关于这个事情，赵先生的指导教授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是“痛苦的记忆”。对于专心致力参加民主化运动的赵先生，中国政府施加了中止奖学金等压力。预感到赵先生的护照没有更新的希望，指导教授多次与总领事馆沟通，但是均不起作用。

　　到了1991年8月左右，无计可施的指导教授经历了一件奇妙的事情。

　　一天，事务所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也没有报上自己的名字，只说“请你来一下”。指导教授马上意识到：是赵先生的事。指导教授急忙来到离大学不远的那个被指定的地方，那是一个连招牌也没有的煞风景的事务所。里面一位刚进入老年的日本男人，打开桌子上面的文件给指导教授看。上面记载著赵先生什么时候参加了怎样的集会等，是一本有详细记录的资料簿。

　　“您作为指导教官是不合格的。”男人给他“定性”，“给日中友好增添了裂痕，最好向总领事馆谢罪。”男人继续说道，并随后提出向总领馆提交检讨书，和在不给领事馆添麻烦的深夜去总领事馆谢罪的两点建议。

　　数日后的上午12点多，指导教授去了总领事馆谢罪，并且写了检讨书让赵先生签名，送到了总领事馆。不久赵先生的护照得以更新。

　　不明白那个男人究竟是什么人。指导教授现在回味认为可能是“想尽快将这件事处理掉，这是有权利的人的指示”。

　　赵先生在1995年，结束了日本的生活，远渡美国。现在他所说的理由是“我认为这不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仅对我个人的个案处理”。

　　日本政府在天安门事件以后，控制以人权问题批评中国。在发生赵先生的事的时候，海部首相作为发达国家首脑在事件后第一个访华，并表明一时冻结的日元贷款正式重新启动，著手对中关系的全面修复工作。

　　当时是外务省亚洲局长、原驻中国大使谷野作太郎回想当年时说道：“制裁中国对亚洲的和平、安定有好处吗？将来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中处于怎样的地位？这些是作为邻国的第一课题。”

　　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高木诚一郎指出：“日本控制对中国的人权批判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历史问题。”日本政府担心中国政府拿出过去战争时期日军的行为来反击。

　　对体制不相同的邻国，日本要怎样相对？天安门事件提出的课题，现在也在持续。中国政府的“磁力”越过了大海，束缚著在日本华人。

　　报道原文刊登于《朝日新闻》2009年6月8日朝刊第3版

　　原文采写：林望

　　中文翻译：李春雁

　　本文相关照片由《朝日新闻》独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