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说明
杨逸说:天安门事件是“人生中最受冲击的事件”。东京都中央区。丰间根功智 摄影Ⓒ朝日新闻
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
杨逸（44岁）以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的小说《渗透时光的早晨》获得了芥川奖（这是第一次外国人获得该奖）。杨逸认为，“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将重心放在经济上，完成了令人惊异的发展，中国有适合于自己的模式，首先是老百姓的生活，那并不一定是在民主主义之下。”
20年前，杨逸也去了天安门广场。用在日本打工赚来的钱买了机票，在广场中央作为指挥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她拿出了日本的学生证，并被允许进入。登上纪念碑，俯瞰天安门广场，满目都是寻求民主的人、人、人。
“凡事都得小心翼翼说话的社会压抑感突然消失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如此爽快。”为了让还在上高中的妹妹也看到这一切，杨逸回故乡黑龙江省去接妹妹。但是，几天以后回到广场，广场上已经没有了人影。杨逸失望了。“在广场上所见到的究竟是什么？”
19年后的去年，她写了《渗透时光的早晨》，因为想要“直面在人生中给了自己最大冲击的事件”。但是，她避开了对事件的评价。因为“没有必要评论对错，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视点看法，那就行了”。
不下结论，这种思维方式与杨逸的人生观有关，经历了在日本的留学、工作、结婚、育儿和离婚，她表示“真是很艰难，世人、世事都很复杂，我懂得了无法单纯下定论”。
许多在日华人都在北京或日本经历了89年的民主化运动，在这20年间，他们对于天安门事件和民主化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岁月让中国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对于致力于商业的在日华人来说，现在的中国充满了机会。
精于画像处理的情报技术（IT）企业、CyberNet technology社（东京）的张林峰社长（41岁）正在致力于将这些技术在明年的上海万博出展推销。
张林峰也曾活跃在天安门广场，曾为了避免军队进入北京市中心而与别人一起进行劝说活动，但是，军队在一星期之后袭来，占领了广场。失望之中，他决定离开中国。
他在1992年来日本，在日本企业磨砺了技术，1999年与朋友创办了Cyber公司，与多家大公司有了商务来往。他认为“无论是什么主义，能让老百姓幸福的就是好政党”。
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杨中美（63岁）是东京民主化运动的领袖，在与那一年出生的女儿的对话中，能感受到这20年的岁月流逝。
杨中美在四所大学担任非常勤讲师，并且在1998年携全家加入日本国籍。成长为大学生的女儿，颇为欣赏在政府的强有力的指导之下，不断增强经济力量和国际影响力的祖国。
“中国确实是抛弃了弱者，但这种体制不是一种很快可以让国家变得强盛的体制吗？我觉得有一些牺牲也是没法子的。”
杨中美在家一般不提民主化运动，但他认为长女的话有着“统治阶级的道理。独裁主义一旦有偏差，就会给民众造成极大的灾害”。他加重语气这样说。
1981年来日本，曾在立教大学院上学。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后，在日本创办了杂志《民主中国》，批判政权。
但是，当中国的改革派失势之后，海外的民运势力也有偃旗息鼓之势。自1992年中国加速发展市场经济起，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向它靠近了。
“起码从经济方面来说，中国的现实已经走到了我们的理想之前。”
伙伴间的纠纷和家庭的负担都增加了，1993年，杨中美从民运中退出，而是“作为研究者来客观地观察中国”。上个月，他给党干部订阅的杂志发去稿件，一方面对“党内民主”的展开给予正面评价，一方面也表示“领导部门应该给民众展示民主选举的具体构想”。
对于20年前的运动，他表示，“理想和理念都没有错。但是，凡事应该有它合理的进行速度”。
在京都女子大学当非常勤讲师的在日华人男子（45岁）也坚信民主化运动是正确的。当时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电视采访，并因此而受到研究所领导的批判。尽管已经决定要留学，但护照却发不下来，而且原本已定的部委的位子也没了。他比预期晚了5年来日本，并在日本留下，取得了日本国籍。但是，考虑到老了以后他想回国，他一直与政治活动保持着距离。
民主化组织越来越无力了。1989年12月，由逃往中国人在巴黎组织的“民主中国阵线”日本支部有300人。但是，因“影响工作”，“给家人带来麻烦”等理由，参加者减少，如今约有40人，真正在活动的只有15人。两年前，还经历了一次分裂，分为两部分。一个成员这样说:“只见时间流逝，却没有结果的话，热情也就变冷了。仅用理想来维持组织太难了。”
报道原文刊登于《朝日新闻》2009年6月7日朝刊第3版
原文采写: 山根佑作、林望、浅仓拓也
中文翻译: 杜海玲
本文相关照片由《朝日新闻》独家提供
辞去解放军军职 从事民主活动
5月下旬，在埼玉县八潮市的住宅区。出租车司机边宁先生(47岁)结束20多个小时的工作回到家中，时间已是早晨4点多了。他看了看小学3年级的独生女熟睡的面孔，然后打开了电脑。
边先生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尉。现在在日本继续坚持搞民主化活动。
近50封电子邮件从美国和欧洲等地发来。有纪念天安门事件20周年集会的通知，有民主运动活动家的消息，有交换意见的邮件……也有的邮件是从中国国内发来。
边宁先生的父亲是解放军少将，母亲是共产党机关杂志的干部。边宁在1984年从北京的名牌大学毕业后参军，被分配到军工企业的武器出口部门。
1989年春天，天安门广场学生的民主化运动空前高涨。看到绝食的学生们，这种“热爱国家，希望国家好起来，并为此不惜身命的心情”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工作之余频繁来到广场，并在公司里发起募捐，购入食品，与20多个同事一起自做主张用军用卡车把食品运到广场。
6月4日凌晨他也在广场。“嘟嘟嘟嘟”，沉重的声音在广场响起。边宁马上知道那是军用机枪。“快跑”，他边跑边对学生们呼喊。眼前的女学生突然倒下了，他用手电筒一照，白色衬衫被鲜血染红，她的头部被击穿，当场死亡。边宁说:“我继续奔跑在广场上，脑子里一片苍白。”
军方命令他在家里自肃。“我所相信的东西全部轰毁了”，他请在日本留学的表兄办理了日语学校的入学手续，并求在公安局工作的初中的同学为他办了护照。
那年秋天他来到日本，在日语学校就读，在以促进中国民主化为目标的组织中办宣传小报。但是，但这个组织日见凋敝，宣传小报也在1996年停办。
他跟上海的妻子所生的长女没有国籍。他去中国大使馆办理取得国籍的手续，使馆要求他停止民主活动。为此他觉得很苦恼，但是在他眼前死去的女学生难以忘怀，这使他一直没有答应使馆的要求。
他也考虑过全家一起取得日本国籍，但是总是下不了决心。他说:“中国政治发生变化的一天一定会到来了。那时我将作为中国人回到祖国，去讲那一天在广场看到的事情。”
当时，日本也有数千人参加示威游行，因此留在日本的留学生也很多。但是现在还公开站出来谈民主化的人是少数。
去年在大阪，以前搞民主化运动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讨论当时的“遗产”的使用。
天安门事件当时，关西的中国留学生们发起的“中国民主化支援联合会”，从留学生和日本市民那里得到了募捐，但中国的民主化运动遭到镇压，资金已无处使用了。他们委托日本律师管理存折和印章,现在包括利息在内有700多万日元。
去年，现担任大学教授的原民运领导人，提出将资金作为义援金捐献给四川大地震的受灾者。正在这时，天安门事件的牺牲者遗属团体在网站公布了牺牲者的名单等，因此有人提出捐献给遗属团体的方案。“就是考虑到那些募捐的日本人，我们也不允许改变原来的目的”，大家支持了向遗属团体汇款的方案。
呼吁将捐款送往四川的教授，此后，被聘为中国著名大学的干部。另一方面，支持捐献给遗属团体的大学讲师的其余项科先生(46)说:“20年前的记忆始终无法忘怀”--对民主化的执著现在仍在在日华人的心中涌动。
报道原文刊登于《朝日新闻》2009年6月7日朝刊第1版
原文采写: 山根佑作，浅仓拓也
中文翻译: 张 石
本文相关照片由《朝日新闻》独家提供
大国的光和影
关注中国的人们
在一党专制的强权下，高效率不断实现国家大目标的中国，北京奥运会、宇宙开发、确保资源供应，也正在接近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交椅。
住在日本，出生在中国的人们为祖国的发展感到喜悦，有很多人支持并赞美共产党的统治，也有的人因为自己在日本社会是少数族群，因此有很强的自尊心。
但是了解天安门事件的一代稍显复杂。因为这个事件留在日本和来到日本的人很多。怎样理解民主化停止不前而又在发展的祖国呢?人们面对自己发出种种设问。
面对现实，来往于故乡和日本之间的人，到中国寻求工作机会的人，虽然是少数但仍然从事民主化运动的人，参与社会福利和环境改善，扎扎实实地让中国好起来的人……千姿百态，林林总总。
言论、政治活动、报道、宗教等围绕自由和人权的问题屡屡发生。怎样与在限制国民自由的同时，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上话语权不断提高的中国交往呢？这是日本和欧美各国等许多国家面临的课题。天安门一代在日华人的想法和行动，为人人们接近这个答案提供了许多富有启示的参考。
第5部分“天安门记”，传达了天安门一代华人的姿态和日本社会如何理解中国民主化的问题。
原文刊登于《朝日新闻》2009年6月7日朝刊第3版
原文写作: 编辑委员五十川伦义
中文翻译: 张 石
关键词 天安门事件
1989年，以胡耀邦原总书记逝世为开端，学生们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静坐，要求民主化，市内举行了游行，也进行了绝食。当局5月20日发布戒严令。6月4日凌晨，军队占领广场。
天安门记 (上)
在日华人 第5部
杨逸说:天安门事件是“人生中最受冲击的事件”。东京都中央区。丰间根功智 摄影Ⓒ朝日新闻
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
杨逸（44岁）以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的小说《渗透时光的早晨》获得了芥川奖（这是第一次外国人获得该奖）。杨逸认为，“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将重心放在经济上，完成了令人惊异的发展，中国有适合于自己的模式，首先是老百姓的生活，那并不一定是在民主主义之下。”
20年前，杨逸也去了天安门广场。用在日本打工赚来的钱买了机票，在广场中央作为指挥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她拿出了日本的学生证，并被允许进入。登上纪念碑，俯瞰天安门广场，满目都是寻求民主的人、人、人。
“凡事都得小心翼翼说话的社会压抑感突然消失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如此爽快。”为了让还在上高中的妹妹也看到这一切，杨逸回故乡黑龙江省去接妹妹。但是，几天以后回到广场，广场上已经没有了人影。杨逸失望了。“在广场上所见到的究竟是什么？”
19年后的去年，她写了《渗透时光的早晨》，因为想要“直面在人生中给了自己最大冲击的事件”。但是，她避开了对事件的评价。因为“没有必要评论对错，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视点看法，那就行了”。
不下结论，这种思维方式与杨逸的人生观有关，经历了在日本的留学、工作、结婚、育儿和离婚，她表示“真是很艰难，世人、世事都很复杂，我懂得了无法单纯下定论”。
许多在日华人都在北京或日本经历了89年的民主化运动，在这20年间，他们对于天安门事件和民主化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岁月让中国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对于致力于商业的在日华人来说，现在的中国充满了机会。
精于画像处理的情报技术（IT）企业、CyberNet technology社（东京）的张林峰社长（41岁）正在致力于将这些技术在明年的上海万博出展推销。
张林峰也曾活跃在天安门广场，曾为了避免军队进入北京市中心而与别人一起进行劝说活动，但是，军队在一星期之后袭来，占领了广场。失望之中，他决定离开中国。
他在1992年来日本，在日本企业磨砺了技术，1999年与朋友创办了Cyber公司，与多家大公司有了商务来往。他认为“无论是什么主义，能让老百姓幸福的就是好政党”。
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杨中美（63岁）是东京民主化运动的领袖，在与那一年出生的女儿的对话中，能感受到这20年的岁月流逝。
杨中美在四所大学担任非常勤讲师，并且在1998年携全家加入日本国籍。成长为大学生的女儿，颇为欣赏在政府的强有力的指导之下，不断增强经济力量和国际影响力的祖国。
“中国确实是抛弃了弱者，但这种体制不是一种很快可以让国家变得强盛的体制吗？我觉得有一些牺牲也是没法子的。”
杨中美在家一般不提民主化运动，但他认为长女的话有着“统治阶级的道理。独裁主义一旦有偏差，就会给民众造成极大的灾害”。他加重语气这样说。
1981年来日本，曾在立教大学院上学。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后，在日本创办了杂志《民主中国》，批判政权。
但是，当中国的改革派失势之后，海外的民运势力也有偃旗息鼓之势。自1992年中国加速发展市场经济起，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向它靠近了。
“起码从经济方面来说，中国的现实已经走到了我们的理想之前。”
伙伴间的纠纷和家庭的负担都增加了，1993年，杨中美从民运中退出，而是“作为研究者来客观地观察中国”。上个月，他给党干部订阅的杂志发去稿件，一方面对“党内民主”的展开给予正面评价，一方面也表示“领导部门应该给民众展示民主选举的具体构想”。
对于20年前的运动，他表示，“理想和理念都没有错。但是，凡事应该有它合理的进行速度”。
在京都女子大学当非常勤讲师的在日华人男子（45岁）也坚信民主化运动是正确的。当时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电视采访，并因此而受到研究所领导的批判。尽管已经决定要留学，但护照却发不下来，而且原本已定的部委的位子也没了。他比预期晚了5年来日本，并在日本留下，取得了日本国籍。但是，考虑到老了以后他想回国，他一直与政治活动保持着距离。
民主化组织越来越无力了。1989年12月，由逃往中国人在巴黎组织的“民主中国阵线”日本支部有300人。但是，因“影响工作”，“给家人带来麻烦”等理由，参加者减少，如今约有40人，真正在活动的只有15人。两年前，还经历了一次分裂，分为两部分。一个成员这样说:“只见时间流逝，却没有结果的话，热情也就变冷了。仅用理想来维持组织太难了。”
报道原文刊登于《朝日新闻》2009年6月7日朝刊第3版
原文采写: 山根佑作、林望、浅仓拓也
中文翻译: 杜海玲
本文相关照片由《朝日新闻》独家提供
辞去解放军军职 从事民主活动
5月下旬，在埼玉县八潮市的住宅区。出租车司机边宁先生(47岁)结束20多个小时的工作回到家中，时间已是早晨4点多了。他看了看小学3年级的独生女熟睡的面孔，然后打开了电脑。
边先生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尉。现在在日本继续坚持搞民主化活动。
近50封电子邮件从美国和欧洲等地发来。有纪念天安门事件20周年集会的通知，有民主运动活动家的消息，有交换意见的邮件……也有的邮件是从中国国内发来。
边宁先生的父亲是解放军少将，母亲是共产党机关杂志的干部。边宁在1984年从北京的名牌大学毕业后参军，被分配到军工企业的武器出口部门。
1989年春天，天安门广场学生的民主化运动空前高涨。看到绝食的学生们，这种“热爱国家，希望国家好起来，并为此不惜身命的心情”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工作之余频繁来到广场，并在公司里发起募捐，购入食品，与20多个同事一起自做主张用军用卡车把食品运到广场。
6月4日凌晨他也在广场。“嘟嘟嘟嘟”，沉重的声音在广场响起。边宁马上知道那是军用机枪。“快跑”，他边跑边对学生们呼喊。眼前的女学生突然倒下了，他用手电筒一照，白色衬衫被鲜血染红，她的头部被击穿，当场死亡。边宁说:“我继续奔跑在广场上，脑子里一片苍白。”
军方命令他在家里自肃。“我所相信的东西全部轰毁了”，他请在日本留学的表兄办理了日语学校的入学手续，并求在公安局工作的初中的同学为他办了护照。
那年秋天他来到日本，在日语学校就读，在以促进中国民主化为目标的组织中办宣传小报。但是，但这个组织日见凋敝，宣传小报也在1996年停办。
他跟上海的妻子所生的长女没有国籍。他去中国大使馆办理取得国籍的手续，使馆要求他停止民主活动。为此他觉得很苦恼，但是在他眼前死去的女学生难以忘怀，这使他一直没有答应使馆的要求。
他也考虑过全家一起取得日本国籍，但是总是下不了决心。他说:“中国政治发生变化的一天一定会到来了。那时我将作为中国人回到祖国，去讲那一天在广场看到的事情。”
当时，日本也有数千人参加示威游行，因此留在日本的留学生也很多。但是现在还公开站出来谈民主化的人是少数。
去年在大阪，以前搞民主化运动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讨论当时的“遗产”的使用。
天安门事件当时，关西的中国留学生们发起的“中国民主化支援联合会”，从留学生和日本市民那里得到了募捐，但中国的民主化运动遭到镇压，资金已无处使用了。他们委托日本律师管理存折和印章,现在包括利息在内有700多万日元。
去年，现担任大学教授的原民运领导人，提出将资金作为义援金捐献给四川大地震的受灾者。正在这时，天安门事件的牺牲者遗属团体在网站公布了牺牲者的名单等，因此有人提出捐献给遗属团体的方案。“就是考虑到那些募捐的日本人，我们也不允许改变原来的目的”，大家支持了向遗属团体汇款的方案。
呼吁将捐款送往四川的教授，此后，被聘为中国著名大学的干部。另一方面，支持捐献给遗属团体的大学讲师的其余项科先生(46)说:“20年前的记忆始终无法忘怀”--对民主化的执著现在仍在在日华人的心中涌动。
报道原文刊登于《朝日新闻》2009年6月7日朝刊第1版
原文采写: 山根佑作，浅仓拓也
中文翻译: 张 石
本文相关照片由《朝日新闻》独家提供
大国的光和影
关注中国的人们
在一党专制的强权下，高效率不断实现国家大目标的中国，北京奥运会、宇宙开发、确保资源供应，也正在接近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交椅。
住在日本，出生在中国的人们为祖国的发展感到喜悦，有很多人支持并赞美共产党的统治，也有的人因为自己在日本社会是少数族群，因此有很强的自尊心。
但是了解天安门事件的一代稍显复杂。因为这个事件留在日本和来到日本的人很多。怎样理解民主化停止不前而又在发展的祖国呢?人们面对自己发出种种设问。
面对现实，来往于故乡和日本之间的人，到中国寻求工作机会的人，虽然是少数但仍然从事民主化运动的人，参与社会福利和环境改善，扎扎实实地让中国好起来的人……千姿百态，林林总总。
言论、政治活动、报道、宗教等围绕自由和人权的问题屡屡发生。怎样与在限制国民自由的同时，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上话语权不断提高的中国交往呢？这是日本和欧美各国等许多国家面临的课题。天安门一代在日华人的想法和行动，为人人们接近这个答案提供了许多富有启示的参考。
第5部分“天安门记”，传达了天安门一代华人的姿态和日本社会如何理解中国民主化的问题。
原文刊登于《朝日新闻》2009年6月7日朝刊第3版
原文写作: 编辑委员五十川伦义
中文翻译: 张 石
关键词 天安门事件
1989年，以胡耀邦原总书记逝世为开端，学生们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静坐，要求民主化，市内举行了游行，也进行了绝食。当局5月20日发布戒严令。6月4日凌晨，军队占领广场。
天安门记 (上)
在日华人 第5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