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静华

当各媒体报导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莫言时，日本的著名汉学家们纷纷在报纸上介绍了莫言和他的一些作品。比如从早期作品《红高粱》开始一直关注莫言创作并翻译了诸多他的长篇小说的吉田富夫（佛教大学教授）和藤井省三（东京大学教授）分别以《绝对站在弱者一边》（熊本日日新闻2012.10.14）和《起源于农村的魔幻现实主义》（朝日新闻2012.10.16）为题发表了评论。接著饭冢容（中央大学）、西木真伟（熊本大学）也相继在朝日新闻（2012.10.28）、熊本日日新闻（2012.12.9）上介绍了日文版的作品《蛙》、《牛筑路》、《红高粱》和《丰乳肥臀》。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例会也以“莫言与当代文学”为主题召开了研讨会（2013.1.12法政大学）。当然还有更多的媒体报导和评论就不一一列举了。

说起莫言大家应该不由自主地想起上世纪80年代末期轰动日本影坛的《红高粱》。说起《红高粱》自然会想起日本电影界曾经将它与著名导演黑泽明的《罗生门》并论。《红高粱》不仅驰名日本，也驰名世界，上世纪87年度曾经拿到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以及其它国内外11个大奖。这部作品原本是一部短篇小说，但是莫言始终认为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当作品和电影一鸣惊人后，他又继续写了《红高粱》的续篇《高粱酒》、《狗道》、《高亮殡》、《奇死》等等，编辑起来便有了长篇小说系列“红高粱家族”。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当代文学经过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朦胧诗思潮后，进入了一个转折阶段。作家们写尽了文革时代的悲痛，开始反思历史，直面社会，并且深深地思考“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于是，在西方文学理论滚滚涌进的同时，《百年孤独》的译本问世了。无疑莫言在创作之路上得到了马尔克思的启发，对此他85年曾在《青年报》上发表了谈话。关于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技巧，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藤井省三就已经做了研究（参见《用魔幻现实主义描写中国农村》，1991年日本ICC出版局）。诺贝尔奖作品《蛙》从书名到主人公姑姑遭遇的“青蛙袭击”事件都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意识。

《蛙》于2009年12月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日文版就以《蛙鸣》为译名与日本读者见面了（吉田富夫译、中央公论新社）。

全书由5部分组合，通过叙述者“我”来讲述作为妇产科医生的主人公——“姑姑”的接生故事，以展示历史及时代的创痛、悲哀和无奈。作品每一部开头都有一封写给日本长者杉谷先生的书信，诉说写作的过程和感受，并以谦卑的姿态署名为“蝌蚪”。通过考证得知∶这位长者是日本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这部著作共28万4千字。

作者在《蛙》第一部的开头语中写道：“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接著主人公姑姑接生下来的孩子就有了“王肝”、“袁脸”、“李手”、“陈耳”……和叙述者“我”万足，并依次讲述了姑姑走上产妇科医生的道路，这与其父亲和日本长者杉谷先生的父亲有著密切的关系。第一部令人难忘和心碎的是：陈鼻带著伙伴吃煤，姑姑和同事黄秋雅厮打得衣衫凌乱，头破血流。这两个事件都起因于两段惨痛的历史□□上世纪中叶的大跃进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

第2-4部展开了小说的核心部分。吃煤的孩子们进入了做父母的时代，而中国大地到处都在控制人口的剧增，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姑姑这个产妇科医生要维护政策，要为国家做贡献，这又是一个历史的大课题。关于独生儿女这个特殊的社会现象，通过媒体传闻及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目睹耳闻，尤其在农村偏远地带，生活的重压与传宗接代的古老思想的纠葛酿成的悲剧屡见不鲜。

如果说第一部是前奏曲，那么话剧形式的第5部则是终曲了。剧中人姑姑、我和陈眉的痛苦形象，大概正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写照。

作者以一个产妇科医生的伦理道德塑造了主人公“姑姑”，她在接生与坠胎之间痛苦地煎熬，受人景仰、受人咒骂、受人暗算……。她和她身边要生产的父母亲互相痛恨，不择手段。其实这个结构正是这个时代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缩影。

初看《蛙》的书名，人们想象不到它是一部描写这般沉重的历史和社会现象的作品，更无法想象作者轻松、诙谐的叙事形式，会触及我们的灵魂深处，探讨人性的功与过。关于“蛙”，第5部的第４幕话剧中蝌蚪“我”有这样的解释：“暂名青蛙的‘蛙’，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娲’。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我们的泥塑、年画里，都有蛙崇拜的实例。”（308页）因为姑姑的坠胎伤害了娃娃，所以青蛙要报复姑姑。在她醉酒的一个夜晚，欲往家走却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一片洼地：

“它们波浪般涌上来，它们愤怒地鸣叫著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她团团围住。

姑姑说她感到了它们坚硬的嘴巴在啄著她的肌肤，它们似乎长著尖利指甲的爪子在抓著她的肌肤，它们蹦到了她的背上、脖子上、头上，使她的身体不堪重负，全身爬在了地上。姑姑说她感到最大的恐惧不是来自它们的咬啄和抓挠，而是来自它们那冰凉粘腻的肚皮与自己肌肤接触时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恶心。——它们在我身上不停地撒尿……。”（215页）

这似真似梦，真假难辨的叙述让你在现实与虚实中徘徊徜徉，而魔幻世界的描述贯穿全书。就像读者没有资格和理由说姑姑的经历是幻觉一样，也无法证明那些魔幻的叙述都是真实世界。读者们只有跟著故事的脉络加以质疑或想入非非。这种魔幻意识究竟向我们专递了什么呢？对此，“我”在给杉谷义人先生的书信中，有如下的坦白：

“如果人人都能清醒地反省历史、反省自我，人类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愚蠢行为。（78页）”

“至于我自己，确实是想用这种向您诉说的方式，忏悔自己犯下的罪，并希望能找到一种减轻罪过的方法。”（179页）

在后记的结束语里作者还写道：“写完这部书有八个大字沉重地压著我的心头，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343页）无疑，生活在这个宇宙里，我们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份责任，有份义务。作者勇敢地承担了过失和痛楚。”

《蛙》以魔幻和诙谐的手法叙述了一个大历史，反思了我们这个民族在不断的社会转型中，所经历的种种创痛和挫折。同时，主人公姑姑的呐喊：“我死过了吗？这么说我再生了（340页）。”正是作者对现实社会感到迷茫以及向往新生的强烈呼吁。